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在公共輿論空間中長期是一個“高冷”話題。據說有人統計過，只要在報道標題中出現“氣候”二字，點擊率就會有規律地探低。長期以來，這被視為一個精英話題。但是，氣候變化愈演愈烈的影響和不再寬裕的應對時間窗口，使它無法再繼續保持精英。放眼全球，它不再只是關于科學知識或談判桌上的博弈，而在改變對人類前途的想象、設置基礎性政治議程、重塑社會運動，并給這個正快速拋棄多邊主義的時代，提出最嚴肅的問題?！皻夂蚶忡R”系列試圖打破氣候報道與分析的“專業化”視角，將它置入復雜的語境，解析出它復雜的光譜。

在過去一周， “史上最炎熱夏天”給我國帶來了中部和東部城市帶來大面積持續高溫、華中地區干旱持續蔓延、西南強降水導致貴州山體滑坡。

6月下旬，拉薩連續五天錄得超過22度的平均氣溫之后，迎來了有氣象記錄以來的首個氣象學意義上的“夏天”。7月初，南方地區連續暴雨引發洪水，更是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關于災難報道是否充分的爭論。

與此同時，西歐地區也正遭受熱浪襲擊，多個城市正接二連三打破高溫紀錄。在英國，鐵路運行受到影響。在法國，高溫甚至迫使國家電力公司關停南法一座核電站的兩個反應堆。

對比國內外對這些極端天氣事件的報道，不難發現，很多國際媒體紛紛指出熱浪與“人造氣候危機”的關聯，并警告讀者這將是人類面臨的“新常態”。相比之下，中國的大多數媒體在報道國內熱浪、干旱、極端降水等消息時，更傾向于對單個天氣事件進行孤立報道，鮮少追究它們與更大氣候進程的聯系，以及人類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系。

事實上，中國并不缺少關于氣候科學的報道。在最近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和環保NGO“中外對話”聯合征集遴選的2018年優秀氣候報道和傳播案例中，與氣候變化科學相關的報道甚至占了大半。其中有兩篇是關于去年的北極高溫，一件是運用數據新聞可視化對臺風趨勢進行分析、一份是關于中國西部冰川加速消融及其影響的報告，有兩篇是對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溫升1.5度特別報告的解讀。僅有的非科學報道，是關于去年的波蘭卡托維茨氣候談判。

這些主題與日常生活聯系不那么緊密的獲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正凸顯了中國氣候變化報道目前的困境：報道主題集中在氣候科學和國際談判，都帶有“高冷”氣質，難以直接引起讀者共鳴。國際氣候談判曾經吸引過中國讀者的關注，但是近幾年，不時聽到記者發出諸如此類的感嘆：隨著氣候國際談判趨穩，爭議性顯著下降，氣候報道的“好日子”似乎已經過去了。

“好日子”：科學和國際政治的雙重戲劇性

難以否認，氣候變化報道在中國一直是一個相對小眾的話題，且很大程度上以氣候談判為導向。在2007年巴厘島聯合國氣候大會前后中國慢慢出現了專門跟蹤國際氣候談判的記者，至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參與報道的媒體隊伍逐漸壯大。除官方媒體外，不少市場化媒體亦付出不菲的經濟和時間成本，在隨后數年間的年度氣候大會中連續派出記者進行跟蹤報道。

當時，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現已成為全球最大排放國）以及第一大發展中國家，在探討應對氣候變化的權利和義務時，有兩個話題是繞不開的：第一，氣候變化科學性的問題，即氣候變化真的是人類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嗎？第二，發展中國家如果對溫室氣體排放進行控制，是不是意味著在讓渡排放權的同時，也讓渡了未來的發展權？這公平嗎？這兩個話題在2009年前后都曾在媒體上引起過爭論。

針對第一點，中國工程院院士李佩成在2008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全球氣候一直在變化，但并非一直變暖?！痹诟绫竟髸蟮?010年初，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錢維宏指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并非定論。同年5月北京大學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研究所學者發表《關于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爭論 – 對IPCC科學報告的科學性質疑》一文，獲得媒體廣泛轉載。隨后，時任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予以回應，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近百年來全球氣候變暖的觀測事實毋庸置疑”，并強調“人類活動是近50年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不容否認”。而關于第二點，溫室氣體排放權和發展權之間的聯系，最廣為人知的大概要數柴靜和丁仲禮在2010年3月在央視《面對面》的對談，爭論何為公平的減排方案。

也正是在這屆大會結束后，在民間語境中，對于氣候變化科學性的質疑則裹挾著民族主義開始上升為“陰謀論”，諸如“氣候變化是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陷阱”等論斷甚囂塵上——2010年，先后有《以碳之名：低碳騙局幕后的全球博弈》、《低碳陰謀》、《低碳戰爭:第四次產業革命的謀變》、《碳客帝國 : 碳資本主義和我們的圣經》等數本抱持氣候變化懷疑論的書籍出版，辯稱西方國家通過在科學研究上施加影響力創造出“氣候變化”的騙局，搶占話語權和道義高地，目的是壓縮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空間，阻礙其工業化的進程。而這些觀點也在知名經濟評論員郎咸平廣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中獲得了加持。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有更多的國內媒體開始關注對于國際氣候談判的報道。在此后的兩三年間，中美兩國在談判中不乏針鋒相對，雙方談判官員一些充滿火藥味的言辭吸引了不少媒體報道，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事件當屬2010年10月天津氣候大會上中方談判代表蘇偉與美國氣候特使斯特恩之間的隔空喊話。當時中方反對美國提出對中國國內減排進行核查的“入侵”行為，并批評美國未能兌現其國內減排承諾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資金支持方面。

氣候變化科學性和國際政治雙重的戲劇性，隨著官方話語基調的調整，以及中美在談判場外進行立場協調以避免公開對抗，在隨后幾年間大幅減弱，媒體對談判的報道熱忱也逐漸褪去。

國內政策轉向：爭議不再

隨著國內政策轉向，關于氣候變化的陰謀論很快就銷聲匿跡了。2011年十二五（2011-2015）發展規劃綱要獲批，中央政府明確推動能源變革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在隨后數年內，除積極投資可再生能源之外，還設立了碳強度（指單位GDP的碳排放）下降目標和碳排放達峰的時間表，承諾在2030年前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峰值，反映了官方對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脫鉤的預期。

當地時間2019年8月8日，瑞士日內瓦，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日內瓦發布的最新報告稱，只有通過減少包括土地和糧食在內的所有行業的排放，才有可能實現將升溫控制在遠低于2℃的目標。2015年通過的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確立的目標是，實現與前工業化時期相比將全球溫度升幅控制在2℃以內，并爭取把溫度升幅限制在1.5℃。

在談判場內，中美也逐漸消弭了此前的分歧，在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之前兩國簽署了聯合聲明，宣布各自氣候行動目標，為達成《巴黎協定》進行了鋪墊。近年，中國更是提出要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扮演“引領者”的角色。

有一些學者認為，在哥本哈根大會之后，中國的生態精英們——國家治理精英及為決策者提供政策意見的科學技術專家——意識到走低碳之路能夠同時解決能源安全、空氣污染的危機，轉變陳舊的發展方式，并在可再生能源等新興領域搶占先機，因此一改之前在溫室氣體減排議題上的猶豫不決，走上低碳之路。

在決策者內部進行關于氣候變化議題的考量時，低碳政策帶來的一系列可能性，包括順應國際能源變革的大趨勢實現“彎道超車”，解決能源安全、空氣污染等給執政合法性帶來挑戰的問題，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等，最終占了上風。而這樣的決定一旦做出，給進一步政策辯論留下的空間就很少了。

當中國官方在氣候變化議題上在國內政策和國際舞臺均完成華麗轉身后，中國的氣候報道逐漸歸于平淡。不但此前關于碳排放權與發展權的爭論逐漸淡出媒體，曾經喧囂一時的陰謀論消失，對于氣候變化科學性的懷疑也幾乎在中國媒體絕跡了。

康奈爾大學博士、資深科學記者賈鶴鵬曾撰文指出，這并非意味著中國媒體和公眾科學素養更高，已經接受了“氣候變化是由人類活動碳排放引起”這樣的科學共識。相反，賈鶴鵬認為這恰恰說明氣候變化在中國依然未進入主流話語，而這主要是由于低碳政策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產生的影響有限，且受到沖擊的傳統高碳部門亦并不希望通過媒體對政府進行公開游說。

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生態精英們將氣候變化從環境問題重構為國際政治、科學技術及能源領域的問題，突出其復雜性和系統性，強調應由具備專業知識的人進行從上至下的決策。而媒體在大多時候扮演了配合中央政府向公眾進行宣講的角色，地方政府、市場及公眾則被單純視為實現氣候目標的執行者。在國內政策轉型中，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媒體報道主要集中在發展方式轉變、能源轉型等相關的政策和產業報道。即使官方文件中從不缺少對于氣候變化影響的描述，也很少見到媒體對于氣候變化影響及適應的報道。

然而，公共輿論中對氣候科學性的爭議不再，并不意味著全社會已經達成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共識。其實，即使在接近氣候精英的圈層內，也不難聽到類似“氣候變化科學性依然有待考察，但這并不妨礙低碳之路”、“在目前的發展階段空氣污染遠比氣候變化更迫切”、“治污是首要任務”的論斷。直接涉及溫室氣體排放的討論則幾乎只集中于碳排放交易的工作中。在為減少煤炭使用而進行替代能源選擇（如煤改氣、煤改電）的公共討論中，也多出于污染物的考慮，而很少提及對于溫室氣體的顧慮。官方語境中，似乎更強調污染物減排過程中碳排放降低的“協同效應”。

正如德國漢堡大學社會學教授Anita Engels在2018年8月發表于《自然》的評論中指出，中國倡導的低碳之路，恰巧與中國國內其他更為迫切的問題在解決方案上有所重合，而不僅出于對氣候危機的擔憂。

因此，可以說，隨著官方定調，氣候懷疑論和陰謀論逐漸退坡，媒體的氣候變化報道顯得有些低迷，大致集中于氣候科學研究，對氣候談判的定期追蹤，以及在官方政策確立的低碳框架下的政策和產業報道，較難于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而這似乎與國際范圍內氣候變化議題緊迫性日益增強、媒體報道不斷加碼的趨勢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對比。

危機迫近，我們需要更透徹的氣候報道

2018年10月IPCC發布的全球溫升1.5度報告給全世界敲響了最后的警鐘。隨后，聯合國環境署也發表了溫室氣體排放差距報告，指出如要達到將全球溫升控制在1.5度以內，全球需要在未來12年內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45%，并在2050年達到凈零排放。

與此同時，一系列關于冰川消融、冰蓋損失、海洋暖化的新觀測結果不斷刷新著此前科學的預期，高溫、颶風、山火、干旱、洪水、冰凍等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繁出現，在全球范圍內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氣候危機的緊迫性。這也決定著氣候變化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成為國內政治、經濟的重大議題：

在歐洲，由一個瑞典小女孩發起的“Fridays for Future”（星期五為未來）罷課活動以燎原之勢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年輕人的響應；在英國，抗議政府未能積極應對物種滅絕和氣候變化的社會運動“Extinction Rebellion”（滅絕起義），在持續將近一年后成功迫使英國政府宣布進入“氣候變化緊急狀態”，前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也抓住最后在位時間宣布將在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使英國成為第一個做出如此承諾的國家。

當地時間2019年4月26日，英國倫敦，大理石拱門附近出現疑似街頭藝術家班克西創作的涂鴉作品，這里是最近數百名反對氣候變化的抗議者扎營示威的地方。這幅作品上的孩子拿著的牌子是“Extinction Rebellion”的標識，他蹲在一株剛種下的幼苗旁邊，旁邊寫著“從這一刻起，絕望結束，戰略開始?！弊髌烦霈F在“Extinction Rebellion”抗議的結束儀式后。

在美國，雖然特朗普政府持氣候變化懷疑論，并撤回了很多環境相關的法規，但民主黨議員提出了非常雄心勃勃的“綠色新政”，這也幾乎成為了民主黨參選2020年大選的必談議題。 在今年早些時候澳大利亞的大選中，氣候變化也成為焦點問題，甚至被稱為“氣候大選”。

在5月的歐盟議會選舉中，綠黨不但掀起浪潮表現強勁，在剛過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人選投票的最后關頭，氣候變化議題也首次成為決定最終勝出的關鍵議題。勝選的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會把在2050年前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這一目標寫入歐盟首部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英國《經濟學人》近期的一篇報道甚至稱氣候變化已經取代移民危機，成為歐洲社會新的爭議焦點。

在這些政治紛爭的表象之下，諸多知名經濟、政治、哲學學者也紛紛開始反思現有經濟社會結構與氣候危機產生的關聯，提出人類社會需要根本性的變革，才能應對即將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在氣候危機的新常態中撐得更久。

國際新聞界也已經在加碼他們的行動。英國的《衛報》在5月份修改了報道手冊，要求記者用緊迫感更強的“氣候危機”來替代“氣候變化”這種更中性的表述，以便更準確地反應全球變暖的步幅。隨后，一些其他媒體也受《衛報》的啟發，對現行的方針進行了調整或反思。

美國前白宮新聞秘書、老記者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在5月的一次演講中把氣候變化報道比作二戰報道。他提到最先報道德國入侵波蘭的是意識到事關重大、違抗上級命令的幾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是他們的堅持報道讓美國公眾認為美國應該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民意大幅提升。他在演講中說到，現在，對于全球氣候變化的“假戰”（phoney war，指二戰最初8個月英法雖向德國宣戰，卻只有極為有限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了，“熱戰”就在眼前，以鼓勵新聞行業主動承擔責任。

雖然時代和國度有差異， 毋庸置疑的是，氣候變化已經讓全人類開始凝視深淵。“史上最炎熱的夏天”在過去幾年間頻繁造訪，國內的媒體也是時候突破既有氣候報道的邊界，對氣候變化議題進行再認識和再思考，進行更廣泛也更深入的報道。

首先，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敏感度，去意識到越來越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與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系。在科學上，對于單個天氣事件歸因是復雜的，但隨著“氣候歸因”科學的發展，科學家們已經可以對近期發生的一些極端事件進行較為可靠的評估。因此，媒體需要加強和科學家的合作，去了解最新的研究進展，不聳人聽聞的同時，也不能視而不見。

其次，我們要直面氣候變化給人們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事件往往會放大一些公共政策失靈帶來的問題，導致意料之外的危機。比如，近期一些國際媒體報道認為中南美洲涌向美國的難民和氣候變化造成的干旱加劇聯系密切。對這類問題進行關注和報道有助于增強普通公眾對于氣候變化議題的理解。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尚未面臨如此嚴峻的氣候危機，但不同的人群也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對于城市居民來講，極端降水在多個城市都曾引發內澇，不僅造成死傷也帶造成財物損失，我們的城市是否已經做好準備？對于農牧民，干旱往往意味著嚴重的經濟損失，甚至是返貧的可能，他們能否應付？

此外，媒體需要意識到并追問能源選擇與溫室氣體排放之間的聯系。化石能源燃燒帶來的空氣污染是顯性的，而其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則是隱形的。與報道空氣污染的健康影響類似，媒體也有責任向公眾警示這些隱形的風險。在《巴黎協定》確定了全球減碳的未來趨勢之下，中國的一些海外投資項目因涉及燃煤電廠而受到諸多批評，部分項目已在推進過程中受阻，媒體有責任厘清爭議所在，給投資者以警示，也維護中國目前在氣候議題上占據的道義優勢。

另外，如前所述，氣候變化議題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成為社會的主流議題之一，它與基礎設施投資、就業、甚至是社會保障、公平議題緊密相連，逐漸改變著人們對于傳統經濟、社會政策的認知。在試圖理解這些變革的表象之外，我們無法也不應忽視更深層的思想變遷。

畢竟，氣候變化是人類共同的危機，沒有一個國家和個人可以置身事外。

李婧，自由撰稿人，關注環境、氣候議題。曾為《南華早報》、《中國日報》資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