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墨]卡洛斯

本文為提交給1999年10月1-2日由美國紐約州賓厄姆頓的紐約州立大學費爾南·布羅代爾中心組織的第五屆布羅代爾日活動“布羅代爾與美國:有價值的對話者？”的論文。本文原文Braudel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S.: A Different Reception刊載于紐約州立大學布羅代爾中心出版的《評論》雜志（Review）2001年第1期，中文譯文刊載于《史學理論研究》，譯者郭健。原文包括布羅代爾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和在美國的影響，在此僅選登前者，以饗對拉美感興趣的讀者。

前言

        法國偉大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著作和學術貢獻在北美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影響，與其在拉丁美洲歷史研究和不同文化地區的社會問題研究中的影響截然不同。今天，在1999年要問何以如此 ，這個問題涉及在行將過去的20世紀(從年代上而不是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法國文化在境外產生影響的兩個重要篇章。

        法國的貢獻在本土之外傳播的這兩個篇章，基本上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 ，即過去一百年中的“跨文化交流”(transcultural exchanges)這個主題。在這個問題上，就涉及的人士和文化而言，這種文化交流體現為為了了解任何可能與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intercultural dialogue)有關的活動中所存在的各種決定因素和各特定方面的全部錯綜復雜的聯系而進行的兩次具有特殊地位的活動。

        為此，在過去數十年中，兩種文化之間的承認和相互聯系的方式問題 ，成為關于當前社會科學的國際論戰中的中心主題之一。鑒于上述情況使得費爾南·布羅代爾其人及其著作在介紹進拉丁美洲和美國時出現了不同的情況 ，因此對不同文化間對話的這兩種不同情況進行比較將會是十分有意義的。

        這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兩個典型事例 ，也是20世紀史學史上的兩個重要事件。因此，如果要問在這兩個不同的文化和史學領域中介紹他的著作應采取什么方式和方法，這在某種意義上亦即是問在這兩個領域中接受和在思想上對待最近時期歷史研究中主要的學術貢獻之一時應采取何種方式的問題。反過來看，如果我們觀察一下這種與拉丁美洲和美國交流的方式是如何影響著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觀點和工作的話，我們也就能夠更進一步深入地了解到20世紀的法國史學研究的情況。這種史學研究曾在1945至1968年期間在西方世界居于領導地位，并曾以各種方式收集并融合了來自其他國家史學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

        除此之外，為了深入研究各種不同的影響形成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將布羅代爾在美國和拉丁美洲的這兩種不同的影響加以比較，也有助于向我們揭示這兩種史學研究之間的差異。這兩種史學研究雖然尚十分年輕，但它們之中一個是屬于在整個1945-1973年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最強大和居于霸權地位的國家，另一個則屬于一批在經濟上正在開發，而社會和政治發展(雖然不是文化發展)則十分緩慢，較之其他地區要多事多難的國家。政治發展(雖然不是文化發展)則十分緩慢 ，較之其他地區要多事多難的國家 。

        從布羅代爾的著作在上述兩個美洲地區傳播情況的不同，我們不僅可以促進對尚未問世的費爾南·布羅代爾學術傳記的構思，而且可以促進對20世紀西方史學發展歷程的闡釋。從更加充實和更加完善的意義上講，這一發展歷程仍有待于我們更加充分和更加完善地加以解釋和重新構思。

        布羅代爾在拉丁美洲

        “如果我們是你的話，我一定關注不要忘記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所發現的這個大陸。將會使你同時成為一位地中海史和巴西史的歷史學家。兩者都是我們所需要的。”

        呂西安·費弗爾:《1942年3月致費爾南·布羅代爾的信》

        費爾南·布羅代爾一生中的拉丁美洲篇章始于1935年，當時他意外地受到邀請參加從1934年起在巴西資助創建圣保羅大學的法國傳教團。這次巴西之旅持續3年(1935-1937年)，1947年再次經歷7個月，然而，這不過是布羅代爾在拉丁美洲建立更廣泛的關系和更全面的經歷的起點，也是他從1935年起差不多到1953年為止學術活動的一個重要部分的起點。因此，布羅代爾漫長旅程中這一拉丁美洲(不僅僅是巴西)篇章，就成為這些年代中非常重要的，起著很大決定作用的階段。在一定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假設，就連布羅代爾自己也想不到他竟然會成為像呂西安·費弗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艱難時刻友好地要求他所做的那樣成為一位拉丁美洲史“專家”。

        由于布羅代爾的巴西之行遠非僅僅是一次短暫而閑逸的經歷，結果便成為他對以前積累起來的各種見解進行自我批判和重新評價的一次廣泛的反思過程。而這也正是他在地中海史研究方面取得進展的時期。這個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他關于孕育和形成歷史的各種方式的整個看法。因此，這說明了布羅代爾一再重復的事實，即巴西才是使他變得明智起來的地方，是他最終轉變成一個歷史學家的地方。正是在巴西的經歷，使他得以提出了以后在地中海史研究中所要解決的“有爭論的問題”。

        就這樣，他作為圣保羅大學“文明史”講座教授所進行的工作，同時也是他后來發展并不斷增加的對拉丁美洲歷史和文明的明顯興趣的起源。這使他后來的私人藏書中有近1200種，包括書籍、論文和其他文章，完全是圍繞著拉丁美洲這個主題。這種目的在于了解他開始接觸的新文明的濃厚興趣，使我們得以領悟在本節題頭所引的呂西安·費弗爾的請求和建議，而且這位《經濟與社會史年鑒》的創辦者本人重申，當他在1942年5月16日寫信給布羅代爾時曾說:“別忘記地中海，但也別忘記你的南美研究?！?/p>

        由于布羅代爾首次在圣保羅的停留，以及他以后繼續的工作，包括閱讀書籍，撰寫評論，并與拉丁美洲歷史學者中的各種人群建立了聯系，他不斷深入地鉆研拉美世界的各種問題和歷史的發展。這一切最終使得拉丁美洲的歷史和生活成為他在1946-1953年間大部分學術和研究活動的主要關注點。因此，在我們現在所考察的1935至1953這些年間，布羅代爾的工作可以分為兩個明顯不同的時期，其間他的工作專心致志于他的專業興趣和他與我們拉美次大陸的聯系和接觸，而這兩個時期之外又可分出第三個時期，即他的地中海史研究這個全面的主題方面。

        事實上，在布羅代爾第一次真正接觸30年代的巴西，即上述第一個“拉美時期”(1935-1937年)之后，他又居住在巴黎，再次專注于撰寫他關于地中海歷史的著名博士論文。這占據了他1938-1945年的大部分時間。從1937年末起，由于呂西安·費弗爾強有力的要求，布羅代爾致力于重新閱讀前十年積累的有著地中海及其文明的各種主題的資料，以便最后完成他的著作。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突然降臨并震驚了他時，這項工作正在進行。這意味著他的論文的最后文稿是憑記憶來完成的。人所共知，先后四易其稿都是在被俘囚禁期間寫的。

        然而，如上所述，在1938至1945年期間，即使在十分困難和蟄伏的情況下，布羅代爾仍保持著對拉丁美洲主題的興趣。于是，在1938至1945年間，這位地中海史研究者創出了8條“新聞”，立即在《歷史評論》、《經濟與社會史年鑒》，以及由《年鑒》后來編輯的《社會史文集》中發表。1943年出版的這個文集中收入了論巴西社會學家吉爾貝托·弗萊雷的20頁長的文章。這表明他仍然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盡管是居于第二位的，但仍具有重大意義。

        顯然，這清楚地表現在隨后的一個時期，即他重返學術界后的1946至1953年。因為到了1946年，當他關于地中海史的博士論文的主要部分定稿后，他一度潛伏的專業興趣再次成為主要的興趣，遂產生了熱烈的行動，從而加強了這位法國歷史學家與拉丁美洲世界的聯系。這種明顯的接近重新引發了1935-1937年間第一次激起的興趣，反映在各種出版物、講課的主題、學術研究計劃中，甚至反映在他接受的各種榮譽職位或海外的學術訪問中。這些充滿了費爾南·布羅代爾生命的這一時期。

        通過參與學術活動，每次都進一步加強了與拉丁美洲的聯系，從1946直至1949年，布羅代爾在巴黎政治學研究所組織了以“當代拉丁美洲”為主題的為期6個月的講座。在講座期間，他結識了馬里奧·蒙特福特·托萊多等拉丁美洲學員。托萊多成為前面提到的他的著作《腓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西班牙文譯本兩位譯者之一。該譯本于1953年由墨西哥的經濟文化基金出版社出版。

        如果說布羅代爾通過這次拉丁美洲講座使他對我們次大陸的接觸和全面了解更加拓寬和多樣化的話，他并沒有忽視原有的與巴西社會的同樣重要的聯系。事實上，從1945年起布羅代爾即當選為圣保羅歷史學會成員。其時，他在1935-1937年那一代門生已成為重要成員，均躋身于知名的正式教授和歷史學家之列，并正處在推動巴西史學重大革新之際。在30年代法國傳教團成員支持和教授下形成的革新氛圍中，也為布羅代爾第二次長時期在圣保羅大學工作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他再次決定在此工作，從1947年5月直至12月。這次是以該大學近代和當代文明史講座正式教授的身份工作的。

        在圣保羅的環境下進行系統研究工作的這第二個階段，不僅使他在1954年獲得由圣保羅大學授予的他的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他畢生獲得這樣的學位達20個左右——而且使他有機會恢復并擴大他私人的和學術的聯系。首先是與巴西歷史學家和知識界，同時與阿根廷和智利的學術界。

        事實是，剛由巴黎大學授予學位的這位新博士利用第二次重返巴西的機會，進行了兩次學術訪問。第一次是1947年7月對阿根廷，稍后是對智利。在第一次訪問期間，布羅代爾接觸了歷史學家何塞·路易斯·羅梅羅和聚集在其周圍的一批阿根廷革新派。于是，布羅代爾除在法國高等研究所發表演講的三次公開會議之外，還與上述革新派成員舉行了學術討論會，從而產生了與這些具有創新精神的阿根廷社會科學家建立起具有重要意義的溝通橋梁的結果，而這種溝通也在布羅代爾的學術方面產生了值得稱道的成果。例如，應羅梅羅本人之請，布羅代爾為一部計劃出數卷、命名為《美洲史》的書寫了《1530-1700年歐洲生活及其在美洲的影響》一章。布羅代爾寫好后寄往阿根廷。不過此書迄未出版，因此該文至今仍未問世。

        由于擴大了他與拉丁美洲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接觸，布羅代爾得以充實并不斷拓寬他對整個拉丁美洲世界的感知和了解的范圍。這可以說明為什么他在1948年第二次訪問巴西回國后，便以重要的方式進行合作，撰寫了數篇短文，以應1948年第4期《經濟、社會和文明年鑒》雜志的需要。這期雜志是拉丁美洲專號。布羅代爾在這期雜志中以他不同的評論，評介了有關我們次大陸的參政文獻，論述了諸如拉美次大陸是否形成“文明的單元”，還是它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和地理單元，或者從另一方面來說，它的人種混雜過程以及我們這些國家種族結構的規律、特征和影響，以及智利、阿根廷、古巴、危內瑞拉、巴西和西印度群島的歷史和當代生活。正如布羅代爾為這期《經濟、社會和文明年鑒》撰寫的一系列文章所表明的，到這時，作者的興趣已不像最初那樣局限于巴西，表明他當時已緊跟整個拉丁美洲新的和最近期的研究步伐，甚至走在前面，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新出現的論爭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1949年10月費爾南·布羅代爾跨入聲譽卓著的法蘭西學院的門檻。這樣，呂西安·費弗爾7年前表示的愿望似已實現。這時，根據布羅代爾本人作為“近代文明史”講座教授---迄至這時為止一直由呂西安·費弗爾本人擔任——候選人而提交的簡歷，我們的作者似乎已完全有資格同時成為“地中海專家”和“拉丁美洲專家”了。因為，除前面提到的從1946直至1949年的“當代拉丁美洲”課程，以及1947年的“學術使命”之外，他的著作中有完整的一部分其主題正是拉丁美洲。其中，除他撰寫的文章和參加1948年第4期《年鑒》的編輯，以及為前述未出版的《美洲史》寫了一章之外，還有1937年以葡萄牙文發表的《新國家的概念》一文，和1943年有關吉爾貝托·弗萊雷的著作的評論。

        此外，有一份計劃證明布羅代爾曾積累了有關拉丁美洲世界、歷史和文明的資料。而且他還透露，他已簽訂一份合同，為古斯塔夫·格洛茲指導編輯的著名的綜合歷史文集撰寫一篇“綜述文章”。這個文集從1925年即已出版。我們的作者承擔的題目正是《西班牙-葡萄牙美洲史》。盡管這項工作最終未能完成，但正如他多年后回憶到的，當時他可能已繼續撰寫他第一次在圣保羅期間開始撰寫的巴西史。這一著作至今仍未出版。

        由于上述所有因素，可以說1948和1949年是費爾南·布洛代爾對拉丁美洲主題的探索達到巔峰之時。由于在同一時期布羅代爾還在撰寫并在嗣后出版了他關于地中海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此外還須講授課程，準備一期《年鑒》，保持通信往來，作筆記，寫評論，甚至還制定了有關拉丁美洲史綜合研究的寫作計劃(他認為這是他“專業化”的特殊領域之一)，并為此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

        然而，進入50年代后，在他的整個學術活動中，拉丁美洲問題的中心地位開始逐漸降低。他將這一主題包容在更大范圍的新興趣，即近代資本主義史的比較研究之中。于是，在當選為總部設在墨西哥的泛美地理和歷史研究所歷史委員會成員之后，布羅代爾在法蘭西學院為1951-1952學術年舉辦了兩次講座，主題是《16世紀的大西洋》和《拉丁美洲的歷史問題和當前問題》。這兩次講座，特別是第二次，充分說明他對次大陸的興趣方向正在發生變化。在我們看來，這個方向的改變在1953年將近年終時達到了極點。

        在有關大西洋的講座中，布羅代爾再次介紹了歐美之間的基本聯系正是由于大西洋的媒介作用和不斷的人文化而建立起來的，確切地說從“漫長的16世紀”開始。這也是他作為博士論文的第一部優秀著作所研究的問題。然后，他闡明拉丁美洲歷史是如何融入大的世界歷史潮流和運動中的。布羅代爾并且根據皮埃爾和烏格特·喬努、弗蘭克·斯普納、維多利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以及德拉福斯和特羅梅正在進行的調查，談到了從最初的“第一個西屬美洲”即安的列斯群島開始的“美洲大西洋”的建立問題。他認為美洲大西洋是一個基本的實體(personage)，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在拉丁美洲史中被遺忘了。

        現在，布羅代爾沿著這條將拉丁美洲置于全球范圍的角度來分析的道路前進，因而選擇將所獲得的有關拉丁美洲世界的十分明確的主要問題的知識，進行全面均衡地研究。因此，在第二次講座中提到，雖然主題仍是拉丁美洲的歷史和現狀，但他自己則認為“……以前在20多年來所撰寫的著作和銓釋中所得出的結論”，如1935年時據此而表達的結論性意見，在從1946到甚至直至1953年他的總的研究活動中，這些問題已經明顯地深入了。由于遲至1952年布羅代爾才應邀到墨西哥和西印度群島作一系列的演講。那年，此項計劃雖由于他健康的原因而推遲，但在1953年付諸實現。于是，在1953年第4季度，布羅代爾做了長達3個月之久的長時間旅行，包括墨西哥、秘魯、智利和巴西。這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他加強同拉美生活聯系的這個時期的頂點。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與墨西哥知識界建立起的這一新的橋梁，《腓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一書才得以翻譯成西班牙文。翻譯工作由文塞斯勞·羅塞斯指導——順便提一下，此人也是馬克思《資本論》的譯者——由馬里奧·蒙特福特·托萊多翻譯，由經濟文化基金會于1953年編輯出版，譯本還包括布羅代爾本人訪問墨西哥期間在當年秋季撰寫的一篇序言。

        除撰寫這篇《西班牙文第一版序言》外，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墨西哥緊張地進行了活動。在經濟學院和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哲學及文學系，以及拉丁美洲法國研究所和墨西哥學院等處演講。此外，還與《美洲雜志》集團的成員進行了熱烈的辯論，甚至還作為上述各學術團體的正式客人，到阿卡普爾科和尤卡坦旅行。

        布羅代爾在加強了他在墨西哥學術界的地位后繼續前往秘魯。在秘魯，他曾在國立圣馬科斯大學和秘魯歷史學會——他本人認為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歷史學家團體——發表演說。與此同時，他同聚集在歷史學家保羅·波拉斯·巴雷內切亞周圍的一批人士建立了聯系，并由此而與大部分革新派人士建立了聯系。當時秘魯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也經歷著這種革新。

        這樣，在一個學術界自發地“選擇志同道合”的一代人的過程中，他與上述拉丁美洲一些正在同史學界舊的統治方式和社會科學中大部分傳統觀念進行斗爭的集團---如阿根廷的何塞·路易斯·羅梅羅集團、墨西哥《美洲雜志》集團成員、秘魯的波拉斯·巴雷內切亞集團的核心成員和巴西圣保羅大學的《歷史評論》雜志的成員等——建立起聯系，并且由于1946-1953年間與拉丁美洲學術界的頻繁接觸，布羅代爾便在學術聯系和交流方面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網絡”，使他得以接觸到當時拉美次大陸史學和社會科學界最有革新精神和最富生命力的部分。

        在頗有成果的秘魯之行后，布羅代爾最后到達智利。在智利，他代表法國參加了拉丁美洲大學代表大會，并再次訪問了圣保羅大學哲學、科學和文學系。

        也許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巧合，布羅代爾于1953年12月在圣保羅結束了他與拉丁美洲密切聯系的這一階段。因為盡管《美洲雜志》到1958年才問世，而且《經濟、社會與文明年鑒》上關于“史學與社會科學·長時段”的重要文章也是在同時發表的;盡管布羅代爾后來轉而研究拉丁美洲史這一主題，所屬的論文和研究成果顯示出他在此領域的堅實的基礎和對拉丁美洲有爭論的問題非常了解;在他1963年的著作《現實的世界》以及他的《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在總的題目下不同時刻也有所論述，但十分清楚，在1953年以后，費爾南·布羅代爾已對拉丁美洲研究這一領域失去興趣，認為這個主題是一個獨立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應“聽其自行發展”。

        如何解釋布羅代爾的這一轉變呢?簡單的事實是，當時，布羅代爾埋頭于完成他的第二個紀念碑式的偉大計劃，即《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如我們所知，這項計劃本來是由呂西安·費弗爾提出來的，僅僅是計劃寫一部適當篇幅的15-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經濟史。而布羅代爾在為他關于地中海的著作制定計劃時，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均加以擴大，直至納入對13至20世紀的近代資本主義進行全球性的比較研究的框架之內。在這一新的計劃框架內，重建工作花費了布羅代爾近30年時間。因為雖然它是作為一個重要部分重新納入計劃的，但僅僅這一部分就是一個比較研究中寬泛的內容，即世界歷史和拉丁美洲文明的主題。

        結論

        如果從比較廣泛的角度來分析布羅代爾生平中拉丁美洲和北美這兩個篇章，我們可在建立一種歷史可進行比較的邏輯的范圍內，概括出某些主要的方面，使我們可以更好地對之加以詮釋，并將這兩個最特別的進程置于比較廣闊的視野中，然后通過系統地比較這兩種明顯不同的文化引進方式，我們就可以指出它們啟示給我們的某些總的看法。

        首先，這是費爾南·布羅代爾學術生涯中的兩個重要的篇章，這一點似乎很清楚。然而，就研究布羅代爾其人和其著作的專家們來說，對這兩個篇章并未予以應有的重視，也未給予同樣的關注和同等的對待。因為，“拉丁美洲篇”實際上不為人世所知，北美篇則為人們所更多地加以研究和承認，因而更多地加以分析和提及。

        盡管布羅代爾本人曾明確地強調，如他在沙托隆討論會上聲稱的，“通過去巴西，我變成了一個聰明人。展現在我眼前的是那樣寬廣的歷史景象……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生命”?；蛉缢?984年的一次會見中回顧他以前的全部學術經歷時所說的:“無論如何我是在巴西才轉變成今日之我的?！彪m然布羅代爾一生中曾多次重申這一想法，但他的門生們從未重提和認真地接受這一想法，并從這種想法中得出關于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經歷在形成布羅代爾獨特的史學概念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基本結論。

        其次，將兩種文化交流的經驗相對比，似乎可以看出，與拉丁美洲的關系更多地是一對一的和雙方平衡的，更多的是建立在互相交往的基礎上的，而與美國的交往則更多地是單方面的，雙方不平衡的，更多地從布羅代爾一方流向美國一方，而不是相反。

        如前所述，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經歷，在形成布羅代爾的全球觀點方面起了中心作用，甚至使他可能成為一位研究拉美歷史及其演變的專家。而在美國的經歷卻十分特別，是一位頗有造詣的研究者在一個與自己本國不同的歷史和文化氛圍中構思和傳播自己的著作并進行考察的經歷。即使在籠罩著第二次與美國接觸時的氣息，即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進行對話和與費爾南·布羅代爾中心接觸的特殊情況下，這種經歷首先也還是一位享有殊榮的對話者面對一場學術爭論，而且特別得到一個機構和一家雜志的象征性支持。這個機構和雜志有著雙重的任務，即在美國傳播布羅代爾的一些主要的觀點，同時又代表著由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鑒派在1929至1968年間所研究的主題和制訂的計劃的繼續進行。

        第三，在兩種情況下，最初的交流途徑都是與這種不同環境中的史學或社會科學界的某些“先鋒派精英”進行交流。然而盡管在兩種情況下最初的媒介都相同，但這些精英分子在各自的史學領域中所起的作用則迥然不同。我們在談論前面提到的《美洲雜志》(Cuadernos Americanos)、《歷史評論》(Revista de Historia)，《世界印象》(Imago Mundi)或秘魯歷史學會(Sociedad Peruana de Historia)的核心人物時，我們談論的是一批在各自國家的文化界起著重要作用的精英，一批聲名卓著的學術精英。

        在美國，這些知識精英集團的作用似乎比在拉丁美洲要不穩定和不正規得多。在他們的文化中，他們的地位并不持久而更多地靠機遇。這種不穩定性也表現在起作用的是“搶先者”而不是這些精英集團所研究和吸收的那些作者和思想。布羅代爾的著作的傳播似乎正好說明這一點。其“媒介”傳播與其說是靠這些精英集團的中間作用，不如說是在這些精英集團的邊緣進行，在一個似乎完全與布羅代爾同前面提到的史學界先鋒派原來的接觸完全無關的進程中進行。

        這樣我們就可得出第四點一般性看法。因為除了布羅代爾的著作和文章在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單純數量上的傳播外，人們自然會問他的著作對上述兩個地區的史學研究究竟有多么深遠的影響。由于在上述作比較的兩個地區史學界先鋒派的作用不盡相同，因此布羅代爾在這兩個地區的史學界發揮影響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在拉丁美洲，這一影響似乎深遠而具有決定性作用。因而隨著年鑒派以及布羅代爾為史學界先鋒派和精英集團所接受，他的著作就不僅擁有了大批的評論者、讀者、追隨者以及受其啟發的歷史學家。而且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可以說過去40年來拉丁美洲史學界所撰寫的絕大部分重要的和有創新精神的著作，除其他影響外，也應包括在布羅代爾的學術遺產中。

        而在美國，布羅代爾的影響雖然也重要，但比起在拉丁美洲來，在很大程度上是次要的有限的。因為布羅代爾著作的大量傳播，雖然已成為一系列特定的史學研究領域中的必讀材料，但并不一定意味著這些著作在北美從事史學研究的人們日常的史學見解和實踐中明顯占有上風。因此，除費爾南·布羅代爾中心這一特殊情況(其成果只有在了解布羅代爾的背景的情況下才可以理解)，以及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處的一些核心集團之外，在許多情況下，北美史學界仍然忽視本質，或者說只是在形式上接受布羅代爾的主要信息。

        一個不同的情況或許可以說明這種顯然自相矛盾的現象，即布羅代爾的著作在拉美國家很快即被翻譯為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但以普通版本印刷，發行量也一般。而在美國，它們雖然翻譯得很慢，但以袖珍版印刷，發行量即是在拉丁美洲所無法想象的。

        最后第五點，布羅代爾的著作在拉丁美洲傳播是在1968年以前，而它們在美國傳播則在以后。這也在一定意義上說明它們何以在北美傳播。因為1968年改變了所有世界各國史學界聯系的方式，使他們都向其他國家開放，擴大了所有史學流派的國際交流、借鑒、移植和傳播。

        如果說這種普遍的開放激活了布羅代爾的學術信息在美國的傳播，那么，它還由于北美史學在1968-1973年以后所發生的激烈轉變而得到加強。正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本人所闡明的，在美國，1972-1973年以后的時期是從無可爭辯的霸權控制狀況過渡到霸權地位衰落的狀況。在文化領域，這種轉變表現為一種北美文化及其“美國生活方式”更加開放和樂于接受學術貢獻，因而樂于接受法國的一般文化，諸如米歇爾·?？啤⒀趴恕さ吕镞_或過去20年里結構主義的影響。

        那么，如何解釋布羅代爾在拉丁美洲和在美國的影響之重大不同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在這位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與上述南北美洲社會的交流中明顯存在的差異呢?

        我們認為，這種差異和不平衡可以從相應于拉美和北美這兩個美洲的兩種不同的“長時段文化意識”(cultural sensitivities of longuedurée)來加以解釋。因為布羅代爾本人就曾說過，歐洲內部存在著兩個不同文化的歐洲。許多世紀以來，兩個不同的歐洲，一方是地中海歐洲，即羅馬和天主教的歐洲，另一方是北方，日耳曼和基督教的歐洲。布羅代爾曾明確指出“北歐和南歐在大西洋彼岸重新形成了它們的分歧和對立”。由此表現出拉丁美洲為一方，盎格魯-撒克遜美洲為另一方雙方明顯不同的文化淵源---只有法語魁北克是惟一例外的。

        這樣，我們對下列事實就不會感到驚奇:在拉丁美洲，來自地中海歐洲文化的貢獻很容易被接受，而且毫無困難地被融入我們的文化傳統體系，甚至我們的日常習俗之中。再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乃是我們的文化特性賴以建立的支柱，法國革命在全球的影響又無處不在，而這一影響在拉丁美洲比在世界其他地區更加強烈，因此法國文化居于最根本和最悠久的外來影響的地位。因此，法國文化在拉美的這種存在便符合一種真正的“長時段的文化現實”(cultural reality of longuedurée)。在過去二百年甚至更長時期內，拉丁美洲知識界和政界的精英們比起任何其他地方來更把眼光投向法國本土。因此，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著作和文章能夠在所有拉丁美洲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被如此迅速、如此深刻和如此堅決地接受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于是至今存在著一種地中海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共有的明顯超越世俗的拉丁文化意識，法國文化得以在整個拉丁美洲次大陸長期扎根并繁榮興旺。

        而在另一極端，美國的建立則源于一代一代英格蘭、愛爾蘭、波蘭等國的移民，使之具有不同的文明特性，在更大程度上由北歐民族的模式孕育而成，因此比較刻苦和埋頭生產，更傾向于發展一種嚴格的“生產道德”(productivitg morale)和勤奮工作的精神。在文化層面上則更專注于培養一種更加注重技術而較少注意人性的文化。這是一種能夠毫無沖突地融合來源于北歐故土的各種貢獻而較少地理解和吸收來自地中海歐洲的文化習慣和成果的特性。

        總之，在這個美洲，盡管布羅代爾的主要著作大量傳播并成功地進入市場，但它們傳達的信息只能是較緩慢的，或只能以一種有限的和從屬的方式而被吸收。

        因此，按照我們關于布羅代爾的設想，我們可以說上面指出的布羅代爾的著作在美國和在拉丁美洲的不同影響，可能是來源于這種“長時段的文化特性”。過去五百年在它們的歷史和各自的命運中形成以美國的北美為一方，以年輕而富有活力的拉丁美洲文明為一方之間的差異。

        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的著作在文化上引起的這種不同影響如果是事實的話，它證明了拉丁美洲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各種不同之處。同時表明，通過共同分享來接受布羅代爾的學術遺產，兩種文化和多種文化之間的對話不僅可能和可行，而且鑒于我們所生活其中的世界一次次的分裂和多難，這種對話是急需的、必要的，而且完全符合人們的愿望。

        [作者：卡洛斯·安東尼奧·阿吉雷·羅哈斯(Carlos Antonio AguirreRojas )系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調查研究所研究員，譯者：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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