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兼任教授傅杰主編的馬一浮書院專刋《近代學術集林》，選錄百余家近代學者著作的稿鈔本與舊刊本加以集中影印，將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首批五種（60冊）付梓在即。

澎湃新聞經授權先行獨家刊發總序全文。

                         前賢身困道彌亨

                         每展新編輒眼明

                                               ——馬一浮

一

《近代學術集林》主要匯編影印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者著作，這是中國學術隨著社會發生根本巨變的時期。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一八九八年，經學大師皮錫瑞為同心會作序，即因學派不齊、議論不一而感慨系之：

學派有漢學,有宋學。漢學有西漢大義之學,有東漢訓詁之學。宋學有程朱之學,有陸王之學。近世又有以專講中國學者為舊學,兼講西學者為新學。互相攻駁,勢同敵讎,心安得同?議論或好安靜,或好動作。好靜主守舊,好動主維新。守舊者以為舊法盡善,能守其法,天下自治,當一切不變；維新者以為舊法盡不善,不盡改其法,天下無由而治,必掃地更新。一則近于道家清凈無為,一則近于法家綜核名實。分黨競勝,二者交譏,心安得同?今欲同心,當化不同為同。學派不齊者,當知漢宋之學,皆出孔門,不可分別門戶,同室操戈，即西學非吾人所知,亦足以補中學之所未逮,但有一得,并宜兼收；議論不一者,當知一切不變,施之今世,固不相宜。掃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難逮,宜去其太甚,盡其所得。至于學派通矣,議論一矣。

進入二十世紀，皮氏“學派通，議論一”的愿望非但沒有實現，反因“孟陬失紀，海水橫流。大道多歧，《小雅》盡廢”，政局更迭，憂患頻仍，跟政治糾纏在一起，更加爭議不斷，辨難無已，正所謂“爭奇斗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以致十來年后王國維在為《國學叢刊》寫的創刊序中說：

學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新舊、中西、有用無用之爭，都被王氏歸為無謂之爭。他下了大判斷：“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其實他本人何嘗沒有學有新舊、中西、有用無用的觀念，這里語氣的決絕，態度的堅定，正是他對當時學界熱衷爭長競短的浮囂之習的抗議：新鄙視舊，西鄙視中，有用鄙視無用，反之亦然。學者不僅各執一詞，標準也是因人而異——不論別的，王國維本人就因兼涉新舊中西，盡管受到廣泛推崇，卻仍有人嫌其太新，有人嫌其太舊。另如章太炎也同樣獲得了來自不同陣營者的截然相反的評價，即其《新方言》一書，或以之為誼屬新學的開山，或以之為不脫舊學的窠臼。

在特殊的時代，據形勢的轉移，最應該著力倡導怎樣的研究風尚與研究方法是一回事，但是再值得倡導的研究風尚與研究方法，也不可能適應所有的學科、所有的研究對象，更不可能適應所有的研究者。研究者的天資不同，素養不同，學派不同，機緣不同，只要真積力久，確有心得，無論用什么方法從事的研究、以什么面貌出現的著作，都有可能立于不敗之地。這是自古以來學術史的通例，近代也不例外。陳寅恪先生的“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固為不刊名論，但如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那樣的“預流”之作別啟生面，石破天驚，足開一代風氣；而如章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那樣的“不預流”之作一循舊規，句櫛字比，亦未嘗可輕棄。只是多種因素交互影響，有的著作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成為有口皆碑的名著；但也有數不在少的著作則漸漸淡出新一代學者的視界，被部分遮蔽甚至被完全遺忘——何況這其中有一些，還是從未獲得問世機會的稿本或抄本。

毋庸置疑，章太炎、王國維等為學界公認的繼往開來的大學者絕對代表了這一時期的學術高峰。他們舊學邃密，新知深沉，天下翕然，奉為宗師。近幾十年間，包括他們在內的不少杰出學者如皮錫瑞、廖平、嚴復、李詳、陳漢章、羅振玉、張元濟、孟森、梁啟超、柳詒徵、陳垣、馬一浮、余嘉錫、呂思勉、劉師培、吳梅、熊十力、楊樹達、黃侃、錢基博、岑仲勉、陳寅恪、胡適、郭沫若、趙元任、顧頡剛、湯用彤、梁漱溟、蒙文通、容庚、董作賓、錢穆、馮友蘭、傅斯年、李濟、于省吾、蕭公權、羅常培（上舉僅限于部分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生的學者）等的全集或準全集都已編錄出版，有的部分已有整理本或影印本，但仍有不少學者或未必經典、或不夠重要的著作沒有得到較具規模的流通。而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而言，這些著作還有參考借鑒的價值；對于文化積累而言，這些著作仍是可資利用的學術史或文化史資料。何況選擇何者經典，何者重要，有時還受到選擇者眼界與水平的局限，未必就能形成終極的定見與廣泛的共識，或還需要經受更長歷史階段的檢驗。即使學術價值不高，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也可成為后人總結教訓的材料。如吳士鑒是較早關注并收藏敦煌遺書的學者之一，不僅在未刊文集抄本里有《敦煌石室古地考》、《敦煌石室殘本修文殿御覽書后》、《敦煌石室閫外春秋書后》諸文，另寫過《尚書釋文附校語》這樣的專著。該書校錄粗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受到經學名家龔向農先生的批評，龔著《唐寫殘本尚書釋文考證》斥其“舛誤孔多”，“疏漏已甚”。但我們要全面認識敦煌學發展史，吳著也是早期文獻，何況亦非一無可采。有的更屬絕學，尤非常人所易得其要領。有鑒于此，我們承上海圖書館等相關單位的協助，編錄了這部《近代學術集林》，擬匯輯多家近代學者的著作，希望能為學術研究提供方便，也對文化積累有所貢獻。

二

叢書均為影印，或系稿抄本，或系舊刊本。

稿抄本中，某些是未曾問世的，如夏敬觀與吳士鑒的文集、沈曾植的日記。某些是已有整理本的，但稿抄本或有與整理本比勘的價值。稿抄本有的相對工整清晰，從事者如果細心負責，自可使整理本足以信據；但有的字跡較潦草難認，會給過錄帶來困難，整理本與稿抄本未必能全然相合，若經轉手過錄風險更大。我以前撰文指出過，同一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章太炎書信，姜義華、朱維錚先生編的《章太炎選集》據友人抄示的文本與馬勇先生編的《章太炎書信集》過錄的文本頗有異同，二者各有正誤。稿本可便學者比對，所以我們也把已有整理本的《春秋左傳讀》等稿本編入了《章太炎著作集》。

在刊本外再影印作者稿本，前人也有這么做的。如曹元忠的《蒙韃備錄校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已收入《箋經室叢書》，后來王欣夫先生輯《箋經室遺集》，又影印了曹氏手稿，從中可窺見他校注時的增益。其書篇幅無多，這次我們就將刊本、稿本一并收錄。某些著作已有印本，但其稿本猶存，且跟曹氏《蒙韃備錄校注》一樣多見修改之跡，可讓讀者窺見其著述的歷程。如吳士鑒的巨著《晉書斠注》，引書三百余種，“旁搜博考，異者辨之，同者證之，謬者糾之，遺者補之”，雖以篇幅大、涉及廣，時有力不從心之處，曾受到楊伯峻先生《讀晉書斠注書后》等文的批評，但問世九十年，迄今仍是《晉書》最完備的注本，近年由中華書局據民國十七年吳興嘉業堂本影印，當初亦曾一印再印。葉景葵先生記：

第一次印本錯字最多，此第二次印本，業已校刻刓改。應再與原稿校對一過，以成定本。原稿系剪裁黏貼，歲久有散亂之虞也。

這是葉氏一九四一年的題識。當年“剪裁黏貼”而成的吳著原稿，并未像他擔憂的那樣慘遭“散亂”，還保存在上海圖書館。之所以不曾散亂是因為鮮有人查，甚至鮮有人知。這次影印收入吳集，足備學者稽考，更望可為有像葉氏所希望的愿執原稿以校印本來做《晉書斠注》“定本”的學者創造條件。

有的稿抄本上還有他人批校，如沈曾植《元朝秘史注》有陶葆耕、孫德謙、張爾田諸家校語，張爾田題記云：

庚午夏重校一過。先生此注不及李芍農之繁博，而精審乃勝之也。經陶松存、孫隘堪兩君校過，舛誤無多，今復重勘，足稱定本矣。

這些前輩手澤，也都片言可寶。

舊刊本也有不同的情況。有的印數甚少，如精研音韻與《周易》的徐昂，生前以線裝自印《徐氏全書》，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辭世后始出齊。他的著作駁雜，見解獨到，知音無多，所以盡管門人以及研究音韻與《周易》的學者并未忘懷于他，但徐著已殊不易見。某些民國時期的鉛印本，甚至較古刊本還難保存，已經亟需搶救，再不影印化身千百，可能即將蝴蝶羽化。更有某些著作是以蠟紙刻寫油印本問世的，如盧弼的詩文書信選集，薛學潛的《天文文字》。薛氏系晚清名臣薛福成之孫，從政之暇潛心鉆研，成書數種。當代易學名家潘雨廷先生多受其指點，在潘門高弟張文江先生記述的《潘雨廷先生談話錄》中反復道及，也引過薛氏的《天文文字》，但其書更少流傳。我們從前輩學者鐘泰先生的文孫處獲見油印者九冊，張文江先生推斷或屬海內孤本，商得收藏者的同意，我們收入薛集影印，俾其不致湮沒，留待后人研究。

某些著作已有整理本，但舊刊經學者精校，由作者認可。如《章氏叢書》由章門高弟錢玄同、吳承仕校理，在章氏致錢、吳二氏的遺札中，可以看到從質量到進度，他都反復叮嚀，一再過問，《小學答問》是否用原鈔付刻，如何保證字體不走樣，當中還有誤字須改，以及《文始》刻木上石，誰寫篆字最佳等，都是由章氏“欽定”的。有趣的是，他還明確表示過對“排印諸書”的不屑：

廿一日接到手書并拙著十六部，自二十一年秋冬間經營創始，至今二稔而贏，始克就緒，雖歷時稍久，然以視排印諸書朝耕暮獲者，必不可同年而語矣。

樣本中的脫誤，他都隨時更正，囑吳承仕“增改宜速”，須“督工人速為剜補”。那已是在章氏生命的最后時刻了，而他依然念茲在茲。是以《章氏叢書》校勘精善，字體美觀，仍不乏收藏或參照的價值。所以我們將《章氏叢書》與《春秋左傳讀》等稿本一并收入《章太炎著作集》，以為整理本《章太炎全集》的參照。

某些著作曾編集過不止一次，也有了整理本，但初編已罕見。如一九二七年王國維自沉，兩年后王氏友人羅振玉主持編纂了《海寧王忠愨公遺書》，是為王氏著作第一次大規模結集，當時頗具影響，伯希和還在《通報》上發表了書評。時隔近十年，參與前書編纂的王氏助手趙萬里以羅編本為基礎加工重訂，纂錄了更完備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是為王氏著作第二次大規模結集。其中有的文章，趙編本據作者校訂本有所訂補。而入集者也有增刪，增者如《靜安文集續集》，乃是從《教育世界》等雜志中補輯的；刪者如《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因原擬另編王氏不含箋注的古籍校勘類著作而被剔除。如今已經有了新編的《王國維全集》，而趙編本也由上海古籍書店暨后來的上海書店出版社改題為《王國維遺書》一再刊行，但羅編本既有學術史上的意義，也是研究王國維仍需查考的資料，卻已頗不常見，以致冀淑英先生在為趙萬里寫的傳記中，都把羅編本與趙編本混為一談。我們在叢書中特收《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以期為學者的考索提供方便（至于一般讀者，我們仍建議閱讀趙編本或新編《王國維全集》）。

在首重未刊的稿抄本、批校本，次重校勘精良的木刻本，兼及稀見的石印本、鉛印本乃至油印本的方針之下，搜羅學者著作編集影印。而過去有些影印本限于物力，常將四頁縮于一頁中，可資查考而不便閱讀，更不易體現原刻本的精良。今則利用現代信息科技手段原大掃描。如盧弼《三國志集解》，收入本叢書的影印本顯較以往的縮印本更為悅目。

三

編錄這部叢書的目標是務廣存真，力圖為學術界了解把握近代學術全貌提供若干資料。也許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寫出較完備、較充實的近代學術史。在本叢書收錄的《含嘉室文存》的《復由夔舉云龍書》中，吳士鑒云：

習齋顏氏之學，于朱、程、陸、王之外自辟徑途，矯晚明空疏之弊，求孔門實踐之功，閎識孤懷，獨有千古。恕谷李氏承其師說，昆繩王氏復左右之，其時北方學者翕然向風。恕谷一游浙西，雖以毛西河之博辯縱橫，亦復推為奇士，凡所著述，皆就恕谷折衷。即方望溪與恕谷宗旨互有異同，而讀其《后集》，亦謂必傳之書。自乾隆中葉，漢學標幟甚盛，紀文達撰《四庫提要》，于顏、李兩家未盡褒許，然謂顏氏于孔孟之旨會通一理，正未可謂之立異，謂李氏引而歸之人事，深得圣人垂教之旨，是紀公未嘗不推崇之也。唐確慎《學案小識》薈萃成編，初非定本。李次青作恕谷事略，而以習齋附之，淵源所自，輕重失宜，殆于兩家書未暇深考。咸同之際，戴子高撰《顏氏學記》一書，表彰絕學，發微闡幽，而后博野之學，始大顯于世。定州王氏又遍搜兩家遺著，遍校刊行，承學之士益得取而讀之。故近三十年漸有定論，蓋骎骎乎與夏峰先生后先方駕矣。

述顏李之學在三百年間的不同遭際，正揭明了收集印行學者的遺著對全面認識一個學者的意義。例如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吳士鑒的《晉書斠注》，治古史與古文獻的學者類皆知之。但也許只有通過本叢書的匯集，才可能使更多的讀者了解吳士鑒還編著過《西洋通史講義稿》、盧弼還跟人合譯過《憲法》、《法學通論》。不過需要聲明的是，我們試圖廣羅學者著作，但做的并非學者的全集。編近人全集殊不易。稿本抄本分散在公私藏家手里，何況還涉及真偽的辨別。所以真要編錄全集，即一家亦非經年累月不為功，如已出版的章太炎、王國維以及正在進行中的沈曾植全集等都是如此。我們只是依托上海圖書館等單位及部分私人藏家，利用現有的條件，抓住可能的機會，把較多近代學者的著作相對集中起來，便利保存，擴大流通。而我就即將首批付印的數種稍加檢閱，其內容的繽紛多彩，已經令人目不暇接。

夏敬觀的文集向未刊行，稿本今存上海圖書館，雖不能盡免應酬無謂的文字，但不乏可采的學術見解與可貴的文史資料。如二十世紀的復旦大學，五十年代之后最重要的校長自系陳望道先生，五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校長當推李登輝先生。一八七二年出生的李氏在十九世紀末畢業于耶魯大學，一九一三年成為復旦公學掌門，一九一七年復旦公學改組為大學，李氏擔任校長二十余年。而繼馬相伯、嚴復出任過復旦公學監督亦即校長的夏氏則在一九四七年李氏逝世的次月，即向國史館提交了《李登輝先生傳》：

君姓李氏，諱登輝，字騰飛，閩之廈門人。廈門濱海，其民多行商南洋群島，輒久僑不返。君父諱開元，居積致富，治產爪哇，居巴達維亞紅亞村，為大地主。既而以商敗，傾其產，歿，家貧。君年十五，就學新加坡英華書院，旋赴美利堅國入耶魯大學，歷年久，且工且讀，得文科學士。時中國尚禁立學校也。光緒辛丑，拳亂平，清廷悔悟，廢舊制，許民興學。乙巳，君歸，從事外僑西文社志。未幾震旦學校生徒以信教自由，拒隸教會，起創公學，易名復旦，丹徒馬君良主之。余自良識君，與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與為友者四十余年。君之蓄德淑行，蓋余所深知而服膺者也。當光緒末，召試諸游學歸者，君不欲往，余敦促其行。既試，賜舉人，分部學習，君所學為教育，而簽分外務部，君大笑，不顧而去。自是專志教育，不復一日離復旦。始復旦以吳淞提督署為校，辛亥革命，為軍所占，幾廢，君假滬西李祠復之。既而身赴南洋諸埠，募金購地江灣，建筑堂舍，今之宏規，君啟之也。君之設教也，誘掖來學，陶獎英異，增進校級，以達程大學，歷有年所，實諸學府之先進者。自始興迄今，群才繼踵出，皆君弟子。君年七十，值寇焰方熾，校內徙，顧不克盡從，其留者仍賴君維系，敵不敢犯。寇平，校改國立，于是眾議建登輝堂紀君勛勞，而君已病目眚矣。今年十一月十九日，竟以腦溢血卒，年七十有五。配湯氏，前卒。生子三，不育，以弟第三子賢政為嗣。君之友暨諸生徒，會葬君于八字橋長老會公墓。余與君交篤，且采眾議，宜傳君為世學者模范，因為文述君生平，為之傳，備國史采擇焉。

該文字數無多，但作者跟李氏固非泛泛之交。他執掌復旦時李氏是教務長，“與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與為友者四十余年”，故而既清楚地梳理了復旦發展的軌跡，尤明晰地記敘了李氏對復旦的貢獻，把李氏“專志教育，不復一日離復旦”的經歷呈現在讀者面前，堪稱珍貴的復旦校史文獻。

本叢書中其他若干未刊稿本與抄本也同樣給我們提供了值得注意的史料。如甲午戰爭后，一度賦閑的袁世凱重獲重用，得到了天津小站編練新軍的大權，這是袁氏政治生涯的重要關節點。而他獲用之由撲朔迷離，眾說不一，要以臺灣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大家張玉法先生的長文《袁世凱的仕宦階梯（一八八一—一九一一）》最為精審。張文詳述袁氏早年備受李鴻章賞識，而當有志練兵之際，“除向盛宣懷、李鴻藻自薦外，亦設法爭取兵部尚書榮祿、戶部尚書翁同龢、慶親王弈劻、宦官李蓮英以及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的支持”，李鴻章不與焉。張文且進一步分析：

袁世凱得到督辦軍務處及清廷的信任，據有關資料顯示，似以三個人的關系最重要：一是他與軍機大臣李鴻藻聯絡，受到李的賞識；二是得關外舊友王英楷的資助，到北京結納太監李蓮英，而李最得慈禧之寵；三是因道員張景崇之助，與榮祿拉上關系，榮祿乃將袁薦之慈禧。從日后的史實來看，李鴻藻確是最早保薦袁世凱練兵的人，但不久袁又失去他的信任。

多種袁氏傳記以及相關文字，未見周到如張說者。李鴻藻的保薦為袁世凱取得練兵權起了最關鍵的作用。但據吳士鑒記錄，李鴻藻所以力薦袁世凱，則袁氏的至交、李氏的幕僚張孝謙的游說與引領功不可沒——這似乎是迄今所有研究袁氏的論著中未提到過的。抄本《含嘉室文存》中的《書張顨之遺事》一文稱：

光緒甲午中日之后，廷議主戰，合肥主和。時項城駐朝鮮，連電請兵，遂開戰釁，水陸敗衂，遣使議款。明年乙未春，合肥訂約于馬關，還朝復命，寵眷遂衰。于是開北洋直督之缺，僅令入閣辦事。合肥固與翁常熟齟齬，而尤勿善項城也。項城歸，謁合肥。合肥嚴詞峻責，謂其張皇入告，致啟邊禍，辱國喪師，鑄成大錯。項城面發頳，噤不敢辯。時項城已簡浙江溫處道，不愿蒞任，逗留京師，別圖進取，京朝士夫，尠與相習。商城張顨之前輩孝謙方官編修，居合肥幕府久，與項城交尤深。項城與樞府諸公，惟常熟以舊誼，得一進謁。而李高陽名位聲望，稍稍居常熟右，項城無由自達，謀諸顨之。顨之，高陽之門人也，亟游說于高陽。高陽令顨之挈以俱見，談次頗賞其才，乃與常熟合詞薦之恭邸。恭邸既見項城，亦謂其才氣可大用，且以其曾居吳壯武軍，略知兵事，而戰敗之后，重整淮軍，思得人而任之。至八月而小站創練新軍之命下矣。

張顨之亦即張孝謙是吳氏最相得的前輩“益友”，吳氏文中交代：“余時與顨之同官，兩共衡文之役，以道義相切劘，無旬日不詣顨之劇談，至則項城必在座，故于此事之顛末知之獨詳。”復述及其后果：

又明年丙申元旦，顨之詣合肥于賢良寺。坐甫定，合肥厲聲曰：“吾聞慰廷練兵之事，皆顨之一人之力，有諸乎？”顨之猝無以應。合肥曰：“慰廷可練兵耶？吾恐大清之天下，將亡于爾河南人之手矣。”夫合肥即甚明智，于辛亥禪讓之局，夫豈前知？特默窺宮廷意旨，誓將雪恥復仇，倘他日啟釁鄰邦，必召覆亡之禍，故不覺言之激切耳。而孰知竟為后來之先讖耶？

吳氏所述，未必就是袁世凱獲取練兵權的全部原因，他在文末且把袁世凱后來“縱橫恣肆，藉兵力以更國體”都歸于當初張孝謙的一手推動，更不免簡單化之嫌，但他的敘述親聞于當事人，有本有末，或可豐富我們對史實細節的了解。

再如曾被錢鍾書先生稱為“一代學人”的盧弼，年輩高，交游廣，與錢基博、錢鍾書父子皆有交往，昔有錢鍾書研究者考論錢氏與盧氏的文字因緣，已僅覓得《慎園詩選》、《慎園文選》，盧氏自印的書信集《慎園啟事》則因印數太少無緣得見。其中除了致錢基博先生信，致錢鍾書先生的信亦頗有內容，或對錢著《宋詩選注》有所建議：

推陳出新，閱之快意，言語妙天下，雅俗共賞，鄙意開卷宜寫凡例數條，一覽而知內容，再閱三十葉之序文，一切了解。

或對近代詩壇大家有所譏貶：

尊公近代文學史，卷末論梁、胡，為良史定評。大札論陳、鄭、樊、陳，亦極公允。某君成見太深，進言不易。山谷、臨川，咸有特性，流風所播，習為固然。某君推鄭子尹為清詩巨擘。巢經本經生，閱其詩者尚須置《經籍纂詁》于左右參證，陶冶性情翻成苦境，邊區枯槁之章，執中原騷壇之牛耳，可謂突起異軍。南皮不喜宋詩，見蘇戡序散原集，亡國哀音，先機已兆。某君于散原、蘇戡外，亦稱蒼虬。老友徐芷升謂，仁先同年，人可愛，詩可憎。弟與仁先經心書院同學，院生皆年長者，弟與仁先齒最少……不意后來詩境，與昔日綺年玉貌，背道而馳也。

以鄭珍為清詩巨擘者夥頤。胡先骕《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稱其“卓然大家，為有清一代冠冕，綜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者”；陳聲聰《兼于閣詩話》稱其“以經學大師為詩，奄有杜、韓、白、蘇之長，橫掃六合，跨越前代”，可謂推崇備至。盧氏放言無忌，直陳胸臆，對鄭詩的評價未必人人同意，要不失為一家之言。

少盧氏三十五歲的錢鍾書實屬晚輩。在《慎園啟事》中，更有致胡玉縉、張元濟、傅增湘、陳叔通、林宰平、瞿蛻園以及陳垣諸先生的信。陳智超先生所編《陳垣往來書信集》，一九九〇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其后“又發現了大批可以補充的書信”，二〇一〇年在三聯書店出版增訂本，字數已逾百萬。其中收盧氏信一通，但在《慎園啟事》中，另有一九三五年的一通：

前奉佳章，至為感謝。《書目答問》著述家姓名略，有李潢，字云門，鐘祥人（近日治考古學之李濟之即其后裔）；劉湘煃，字允恭，江夏人。劉氏又見《疇人傳》，撰著極富，章實齋深重其人，為文推許之。大詩“楚材獨闕笑南皮”，謂南皮舉鄂人之少，則可謂未舉，似未允。若以楚材論，則所列湘人頗多。鄙省學風不尚標榜，不能盡歸咎于南皮也。拙題胡綏之雪夜校書圖詩，亦有論《書目答問》事，錄呈教正。大著閎富，過于竹汀，檢閱目錄，如入寶山。拙撰《三國志集解》已鈔成，前以《魏武紀》送胡綏之審閱，綏之評謂考征議論，兼擅其勝，地理尤精云云，自系過譽之言。遲日擬將全稿攜至舊都，就正左右也。

替自己的老師張之洞作辯護，對陳垣先生就《書目答問》的非議提出商兌意見，附及陳氏以及自己著作的評價，這通失收的信較已入集者更有內容，自然是不應漏略的學術史資料。

即盧弼詩集，亦多有可觀。盧氏“少壯荒攻音律事，高生五十始言詩”，就詩藝言固非本色當行，但其學養湛深，見聞博洽，又喜以詩議人紀事，自道“繪鳳雕龍慚不敏，聊將禿管寫吾真”，故詩中有史料，有見識。如他是經嚴復授權的《天演論》最早的出版人，詩中一再吟詠：

名刊天演初流布，駭俗當時詫異端。

欲假太玄貽話柄，錯將姓字列籌安。

這是他的《近人雜詠》之一，其下自注：“光緒中葉，先兄木齋命余刊《天演論》于武昌，為最初刊本，幾道校稿猶存。”既揭示了《天演論》在當日的影響，又對嚴氏晚年名列“籌安會六君子”表示了異議。

哲學名言天演論，侯官嚴氏創鴻篇。

收歸慎始叢書里，海內群推是覺先。

這是他的《七十一歲自述》之一，其下自注：“伯兄寄嚴幾道《天演論》稿本，余校刊于武昌，原稿猶存，以后海上翻印多本。”就詩而論絕非佳作，但卻別具史料意義。

《近代學術集林》的編纂剛起步，上舉只是最先付印的第一輯部分著作中所見的例子。現在來闡說這部叢書的價值與意義，一來為時過早，二來更不是淺學如我所能辦到的——那無疑需要多領域的學者在將來共同的努力。但即便從這幾個簡單的例子中，我們已可推知這是蘊含極為豐富的寶藏，值得廣大的同道來開采挖掘。我們為各集編了較詳細的目錄，并請編者或特約編者以外的專家撰寫前言，對其人其書或略予介紹，或詳加述評。如張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別錄》的《箋經室遺集》篇堪稱簡而得要，但以著作體例，自不必要也不可能展開詳論。而嚴壽澂先生的《曹元忠著作集》前言，則從“禮議”與“經說”兩端，詳剖曹氏立說的背景與得失，或有助于讀者對曹氏及其學術有更深入的體察。

四

《近代學術集林》工程浩大，編務繁雜，盡管我們抱有良好的愿望，花了不少的氣力，但一來囿于編者見聞，二來限于客觀條件，絕無可能盡如人意。有的學者著作稿本乃至印本或藏于某些暫且不欲公諸于眾的圖書館、學術機構與藏家之手，即使知道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何況還多有我們不知道的。但就我們目前的所知所能，做得不完備至少比不做好。如果能夠越做越具規模，也歡迎其他圖書館、學術機構與私人藏家參與。我們已做的工作只是開端——唯愿算得上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忝為主編，我要特別致謝：上海歸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裁黃曙輝先生對近代學者論著有濃厚的興趣與廣泛的了解，曾標校《通志堂集》、《十七史商榷》、《鄭堂讀書記》迄近代劉咸炘、張爾田、孫德謙等人的著作數百萬言，叢書從策劃到制作，很多具體工作都是他操持的。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黃顯功先生與復旦大學出版社總編輯王衛東先生領導的工作小組，在自資料檢索至全書付梓的整個流程中竭能盡力，為成書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長嚴峰先生對叢書刊行積極支持，精心布置，使叢書最終得以現在這樣既大氣又雅致的面貌問世。

二〇一七年歲末，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與浙江大學聯合成立了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與傳習的馬一浮書院。馬先生早年執掌樂山復性書院，講習之余，兼及刻書，有感于“儒術既絀，群書剖散”，草擬了龐大的刻書計劃，認定“多刻一板，多印一書，即使天壤間多留此一粒種子”，無奈經費支絀，于是鬻字籌款，因作百句長詩《神助篇——為鬻字刻書作》以明志：

亢龍行有悔，甘井自愿竭。

無為無不為，此物非他物。

種智不可斷，浮生有時畢。

古來達道人，孰敢愛其力？

吾當罄形壽，收此煨燼籍。

任取覆醬瓿，或作糞土擲。

旦暮茍不盡，萬一猶可接。

后來到杭州主持智林圖書館，他設定的宗旨即“徐圖甄采精要，纂輯叢書，示抉擇于丹鉛，寓精神于刪述，存先民之榘矱，貽后學之津梁”，熊十力先生譽其“精意卓裁，于學術界大有貢獻”。時光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馬先生選刻的書今人還在重印，繼續為世所用。馬一浮書院有志接續前賢尊經、重道、育人、刻書的傳統，《近代學術集林》的纂集是書院的工作之一。我們自不可能具備馬先生那般宏大的抱負與高遠的眼光，但馬先生為文化傳承殫精竭慮的精神是后學應該也必須學習光大的。我們希望通過不懈的努力，能讓這部向馬一浮先生致敬的《近代學術集林》質量更好一些，讀者更多一些，存世更久一些；能讓這部冠以“馬一浮書院專刊”的叢書跟馬一浮書院一樣，在當代中國文化史與中國教育史上多少留下一點不易磨滅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