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荒田

一

1995年前后，舊金山灣區華人圈首屈一指的廣東話電視節目《晚間7點鐘新聞》，每天播出廣告，有一則，以“想知道，睇《樂報》”為廣告語，一位清純妹子以本地景點——金門大橋、漁人碼頭、九曲花街為背景，搔首弄姿，引起我的好奇：是什么來頭？到那一年，我已在舊金山生活了16年，不但每天讀報，還在其中一家當過編譯，在傳媒這一行不乏朋友，對紙媒的生態相當熟悉。發行全美各地的大報三家，小報在七、八十年代達十多家。中英雙語的，繁體字的，簡體字的；娛樂的，宗教的，購物的；五花八門，除卻極少數受供養（如某官方或教會資助），廣告是唯一的財源。小報本小利微，廣告收入養得起一兩個集采編、翻譯、排版、發行、拉廣告于一身的總編輯、社長已算“上了軌道”，哪里有每30秒付250美元上電視晚間黃金時段的實力？

很快，我從文友許君口里知道《樂報》的底細。這小報是三年前本地一位小文人為了過“發表癮”創立的，初期不定期出版。按照鄉下人的通俗說法：“爛瓦片也有三年運”，它也紅火過，證據是在一家住宅租下一房一廳為編輯部，門前掛“樂報”的木匾，里面影印機，電腦，電話，前期作業的工具一應俱全。版面編好，交付擁有印報成套設備的大報社代印，再雇請駕車替大報給分銷網點送報的員工“稍帶”代送，每份賣2角5毛，錢全歸賣報的店家。但到1995年初，骨干病的病，退休的退休，愿在它周轉不靈時挹注資金的“金主”，即為圓年輕時的“作家夢”而投入最多時第一任社長（也是董事長），“發表癮”沒過足就歸西了，其余參與者打算把報紙結束，清盤時才發現“尾大不掉”，首先是報社的租約，還剩5年，每月租金700元，關了門也得付。于是，改變策略，在唐人街通過林林總總的同鄉會、商會、協會，尋找接辦人。

事情的順利教將之喻為燙手山芋的前副董事長大感意外，出面接下的是史蒂芬·王。史蒂芬40出頭，儀表英俊，個子高大。他離開香港，在舊金山安家不到一個月，朋友把這一“商機”告訴他，他花一天讀遍唐人街報刊的所有小報，花一天查閱賬簿和視察環境，再花一天拜唐人街社團的碼頭，第四天和主持轉手事務的副董事長在茶樓簽了合約，以一元美金的價格買下《樂報》。

二

史蒂芬不是等閑之輩，他帶來的總編輯孫傳，年近50，在香港出生、長大，一輩子吃“報紙飯”，10年前因老婆有了外遇，憤而只身移民來這里，一直在金融區的大廈當清潔工，常常以“贏得斯文掃地名”自況。孫傳和史蒂芬家是世交，孫出道之初，在香港一家以登賽馬消息為主打的報紙當校對，而史蒂芬的舅舅是名震香江的專欄作家，他在孫供職的報紙也開了專欄，因此孫傳認識專欄作家，連帶地，和替舅舅送稿來報社的史蒂芬也有數面之雅。他們兩人在舊金山街頭偶遇，聊起辦報，一拍即合。方略敲定：娛樂性為主，每周一期，星期四定版付印，星期五上市，接下來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是華人聚居區人流最密集的兩天，紅色報頭的《樂報》被各書店、雜貨店，超市、攤檔置于搶眼位置。

三

孫傳主持《樂報》筆政伊始，敦請有唐人街“第一支筆”美譽的許君開辟專欄。其時許君在唐人街資格最老的《金山日報》擔任頭銜響亮但薪水微薄的“首席編輯”。新科老總孫傳登上《金山日報》自開張以來就沒更換過的、嘎嘎作響的三合板樓梯，在被舊報紙和卷宗占去大半的辦公桌的后面，把正在手拿放大鏡查《牛津英漢大字典》的許君“挖”出來，請到咖啡店，訴盡資深粉絲的仰慕之情。許君以編務太忙為借口，不肯俯允。孫總編只好請史蒂芬出面，邀請許君，和孫三人在老字號“利口福”吃了一頓實惠的夜宵，史蒂芬只用30分鐘，就以教寒酸文士涕淚泫然的誠懇，讓許君拍胸口說，好，一星期一篇，不要稿費。

事后，我問冷傲與文筆一般出名的朋友許君，為什么給史蒂芬這么大的面子。許君說：史蒂芬是個人物，過去在香港經營旅行社，全盛期旗下的分社遍布九龍半島，達100多間，實力和信譽排名全港第二。80年代，許多從香港去內地的旅行團一度被取消，他不得不按合約給參團者支付違約賠償金，一下子虧了一千多萬。山窮水盡之際，老婆和他鬧離婚。接下來幾年，他還清債務，和同情他際遇的前部下結婚，來這里重新出發。如今他全靠老婆，她在兩家餐館當侍應生，支持他創業。這樣的好人，不幫幫誰？果然，許君以“仰蘭”為筆名開的《金山閑話》專欄，成為唐人街風雅人士在茶樓聚會時的話題。不知內情的以為許君的前戀人叫“蘭”，他知道，他最心儀的作家，是英國的小品文大師——蘭姆。

不過，關于這一飯局，孫總編說了另一個版本：談話開始，史蒂芬拿出一張《美華文化人報》（舊金山的華人文藝界人士所辦的月報，專登文學作品，免費派送），指著劃滿紅杠杠和諸如“絕妙”，“感動”，“精辟”一類批注的散文，說：昨天晚上，為了它，沒合過眼……許君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得意之作《書卷故人》！許君萬萬想不到，這位商場悍將，居然從舅父那里“偷”得不少學識和品味，說許君此文的機鋒，寄托，情懷，在在搔著癢處，戀愛屢屢失手，50歲依然單身的才子頓時一臉淚花閃爍，擱下筷子，宣示：士為知己者死！這一層許君對我沒有提及，是出于自律：對知道自家底細的同好不自炫。

四

許君的評價并不離譜，史蒂芬是不錯的商人，他堅持“用人不疑”的原則，編務全由孫總編負責，只提供幫助，卻不指手畫腳。

《樂報》作為定期周報，出到第二期，就有了教全市幾家員工數十乃至上百的大報側目的大手筆——獨家披載“東海投資集團詐騙數千萬美元”的大案。這一期《樂報》，以套紅頭條加上照片的長篇報道，將那個年代尚稱“新猷”的龐德式集資伎倆作了抽絲剝繭的揭露，一時間，人人爭看《樂報》，周末過后，加印兩次。這一漂亮至極的操作，是孫總編與記者小崔完成的。

孫首先從一位親戚處發現疑竇，這親戚原先和他過去一樣，是清潔工，但干得好好的，突然辭職，改穿三件套西裝，每天去唐人街都板街的恒信大廈11樓東海集團總部“上班”。“進了辦公室，也沒事情干，你高興就打電話，拉親友加盟。不干事，拿一杯咖啡晃來晃去，老板看到，只是點頭笑笑。”孫總編問：“哪來的工資？”“放心，我給東海投資兩萬元，每月拿利息3000元，這就是報酬。我過去拿拖把、吸塵器，累死累活，一個月也賺不到這個數。”

孫總編追問，投出去的錢拿來干什么。親戚說，東海的董事長張某是投資奇才，憑買賣股票，風生水起。錢到了他手上，就是一本萬利。

這段時間，總部設在洛杉磯的東海集團，由董事長帶隊，剛剛在舊金山安營扎寨，在所有媒體，包括電視臺、電臺、大小中文報章，實施廣告的狂轟濫炸，董事長在電視臺買了時間段，開講《股票投資寶鑒》，大大小小的媒體看在源源而來的廣告費份上，巴結還怕不到位，怎么敢去扒糞？

唯獨孫總編深入虎穴，三次穿過總部一堆堆內穿西裝，套裝的無所事事的“雇員”，單獨會見張董事長。第一次自稱香港富商，套出對方的詐騙路數。第二次，開列具體數字，要對方公開投資的月收益高達20%（投入1萬元賺2000元），訣竅何在？逼他交代哪一種股票提供這樣高得離奇的回報。第三次，亮出《樂報》總編輯的牌子，聲言為保護廣大投資者的血汗錢，非捅穿騙局不可。張董事長氣急敗壞，走出辦公室，召集無所事事的“員工”們，圍攻“不懷好意的家伙”。在外面擔任警戒的小崔即使出現，把孫護送出去。

那一期《樂報》我細細讀了，驚嘆孫總編的厲害。其中兩個細節記憶猶新。一是：東海集團集資，善用群體性壓力。不是所有投資者對老板這一“投資天才”信任到底，一些清醒者要求提走所投入的資本，老板先擺出許多條“不撤”的理由，再萬般惋惜地應允，但把“結算”辦成一個“批斗會”，“上班”的“員工”們終于有了用武之地，無不放下咖啡杯，賣力表演，上百人把“變節者”圍在中心，吆喝，聲討，可憐蟲懷里雖然揣著連本帶利的支票，臉上更布滿唾沫，好不容易才逃出。其他員工目擊這樣的場面朵拉，都害怕受羞辱，不敢步后塵。

第二，張董事長之所以“預測”股市走勢精確無比，原因僅僅在時區差異，紐約和舊金山兩地時差為3個小時。東岸的華爾街股市早上7點開盤，西岸才4點，人們還在夢鄉，“天才”在東岸只要起得早，查看電腦，對各項業已公開的數據便了如指掌。這本是小學生也明白的常識，但經多番包裝，渲染，崇拜者渾然不覺。“醉心于一夕暴富的投資者，萬萬沒想到，東海總部的董事長辦公室旁邊有一個密室，里面一臺播放紐約股票交易所交易實況的電視機，就是騙子的魔術箱。”

《樂報》針對東海集資案的報道，出了三期。東海關掉舊金山的總部，逃回洛杉磯，不久遭聯邦調查局調查，老板被捕。

經此一役，《樂報》在小報群中脫穎而出。知名度劇增的正面效果，是廣告涌入。走在唐人街上，史蒂芬·王的腰桿挺直了，各社團開年會，把他請上主席臺的次數越來越多，“大個子王社長”被聰明的孫總編省略為“大王”，孫說，這不是指他多了霸氣、綠林氣，而是指他正憑借《樂報》東山再起。

邁上全盛期的《正報》，雇員增加了。新進來的也是厲害角色——國內首屈一指的名校的新聞系出身，移民前在北京一家大報任記者多年，她上班的第二天，碰巧舊金山作家協會舉辦研討會，她來采訪，我見識了她敏銳的新聞嗅覺。龔女士得悉出席研討會的一位會員，剛剛參加了世界詩人大會，從日本橫濱回來，便吃定他，會議沒完，就把他請到會議室外面采訪，過程僅10分鐘，當三天以后出版的《正報》上，文化版上一篇《世界級詩人載譽回到舊金山》，以詩人在該盛會作《古典到現代》的雙語演講談到詩人的身世與成就，莊嚴地指出：這位詩人，早在五十年代，就響亮地提出“向諾貝爾文學獎進軍”，如今，他離那個寶座，只有數步之遙！”

報紙一出，本地文化圈議論蜂起：我的天，大人物就在身邊！被采訪者深藏若虛地對我說：“有這一篇，夠了。”

五

1996年初，《樂報》上了軌道之后，我也和許君即“仰蘭”一樣，被邀為專欄作家。但稍有不同，仰蘭的《閑話》在文化版，話題海闊天空；我的《金門橋絮語》登在頭版中間，必須就本地的人或事發言，是介乎“社論”和“隨感”的時政議論。孫總編交代說，是“大王”的指示，每篇付我25元。我問他，論行文的老辣，許君勝我多多，而況他寫了這么久，沒領過稿費，他知道了會不會發牢騷？孫總編說，不會，先問了他，他說限定寫本地，弄不好會冒犯人，夜里在街上走被人斬掉手指，可不好玩。

孫總編還私下對我透露，更重要的原因的許君交稿從來不準時，每一次都要打五六次電話求求爺爺告奶奶，就差下跪。他總是最后一天——星期四早上才把那一千字的稿子趕出來，報社要派人去許君住處樓下恭候，拿到手稿馬上趕回去打字。而我（取筆名“方閑”，意為“正好有空”之意），從來不用催。且以電子郵件發去，不必麻煩報社那位以“倉頡”輸入法打字的小青年。

不出老于華人圈世故的許君所料，我的“絮語”刊出第二篇，就出了簍子——唐人街上一家茶樓開張之日，雇請好些人在街頭發傳單，我和友人拿到一張，一看，蠻新鮮呢！是自助餐，隨你吃，只要5.95元。明眼人馬上算出比按碟算便宜。友人提議何不試試。于是進去。

憑良心說，這一家，從食物到服務都在可接受的范圍，我不宜予以惡評，可是赫然貼在餐廳多處的《公告》委實讓人生氣。它載上這樣的條款：如果拿走的食物吃不完，茶樓有權向警方報告，請其處置。我問：進來用餐，為飽肚，也為消遣，店家何以如此小家子氣？我就以《招警查辦》作為“絮語”的題目，寫了一篇，自問持論平和，充分肯定了“某茶樓”的點心質量和服務態度，然后指出這一條款的不智，善意地提出既警誡浪費食物者又保持風度的辦法。為了維護商家的面子，把魯迅型諷刺全部舍棄。

不料，報紙上市以后，孫總編來電話，嘆氣道：那家茶樓炸窩了，說才開張就觸霉頭，要控告混蛋“方閑”和報社。觸霉頭的替《樂報》拉廣告的人，同一天上茶樓找老板，祝對方“新張宏發”之后建議人家登廣告以擴大影響，開始時老板不知道來人是《樂報》的，蠻客氣地談，說可以簽半年合同，后來才知道，當場發飆，撕掉合同，罵：“媽的還有臉上門！”差點甩一巴掌。好在老板沒有財團的背景，打官司耗不起律師費，沒有動真。

我那個時期患了手癢癥，狂熱地寫，胡說八道，樂在其中。電腦存著《絮語》的文檔，如今重讀，只好以一句“卑之無甚高論”概括。其中一個含7篇的《論唐人街的愛國主義》的系列，“大王”曾發往“加州華人傳媒協會”，參加一年一度的評獎，“看能不能拿個政論獎”。我正色道：別讓我出丑。他比我更嚴肅地說，不是為了你爭名氣，而是為了讓《樂報》在主流媒體占一席之地。

這一年，《樂報》實現了革命性轉型，不再是文化人不屑于寓目的“坊間八卦”，而是“頗有看頭”的娛樂讀物。不但唐人街的報販們樂于進貨，將之放在攤檔上眾多報紙的前端，讓客人最容易拿到；而且在華人聚居區有了自動售報箱。這是老板“大王”的過人處，他的腦筋活泛至極，總是“隨手”就把事情辦妥了。使《樂報》第一次突破小報格局，讓廣告語“想知道，睇《樂報》”天天送進晚飯時分看粵語新聞的電視聽眾的耳朵，是他第一次小試牛刀，他沒花過一塊錢。

出鏡的俏妹子是從香港來留學的，學的是藝術，兼職當模特。大王對她說，你這次在電視臺亮相，模特公司一定找你，到時只怕你活接不過來。妹子一聽，寧愿倒貼。操錄像機和剪輯的是“沙煲兄弟”，廣告片送去電視臺，也不花錢播放。大王和電視臺的總經理上酒吧喝了三瓶百威啤酒，談好了交換條件——《樂報》每期在頭版下端登“黃金時段唯一粵語新聞”的廣告，電視臺以每晚播送三次“想知道，睇《樂報》，彼此不付費。

至于售報箱，是二手貨，此前，洛杉磯一家野心勃勃的《神州時報》來舊金山開拓疆土，在街頭安放數十個漆成黃色的方形鐵箱，才出了三四期，就因為拉不到廣告而關門，售報箱撂在街角。大王選些完好的運走，花不多的錢上漆，寫上“想知道，睇《樂報》”的醒目紅楷體，成為唯一設報箱的本地小報。

六

花無百日紅，《樂報》在“大王”接手半年以后，就從頂峰跌下。沒落的軌跡如草蛇灰線，總括起來，有三個原因：

首先，孫總編因采編“東海集團集資案”，一炮而紅，但沒有“第二炮”，從此之后，頭版一味是香港或臺灣的影視明星的“八卦”，什么“歌神XXX新加坡會神秘女性”、“濠江富商正室與二奶講數”、“xxx拋售半山區物業抵天價賭債”、“野獸男自爆強奸校花”，是頭版頭條，去配上搶眼的大幅黑白照片。自稱香港報界“老行尊”的孫總編有投合小市民偷窺心理的直覺，他所精心選擇的新聞，一般不涉及政治，國家大事，都是情色——偷情、捉奸、爭風吃醋、爭家產，還有就是港澳黑社會。我未能免俗，有時路過唐人街的報攤，瀏覽《樂報》頭版，也常常被聳動的頭條引發好奇心，“喲，香港首富XXX發妻死因揭秘……”忍不住買一份看個究竟。

后來，我因所在協會在《樂報》的文藝副刊刊載會員作品，去了報社幾次，走進孫總編的辦公室，著實吃了一驚，原來，爆炸性新聞都是從香港出版的八卦小報和雜志偷來的，連同所有照片，都毫不客氣地照搬，但標題被孫總編的生花妙筆改了。我看著桌面鋪的盡是贓物，搖搖頭，苦笑。孫總編看到看透我的神情，拍了怕我的肩膀，說：“沒事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然而，所賣的盡是“二手貨”，讀者看多了，就膩味了。

其次，是孫總編容不了人。他天生是單干的，比他強的，他逼人走；比不上他的，被他肆意欺負。早期和他一起開辟草萊的記者龔女士，被一家大報以每月薪水多250元的價碼挖走。跟孫總編跑新聞最賣力的小崔改行開貨車去了。

《樂報》登招聘廣告，新移民中有的是人才，孫總編從20多個應征函中選，把“香港來的”最先汰去，因為他不愿內部有一個太熟悉香港報業內情的，尤其是比他還老的“老油條”，臺灣來的也不要，因為他過去和當清潔工的臺灣人都吵過架。

從內地背景的應征者中，選了8位面試，孫總編喜歡居高臨下地詢問，而對方總是百般討好，這一段時間讓他重新變為大丈夫。中選的是河南來的，姓丁元，本科是新聞，自學英語達六級，吃過前時在省報當文化記者，后來跑累了，改當編輯。他一家四口去年移民，老婆進車衣廠當單針工，他在餐館洗碗，一次把洗干凈的一疊盤子放上高架，摔了一跤，老板聽到瓷器破碎的聲音，跑過來，心疼地問“碎了幾只”，卻沒問他受傷沒有，令他心涼，便決心回到本行。孫總編看上他，是因為他的英語漂亮，而報社內，長期苦于沒人讀通英文信函，更不必說寫英文信和翻譯新聞稿件了。

丁元上班第一天，為了討近乎，兼入鄉隨俗，稱呼孫總編的英文名字“亨利”，孫一臉不高興，但不好發作。孫總編交代的第一項差使，是為頭版的“八卦”新聞配照片。報社的電腦老舊，縮放圖片的功能不利落。孫總編手把手教丁元，用直尺量度香港出版的八卦雜志上的圖片。“你怎么笨到這個程度？直尺也不會用？還新聞系！”丁元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好在，孫的脾氣上得急也退得快。各自打開從家帶來的保溫盒吃午飯時，孫變得和藹了，趁介紹報社的運作，對丁元鄭重地說：“這里是中國人的社會，不興英文名字。”“那我稱您孫總編？”“隨便。”

孫總編維持動不動訓斥下屬的作派，丁元干了一個月以后，每月拿1500元，這是“大王”定的。這也成孫總編罵他的一個理由：“媽的，我堂堂總編輯，只比你多300元！”三個月以后，丁元轉去一家大報當新聞翻譯，只是半工，而且是半夜上班。工資也少了，但他說：“再給老孫欺負下去，我要發瘋！”

“孫這人勤奮，嚴謹，是不錯的編輯。可是人品不行，不能平等對待手下。他早年離婚，前妻嫌他沒出息，跟一個小老板走了。這事摧毀了他的自信心，從此，他不罵下屬就找不回尊嚴。”

老板“大王”在全盛期的末端，銳意進取，看準舊金山以東的中谷地區沒有華人小報，而那里的中餐館不少，便增加《樂報·中谷版》。他物色到一個厲害角色——在國內省級大報擔任過總編輯的鐘全，鐘全年近60，3年前移民，投靠在硅谷當軟件工程師的兒子。鐘全住在中谷，對那里的商機了如指掌，是他高屋建瓴的規劃加上廣告業的內行，使大王下了擴張的決心。

大王在報社會議上介紹了鐘全，指出鐘的頭銜是“副總編”，負責中谷版。和孫總編合編共同版面，同時單獨負責中谷新聞與專訪。鐘全進來時，丁元還沒辭職。他私下對鐘全說：“但愿你能熬3個月。”鐘全問為什么。丁元說：“你越是行，就越難站得住。”鐘全不以為然：“上面還有老板呢！我是老板請來的。”

不出所料，第三個星期，孫和鐘這“二虎”就爆發劇烈的爭吵，起因是頭條標題用了一個香港流行的“媾掂”（意為“追求女性成功”），鐘全說，中谷的中餐館老板，多數是北方人，不明白粵語，能否改掉。孫指著鐘全的鼻子罵他撈過界。兩人吵得不可開交。碰巧大王進來，忍無可忍，大手往辦公桌上一拍，吼一聲：“煩不煩人！”用力之猛，把厚玻璃打裂，碎玻璃刺破手掌，鮮血淋漓。嚇得孫和鐘立馬噤聲，分頭去找繃帶和止血藥。大王改變策略，實行分而治之，任命鐘全為中谷版總編輯，與孫平起平坐，編務各自獨立。這么一來，得為鐘全加聘編輯制作中谷版的其他版面。

第三個原因才是致命的。為《樂報》來廣告的兩位代理，原先是舊金山灣區發行量最大的日報的廣告部中堅，是大王所開的條件吸引他們跳槽的——傭金高達45%，按本地行規，傭金是10%。兩位年輕人，有的是人脈和活力，業績最好的月份，每人拿1萬多元，相當于孫總編月薪的6到8倍。孫總編對這種“不平等”早已滿腹牢騷，大王開始時還能力排眾議，但中谷版獨立出報以后，開銷太大，不能不多方削減，咬牙向“命根子”開刀——廣告傭金減為20%。兩位代理人當然不買賬，不但甩袖而去，還帶走一批客戶。

全報社的運作，“開源”與“節流”兩方面不但沒有絲毫進展，反而倒退，《樂報》陷入財務困境。

七

我是只管每星期寫一篇《絮語》的局外人，對《樂報》的內部運作知之不多。唯一影響于我的，就是每篇25元的潤筆，只收到過一張面額為200元的支票。我已寫了八個月，合共32篇，該拿800元。但我一直沒吱聲，好友“仰蘭”即許君，出于對大王的好感，數年來義務寫稿，我怎么好意思計較？但有一段時間父親進醫院給膝蓋換了人工關節，我要照顧他的起居，便向大王及孫總編請假，暫停《絮語》。

大王是利益至上的商人，馬上看穿我“請假”的緣由。他給我來電話，單刀直入，要請我吃飯，順便送上支票。為了表示對全體文化人的尊敬，他“一并”請我所住文藝界協會的文友聚會。我從許君那里多少知道《樂報》的底細，因為孫總編或大王仍然得一月至少一次請他吃飯，以為酬庸。 “可憐史蒂芬，”許君前幾天在電話（他一直拒絕在任何場合稱史蒂芬為“大王”），說，“上兩個星期，他和老孫請我吃飯，結賬時讓侍應生刷過三張信用卡，都被信用卡公司銷了號，最后打電話請老婆帶現錢來，好在他老婆就在附近。打那以后，我對他們倆位聲明：稿子我照寫，但飯局不參加了。”我納悶，風雨飄搖的老板哪里弄來一筆錢呢？

這場飯局，大王委托文協一位副會長代發邀請，人家問他請哪些人，他大方過頭，說了一句：“誰喜歡就來，《樂報》靠你們撐腰嘛！”副會長熱情過度，按照協會的名冊一個個用電話發通知。好在不是周末，來了30人，擠滿了唐人街一家小餐館。我一看暗暗替大王叫苦。

寫作的，繪畫的，照相的，唱戲的，寫字的，加上無會不與的“活動家”之外，還有幾位“要人”，如孫總編，鐘總編，以及早已在另一家報社當上采訪部副主任的龔小姐。濟濟多士，圍坐四張大圓桌。身為“臺柱”的專欄作家許君因上班沒來。“大王”談笑自若，但對我客氣有余，眼神躲閃。我留心觀察勢同水火的孫和鐘兩位總編輯，都保持距離，沒有交談一句，我為此刻無戰事而慶幸。（事后我曉得，赴宴后第三天，鐘提交辭呈。他離開后，中谷版隨即停辦）。這頓飯，說不上奢侈，但夠豐盛，其中有預先定做的“擬佛跳墻”（即食材便宜，價錢只及正宗的三分之一）一大鍋，雞鴨魚蝦盡有。大王帶來一瓶從香港買的“加飯五加皮”，只夠每人一小杯。兩個小時以后，飯局結束。賬單放在大王面前，我在對面悄悄觀察，他的臉色瞬間變了，濃眉皺了皺。我暗里叫苦，千萬不要沒錢付，何苦呢！請來的，絕大部分幫不上忙。大王站起，把經理拉倒一邊，悄聲討論了一陣，掏出信用卡付賬。

本來說好，“鐵定給我付報酬”的，但我離開時，大王躲得遠遠，沒過來和我道別。我知趣，不去找他。事情明擺著，他沒料到人這么多，開銷這么大，把本來要付我的那筆預算也“吃光”了。我在餐館門口，遠看他落在后面，沮喪，負疚，乃至絕望，明明白白地寫在不失俊朗的臉孔上。我滿懷同情地嘆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

我向許君學習，不再提報酬，照常寫《絮語》，直到那一天——孫總編給我來電話，說大王匆匆忙忙地回香港去，臨行前匆匆交代，他此去是籌錢，如果知道人投資《樂報》，就繼續辦。孫總編聽的是潛臺詞：史蒂芬彈盡援絕。這么一走就不回來了。果然，一個星期以后，過去的大王從香港打電話來，說：結束《樂報》。次日史蒂芬的太太拿來兩千元，讓孫總編設法分給同仁，說這就是遣散費。數目當然不足，但她打工只賺到這么多，望諸位體諒。接下來，報社進入破產程序。房租、營業稅、雇用稅連同水電費，統統抹掉。

曇花一現的《樂報》在舊金山已消失了21年。孫總編已到坐七望八之齡，據許君說他患了老年癡呆癥。史蒂芬回港以后，再也沒有消息，東山再起云云，似是夢囈。

我閑時翻檢為《樂報》所寫的《絮語》，不能不承認：新鮮勁過去后，毫無保留價值。我此后出版的散文隨筆集超過20本，沒有收入一篇。如欲自我欺騙，姑且稱為“悔少作”，盡管彼時已是40多歲的壯年。

倒是我的朋友許君，他將當年的專欄文收入集子，付梓于國內。我獲贈一本，時時披閱。激賞其書卷氣，如：“夜靜得連‘老鼠在棉花上撒尿的聲響也聽得見’（夢中得句）時，批閱陸游的《書巢記》。下面一段頗得我心：‘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病呻吟，悲憂憤嘆，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蓋陸游書巢，我亦粗具規模也。粗具規模的書巢，須配以閑適之心境。清人陳灌說，‘心要常虛明而不可熱，熱則昏矣；非特名利之心不可熱，著述之心亦不可熱；常湛然朗然，超乎萬物之上，而后可以讀書，可以著書。’此等閑適讀書寫作的境界，尚有修身養性之妙用，太好了。”

文學較為長壽，這就是證據。

（文中報刊、人物為化名。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