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印度內政部長、印度人民黨（BJP）主席阿米特·沙阿在印度聯邦院拋出兩項重磅議案：廢除賦予“查謨與克什米爾邦”（印控克什米爾地區）自治地位的印度憲法第370條；將原“查謨與克什米爾邦”的拉達克部分分出，新建立一個擁有地方立法機構的“查謨與克什米爾直轄區”和一個沒有地方立法機構的“拉達克直轄區”。在沙阿做出動議8小時后，兩個議案均獲得通過。考慮到印度憲法370條在克什米爾爭端中的重大象征意義和政治蘊含，此次事件無疑也將成為南亞歷史上的重要節點。

曾是友誼化身的憲法370條

印控克區與巴控克區，統稱為克什米爾地區，其地理輪廓是在克什米爾土邦擴張的基礎上形成的。印控克區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查謨、克什米爾山谷和拉達克。

克什米爾土邦的統治集團是位于查謨附近信奉印度教的多格拉(Dogra)種姓，但其所轄人口的大多數卻是穆斯林，分布在土地肥沃的克什米爾山谷區。歷史上克什米爾土邦的大部分土地歸查謨附近的地主（多信奉印度教）所有，克什米爾山谷區的穆斯林農民則是租種土地的佃農。

克什米爾 山谷區的民族意識正是在農民反抗“外來地主”斗爭的過程中形成的。雖然一開始帶有一定的教派特征，但到了上世紀30年代，在“克什米爾雄獅”（Sher-e-Kashmir）謝赫·阿卜杜拉的領導下，克什米爾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受到蘇聯影響）成為了克什米爾民族運動的主流。克什米爾山谷區的民族運動與當時甘地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獨立運動遙相呼應，雙方建立了非常親密的關系，這也成為了日后印度得以在克區占據優勢地位的重要基礎。

1947年，印巴分治后，克什米爾土邦的歸屬成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焦點。在爭奪克區的首輪對決中，雖然克什米爾王公簽署的克什米爾加入印度的協議構成了印度介入的法律依據，但克什米爾山谷區人民的支持才是印度國家獲得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最關鍵因素。

印度獨立后最初的歲月無疑也是克什米爾山谷區與印度國家的“蜜月期”，雙方友誼的化身即是印度憲法370條，這條法律賦予了印控克區除了外交、國防、交通以外充分的自治權利。最初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共和國”有自己的“憲法”“總理”和“元首”（前克土邦王公后裔）。在謝赫·阿卜杜拉領導的克什米爾國民大會（NC）主持下，印控克區還進行了南亞次大陸范圍內最徹底的土地改革。

印度憲法370條可以說是山谷區與印度國家簽訂的“社會契約”，在這個條款下山谷區在殖民時期民族運動中形成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訴求得到滿足，并向印度國家報以鼎力支持。

遭侵蝕的憲法370條與山谷區的反抗

印控克區是一個地理、社會、民族和宗教分布都異常復雜的地區。謝赫·阿卜杜拉最初在印控克區的治理恰恰沒有關注其復雜性，他的政策（尤其是土地革命）使得被剝奪了傳統特權的查謨印度教徒感到了疏離感和“少數感”，這為極右翼教派主義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SS）和印度人民同盟（BJS，印度人民黨的前身）進行教派主義煽動打開了窗口。

1953年，隨著查謨與山谷區對立加劇，在印控克區政局不斷惡化的情況下，謝赫·阿卜杜拉決定就克區獨立發起公投。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當機立斷，通過介入當時國民大會黨內部爭端將謝赫·阿卜杜拉趕下了臺。接下來的歲月，國民大會黨遭到閹割，印控克區幾屆政府都需要印度國家的支持才能維持，而印控克區的自治權利也不斷被一系列議案所剪除。1963年，尼赫魯在人民院坦承道：“憲法370條事實上已經遭到腐蝕（eroded）……毫無疑問克什米爾已經完全融入了印度國家之內……”

經過這段調整，可以說370條原本所包含的自治權利已經所剩無幾，只具有象征意義了，有關禁止外邦人員在印控克區獲得不動產等規定已經是“最后殘余”。

到1975年，印度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獲勝，謝赫·阿卜杜拉認為克區獨立無望，遂與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簽訂了《德里協定》，事實上全盤接受了印度國家的條件，包括之前對370條的全部調整。因而在1975年~1987年，克什米爾問題事實上已經是一個“已解決的問題”。當時印控克區的政治生活和印度其他邦沒什么兩樣，甚至在印巴兩國外交議程中克什米爾都不占有顯著位置。

1983年，由于時任印控克區首席部長法魯克·阿卜杜拉與一眾反對黨謀劃反對英迪拉·甘地的大聯盟，后者出手顛覆了法魯克政府。1987年，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C）與克什米爾國民大會（NC）聯合參與印控克區地方議會選舉，并大肆舞弊，直接引爆了克山谷區民意。這個在獨立運動中被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理念充分浸透的社會，在加入印度后卻長期被迫接受新德里所扶持的政府的統治，其所忠誠的領袖謝赫·阿卜杜拉又被長期軟禁，其所珍愛的自治權利又被不斷剪除，最后就連在印度憲法制度下進行正常民主生活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其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1987年，成千上萬的印控克區青年越過控制線和國際邊界線，進入巴控克區和巴基斯坦尋求武器和訓練。1989年，印控克區逐漸陷入了動亂之中，山谷區也從此走向了與印度國家對抗的道路。

“主流政治”的萎縮與被裹挾的山谷區

1990~1995年，山谷區實質上處在內戰狀態，這也是克什米爾歷史上最血腥的一頁之一。在強力措施之下，到了1996年，山谷區的局勢似乎已經回歸了平靜。但印度國家對形勢的估計顯然過于樂觀了。山谷區民眾事實上并沒有完全放棄對印度國家的反抗，他們積極參加地方層面的選舉僅僅是出于“治理”的需求。

印控克區的地方政黨也正看準了這一點，才得以獲得一定的生存空間。如1998年成立的人民民主黨（PDP），其主張是給予山谷區民眾治愈的關懷（healing touch），通過加強治理來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至于印控克區的重大政治問題，其主張通過印度國家與巴基斯坦、分離主義勢力——如各黨派自由大會（APHC）——談判解決。這就好比印度國家希望這些地方政黨能在印控克區這棟“房子”站住腳，而他們卻說自己只是“打掃衛生的”，“房子”歸屬還得由印度國家和別人談—— “主流政治”的萎縮可見一斑。

與“主流政治”擴張遇阻同步的是山谷區社會針對印度國家“倦怠-斗爭”的輪回不斷反復：鎮壓之后，山谷區進入休養生息的狀況；恢復元氣的山谷區又進入高度政治敏感狀態；在謠言或者突發事件誘發下，山谷區再次爆發動亂；印度國家出面鎮壓，山谷區進入新的輪回。這正是2008年~2010年山谷區連續三年發生動亂時的狀況。

隨著印控克區亂局的長期化，山谷區被裹挾進印穆矛盾的程度也在不斷加深。最初拿起武器對抗印度國家的是持民族主義立場、主張克區獨立的“查謨和克什米爾解放陣線”（JKLF），而到了1993年印控克區首要的“本土”非政府武裝組織變成了主張將印控克區并入巴基斯坦的“圣戰者黨”（HuM）。而“虔誠軍”（LeT）等組織的深度介入無疑也深化了山谷區對印抗爭的教派主義色彩。

而在印穆矛盾的另一端，在印度獨立之前，查謨就是國民志愿服務團的重要活動區域。1990年，出于爭取政治支持的目的，印度國家也刻意將山谷區人的反抗描述為出于教派主義目。在動亂中出逃的印度教潘德（Pandit）種姓則成為了教派主義勢力在全國進行煽動的重要“素材”。一些教派主義組織甚至主張在山谷區根據教派進行“分治”，即把大部分土地劃給印度教徒，留給克什米爾本土穆斯林的是類似美國給印第安人的“保留地”。

廢除370條：打開潘多拉魔盒

梳理前幾年的歷史，似乎印人黨政府早就有了相關規劃：2014年與人民民主黨在印控克區結成執政聯盟；2015年開始在山谷區修建類似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上修建的“定居點”，稱是為了返回山谷區的潘德種姓而修的；2016年印控克區動亂，印采取強力措施鎮壓。2018年，印控克區實行了總統治理，同時出臺數項措施：由中央直接向地方基層組織提供發展援助，試圖繞過作為中介的地方政黨；進行了多項行政改革，包括建立了全印首個反腐敗廳，并配備有六個專供其調遣的警察局；展開了大規模的審計和檢查工作；試圖通過潘查亞特組織重建民主自治等等（編注：潘查亞特是源自古印度“鄉村五人長老會”的地方自治制度）。

在本次廢除370條前，印度還向山谷區派遣了大批安全部隊，到8月2日已達約28000人。8月5日，在廢除370條當日，印控克區主要政治領導人被軟禁，同時全境宵禁、切斷一切與外界聯系。而直到廢除370條的前夜，印人黨還派出了莫迪前競爭對手希瓦拉吉·喬漢這樣的“過氣政治家”去安撫山谷區情緒，說印人黨中央沒有考慮廢除370條的相關問題。

這次的廢憲舉動，無疑有著教派主義背景，但結合莫迪不久前在“心里話”（Mann ki Baat）廣播講話中的表態，稱發展將最終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似乎也顯示了其通過中央管控直接促進印控克區民生建設和經濟發展的意圖。問題是，一個因為其自治權利被剝奪而傷害到了自尊，并因此而起身反抗的社會，能否最終安于“發展”，并接受其自治權利甚至不如印度國家的其他組成部分（比如中央直轄區）？這是值得懷疑的。

傳統上，克什米爾以其美麗的高山和湖泊風光而為人所知，其景色令尼赫魯流連忘返。而到了2000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卻稱其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在1983年主導顛覆法魯克·阿卜杜拉政府、自1990年起主導鎮壓印控克區動亂的前印控克區邦長賈格莫漢曾在其自傳中評論到：“涉及到克什米爾，印度屢屢展示出了一種奇怪的、自殺式的訣竅，能將有利的局面轉化成為惡化的僵局。”

印人黨政府廢除憲法370條，無疑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其所開啟道路的前方仍是未知，唯一能確定的是，曾令無數人因之喪生的克什米爾地區各方沖突仍將持續下去，不知何日方是了局。

（作者為《世界知識》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