原來周蔡“大戰”的二十年前，知識界也有過“時代偶像”之爭

2019-08-07 12:2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就在不久之前，周杰倫的微博超話在“周杰倫夕陽紅粉絲團”的努力刷榜下達成了1億影響力。這不僅刷新了微博超話的記錄，更是讓周杰倫以超過第二名蔡徐坤近一倍的成績獲得了“大戰”的勝利。

此次兩大娛樂圈領袖的碰撞引起了一番持久而激烈的討論，有網友戲稱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粉絲作戰”，連人民日報也發表微評，與萬千群眾一起探討時代偶像的力量。

其實，在上個世紀末，也有一場轟動一時的知識界“時代偶像”之爭。兩位主角的咖位都十分驚人，一位是被譽為“民族之魂”的革命旗手魯迅，另一位是“五四運動”的軸心胡適。

這場辯論起源于一位學者提出的這樣一個疑問：“魯迅是他同時代知識分子中唯一一個得到肯定的知識分子，但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奇怪的是魯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態度溫和的胡適卻從來都是被罵的，

為什么新時代愿意用‘從不低頭’的魯迅來作為自己的旗幟，卻不用胡適呢？”

那么，對于當下中國來講，作為知識思想資源，到底是魯迅還是胡適更合適？同為一個時代的杰出人物，他們誰更能代表那個時代的精神？針對這些疑問，錢鎖橋先生在他所著的《林語堂傳：中國文化的重生之道》中為讀者做了整理和分析。

01 反思魯迅和胡適遺產

重新評價魯迅其實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魯迅研究者努力將魯迅從“旗手”的形象中糾正過來，拉低其意識形態功能，重新關注其作品的美學意義。但這種美學轉向也為后來更深入的挑戰鋪平了道路。

二十世紀末對魯迅的挑戰主要集中在這樣三個層面：對魯迅作品的文學美學價值進行結構式批判，對魯迅的“國民性”話語進行后殖民式批評，對魯迅的知識分子立場在道德上、政治上質疑。

有學者指出：如果只在美學意義上欣賞魯迅作品，那么魯迅有美學價值的作品顯得相當單薄，分量不夠。對解構式批評家而言，魯迅小說只有少許可視為文學佳作。王朔在文學雜志《收獲》（2000年第2期）中發表文章直指魯迅的白話文寫作不怎么樣，很幼稚不老練。馮驥才的《魯迅的功與過》一文則從后殖民理論出發，指出魯迅的國民性批評源自西方傳教士的話語，是西方傳教士首先提出所謂“中國國民性”的命題，以揭示中國人性格的缺陷，以便為在中國傳教尋找理據。

對這些解構式挑戰，魯迅的辯護者回應的方式基本是采取輕蔑的忽視，似乎嚴肅的魯迅研究者不應該壓低自己的身價來理睬這種虛妄的反偶像姿態。或者，有如一位學者指出：

“用解構策略來挑戰魯迅忘了一個重要歷史事實：魯迅自身就是現代中國最杰出的解構主義者。魯迅一生都在解構中國傳統文化的鐵屋，而這正是魯迅的精神。因此，用解構主義來消解魯迅，不是很可笑嗎？”

有關魯迅的政治道德和知識立場問題，辯論也很激烈。在政治道德領域，魯迅受到尊敬，正是因其所謂“硬骨頭”精神：從來不向社會上各種黑勢力讓步，也從來不向任何權威低頭。相比之下，胡適的態度就差遠了，顯得既不高尚，也缺乏吸引人處。

當然，有很多人更喜歡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有學者認為胡適和魯迅的根本區別源自兩人不同的教育背景：

“魯迅是明治維新后建立了極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學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現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殘缺的，后來又接受了半西方半東方的俄國的社會革命思想。而胡適則是在被馬克思稱做‘天生的現代國家’的美國的留學生，又一貫關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

當然，說留歐美派學人一定比留日派傾向自由主義，這不免偏頗。就歷史上看，以魯迅為代表的留日派學人確實比較熱衷激烈的革命途徑，而留英美派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改良進程。最近國內學人重新看重胡適，正是企圖找回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

相對于魯迅的“硬骨頭”斗爭精神，胡適最主要的遺產便是“容忍”二字，其生前諄諄教誨并身體力行。

“然而，20世紀中國最匱乏的精神資源之一，就是容忍。寬容由于被誤認為是軟弱、妥協和不徹底，奉持這種價值的胡適自然也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反面。”

胡適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勸誡不要輕易自己認定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而一切與自己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已，往往都是因為缺乏寬容。

02 我們要魯迅還是要胡適？

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也是中國現代性的兩個標桿。新文化運動起初是一場提倡白話文，以確立現代中國的標準語文的文學革命，它對后世的意義當然遠非僅此。尼采式“重估一切價值”蔚然成風，它實際上是場文化革命，引領了一個打破偶像崇拜反傳統的時代。

胡適、魯迅領軍新一代受過西式教育的青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猛烈攻擊。胡適和魯迅同屬反傳統陣營，也都把“批評”看作現代知識分子的標志。但二者的思想還是有著鮮明的個人特色。

“從現代知識思想史角度看，胡適的功績在于其為整個現代中國知識域開創了新的‘典范’。此典范主要有兩個層面：對傳統儒家政治文化體系的批判，使其解構潰散，再也無法為‘本’，同時允諾通過盡可能‘西化’來創建一個‘新的文明’。胡適和魯迅對此心有靈犀，不過側重點明顯不同。在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上，恐怕沒有人像魯迅那樣對傳統中國文化有如此尖銳與透徹的批判，而胡適為建立‘新的文明’幾乎在所有知識領域都有開創性貢獻。面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挑戰，新一代中國學人勇于自我批評、擁抱他者，這種開放胸懷在人類歷史上也不多見。就憑這一點，胡適和魯迅都是中國現代性的典范人物，甚至是全球現代性的典范人物。”

中國現代性經驗已有一個多世紀，當今世界格局早已今非昔比，正如對胡適、魯迅兩位知識領袖的討論重審一樣，胡適、魯迅所崇尚的“新的文明”新文化典范也都需要重審與調適。如果說我們要從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中國吸取點什么教訓，起碼我們得重視知識分子批評的功能與效果，警惕價值虛無的文化批評。啟蒙批評在當今中國當然有其價值，甚至有緊迫性，但同時也有必要警惕以啟蒙或正義之名批評的陷阱。

改革開放前魯迅能受到如此輝煌的借用，多少和魯迅式的文化批評特性有關。反傳統立場有其歷史必要性，非如此恐怕無法把中國推進現代文明。

“但魯迅的文化批評，借助尼采式的‘權力意志’，對中國文化一味采取解剖式的嘲弄與解構，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么建設性導向。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要用來敲開中國傳統文化這棟窒息的‘鐵屋’的，現代青年備受鼓舞，掙脫傳統枷鎖，探尋‘新的文明’。可是，當人們看到這種批評也可以輕易被用來為瘋狂添磚加瓦，當然值得深思。”

其實，胡適也一樣，也說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系統。他和魯迅的信仰類似，只有一點重要區別：他對美國生活的方方面毫不掩飾的費賞，這出自其美國留學期間的切身體驗。但這正是胡適長處所在：他是位典范轉換者，不是系統思想家。

“胡適就像后世的伏爾泰。伏爾泰借用儒家文化開啟啟蒙運動，使西方走上世俗現代性之路。胡適堅信其美國所見所聞之進步性，要儒家文化讓位于現代知識，使中國走上創建‘新的文明’之程。胡適的著述涉及現代知識方方面面，而且是用看似極為簡明通順的語言，很難具體說明他的‘思想’是什么。最根本上說，胡適是五四‘德先生’和‘賽先生’最佳的闡釋者和實踐者。鑒于胡適對西方現代文化嫻熟通透，他把‘科學的方法’引人中國，不僅要其適用中國學問，而且要在中國人生活各個方面都用‘科學的方法’。胡適一輩子都孜孜不倦提倡中國要‘西化’，總是擔心儒家保守勢力太頑固，時時妨礙中國的現代化。”

——選文摘自《林語堂傳：中國文化的重生之道》

中國現代性經驗一個多世紀以后，這兩個坐標都需要被重新考評。魯迅和胡適都有他們應該被銘記和借鑒的一面，同時也有需要被反思的一面，“時代偶像”的評價不應該是基于他們的歷史聲譽，而是基于他們的作為對時代發展的價值。同樣，從已經謝幕的周、蔡粉絲之間的“大戰”中，我們看到的絕不應該僅僅是排行榜上冷冰冰的數據，我們應該明白，周杰倫與蔡徐坤之所以被大眾關注和喜愛，是因為他們用自己閃閃發光的特質喚起了一個時代的向往。

偶像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搞個人崇拜，他們的意義在于讓人們以他們為明燈，照亮前方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