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某個前任曾經就一個問題發生過一場爭論。當時我們倆剛看完一本關于涼山地區的民族志，一開始還只是在討論那本書，后來就圍繞著涼山地區的扶貧問題吵了起來。涼山地區的扶貧在那段時間算是個社會熱點話題，一大批博主展示了自己收集到的“涼山人如何懶、如何不求上進”的材料，試圖佐證，“政府已經給予了足夠多的資源扶持，涼山地區今天的窮困源于該地區人民自有的劣根性”，說白了，“你窮，是因為你懶”。用我前任的話說，“不求上進的窮人，活該窮一輩子。”

或許是因為我自己的一些經歷，我并不太贊成這樣的說法。

五歲的時候，我家里發生過一些變故，從小康一夜之間變成赤貧。一家人兵荒馬亂地逃到深圳，我爸媽花了幾年重新積攢了一點積蓄。到2007年，其實家里條件已經有所好轉。但我爸爸性格強硬不肯認命，2008年的時候，他決定從深圳回鄉創業。我因為年紀還小，只能跟著回了老家。我爸的創業項目是果木種植和出口，所以最早幾年，我們一家幾乎都住在一片林場里，說得夸張點，方圓十里沒有其他任何一戶人。這樣的條件再想追求什么教育質量基本就是癡心妄想，我爸最后把我送到了鎮上的一所完全小學。

完全小學（完小）是早些年中國村鎮教育體系中的一類學校。在這個體系中，各村通常設置有一個村小，由幾位老師負責村子里一到三年級的孩子的教學。各鄉設有完小，完小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全鄉所有孩子接受四到六年級的教育。因為有的村子離得較遠，完小通常提供住宿。我在那所完小里念完了自己最后一年小學，之后又進入了鎮中心學校念初中。

我們村的村小一共有2個老師，需要承擔30多個孩子的教學任務——這個師生配比，坦白講，四舍五入基本上就是真實放牛了。更妙的是上課的方式，由于教師不足，30多個孩子得窩在一個教室里一起上課，教室四面有三面是黑板，三個年級各朝一邊坐著。老師在給某個年級上課的時候，其他年級就做自己那塊黑板上的練習題。

完小老師倒是足夠，但住校的學生太多，宿舍完全不夠住，必須得兩個小孩擠一張床。那兒的廁所還是老式的蹲坑，蹲著的時候往下望去能看到糞池里翻動的蛆蟲，惡心得要命。浴室更是壓根不存在的東西。冬天還好，到夏天一個十幾平米的寢室里擠著二三十個半大小子，一個星期不洗澡，味兒大得不行。愛干凈的只能等大家都睡下之后，打點兒冷水提著躲到宿舍樓后頭趁天黑沒人沖個澡。

在這樣的環境里上學的小孩都是什么樣的呢？按照常規的敘事，他們應該堅定地求學，把考上大學改變命運當做是自己最大的夢想，一邊給家里放牛一邊在牛背上寫作業，每天早上背著弟弟妹妹走十幾里山路上學，最好邊走還能邊背單詞和古詩文。被任何一個大人問起來“你想要什么”，都應該用渴求的眼睛看著對方沉默半響，再小聲回答：“我想讀書。”

這是社會新聞、公益廣告、助學組織的募捐材料里你最容易看見的那個故事。

但實際情況并不如此激動人心感人肺腑。在我曾經居住過數年的那個村子里，大多數家長并不鼓勵孩子念書，而是傾向于讓孩子在初中后早早輟學，“出去混社會”。他們不羨慕考上大學走出村子的那些人，他們羨慕早早出去打工給家里定期寄來些錢補貼家用的小孩，羨慕在縣城混黑道回來能“罩著家里”的小孩。我念的那所鎮中心學校2012屆有800人左右畢業，后續進入普高就讀的不到15%，其他少部分進入職業高中，最多的是離開學校走向了社會。到高考，這15%進入普高的學生里，粗略估計只有不到一半考上了本科，上了一類本科的更是屈指可數。

因為對全家年收入仍在四萬以內掙扎的他們而言，生活不存在“五年后”、“十年后”，他們的決策標準，不是“如何讓未來更好”，是“如何把現在熬過去”——或許讀書真的能改變命運，但不讀書，能最快減小家庭經濟負擔。

2015年暑假回家，我媽突然告訴我，我在那所完小里的一個同學年初從深圳打工回來，生了個孩子。

我對這個同學很有印象。她母親多年前外出打工，跟一個工友生下了她，這個工友后來人間蒸發。她母親拖著她跟一個同村的鰥夫結婚，幾年后又生了個弟弟。她家條件不好，母親和繼父常年在外打工，她和弟弟跟姥姥姥爺一起生活。這個同學人不很聰明，但作業完成得還算認真。她朋友不多，也沒什么大志向，從小學開始就盤算著“初中畢業出去打工”。后來得償心愿，但在去深圳打工的第一年，就未婚先孕生下來一個孩子。打工、懷孕、被拋棄、生子，她的人生跟她媽媽多年前的人生詭異地完全重合了。

按篤信“努力就會有回報，所以你窮不是因為你蠢就是因為你不上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邏輯來看，我的這個同學似乎全是“咎由自取”。這話也沒說錯，她的確沒有被任何人逼迫。她就是想要早早地出去打工，“掌控自己的人生”。她可能并不覺得自己的人生，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一個徘徊在底層的循環”，不過是我自作多情地給對方的人生下的一個注腳。

但我想這里頭是有些不對的——我的某位朋友曾經向我提過一個問題：“如果對方并不覺得自己需要被拯救，我們有權力去給對方的人生貼上“悲慘”的標簽，自作多情地要去拯救對方嗎？”

她的問題我今天也無法正面回答。但我想把這個問題換一個表達方式，或許我們會有些想法：我們應該默許一個“階層不同的人就應該有不同的未來”的社會繼續存在乃至加固嗎？

沒有人不想好好生活，沒有人不想擁有更好的人生。但是，為什么有些人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最優解”是多花兩萬塊錢去報一個補習班，而另一些人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最優解”則是盡早輟學去深圳打工？個中差異顯然不是任何“作為個體的人”造成的，那又是什么造成的呢？問得更殘酷一點，在每一條人生道路指向的最終可能的信息并不對等、社會的結構性壓迫空前強大的今天，被壓迫者的自由選擇，真的是自由選擇嗎？

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在探討“什么是資源的平等分配”的問題中提出過，人應當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不應為自由選擇之外的因素造成的資源差異負責。平等的資源分配必須保證“敏于志向，鈍于稟賦”(ambition sensitive, endowment insensitive)。

但在今天的社會里，人們面臨的一個新問題在于，由于父輩積累的巨大資源差距，出身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經濟理性發展出了不同的志向。面對這些弱勢個體自愿放棄“更光明”的可能，選擇走向“不那么光鮮的未來”的狀況，我們沒有資格否定個體的理性、自決。但我覺得，我們應當有所質疑有所反思：同一道題干，這個社會給不同人的選項數量和選擇答案的判準為何如此不同？

趾高氣昂、簡單粗暴地指責弱勢者的短視并不會讓現狀變得更好，有志于創造改變者，更應該思考，如何在志向上賦予弱勢者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