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期刊網站近日登載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富克斯（Michael H. Fuchs）的文章稱，自遏制戰略被認為促使美國贏得冷戰以來，美國一直在尋找一種新的大戰略，但幾乎沒有成功。事實上，大戰略可能會成為民族主義的集結口號，弊大于利。今天的美國不需要大戰略，相反，美國領導人需要確定優先任務，并為每一項任務制定戰略。文章摘要如下：

美國今天的大戰略理念是圍繞冷戰時期外交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遏制政策而展開。該政策試圖阻止蘇聯影響力的擴張，并擠壓蘇聯，直至其發生變革。后來的政策制定者將其視為華盛頓全球戰略的巔峰，一直在尋找外交政策領域的“圣杯”。

多年來，華盛頓的戰略從克林頓的民主擴張，變成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戰爭，再變成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雖然一些戰略取得了較大成功，但沒有一項戰略能夠完全反映美國的利益。

在華盛頓，人們似乎有種固有的信念，即美國需要大戰略。在各種外交政策活動中，你一定會聽到“美國需要連貫的外交政策愿景”這種說法。然而，華盛頓之外的許多美國人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則感到困惑。

美國進步中心最近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選民“沒有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看到總體原則、根本依據或明確目標”。一些受訪者想知道，為什么美國沒有像中國和其他競爭對手那樣制定一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領域取得成功的計劃。

盡管制定大戰略可能會給人帶來舒適感，但政策制定過程很少會按計劃進行。《國家安全戰略》等文件和演講可以提供關于目標的信息，確定優先事項，但很少能就如何協調相互沖突的利益或處理意外危機給出答案。

二戰以來，美國實施過遏制和全球反恐戰爭兩個大戰略，且在國內獲得了廣泛支持，為美國的政策提供了指引。然而，這兩大戰略往往適得其反。

雖然美國在冷戰期間的總體外交政策成功建立了強大的聯盟和國際機構，但美國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卻是災難性的：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發動代理戰爭，包括奪去5.8萬美國人和無數越南人生命的越南戰爭；支持針對民選領導人的政變，支持從伊朗到危地馬拉的獨裁者；參與軍備競賽，制造了數以萬計、可以多次摧毀世界核武器；奉行麥卡錫主義，對國內民主產生寒蟬效應等。

自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反恐戰爭可能是最接近美國外交政策宏觀愿景的。然而，美國和整個世界因此變得更糟。小布什政府捏造了伊拉克與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聯系，伊拉克戰爭導致數千名美國士兵和無數伊拉克人喪生，強化了伊朗的地位，破壞了中東的穩定，可以說直接導致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出現。小布什政府還以恐怖主義為由為虐待囚犯和非法監視的美國人辯護。

奧巴馬試圖停止為全球反恐戰爭政策辯護，但無法完全做到。他結束了伊拉克戰爭，但“伊斯蘭國”的崛起把他拉了回去。他想結束阿富汗戰爭，但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說服他留下來。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仍然主導著美國的國家安全辯論。特朗普利用了這些擔憂，錯誤地將難民和移民等問題與恐怖主義威脅聯系起來。

此外，即便制定大戰略尤其必要性，但有效實施大戰略還面臨另外兩個實際挑戰：世界不斷變化，美國的領導層不斷變化。在奧巴馬卸任僅僅兩年半之后，特朗普已經瓦解了奧巴馬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許多重大成就，包括伊朗核協議和氣候變化《巴黎協定》。

大戰略有其用途，有利于在復雜的世界中明確優先事項，并通過向盟友和對手發出有關美國意圖的信號來促進穩定。然而，為了實現最重要的目標，美國無需闡明一項大戰略，而應把重點放在優先事項上。

今天的美國需要預防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阻止俄羅斯干預美國政治的戰略、防止中國在東亞獲得“軍事霸權”的戰略。美國還需要確保其預算體現這些不同甚至有時不相關的優先事項。在大戰略層面之下，美國政策制定者應努力解決能指引政策的重大原則問題：除了自衛，美國什么時候應該愿意使用武力？美國是否認為主宰東亞的霸權是不可接受的？

來自中國的“威脅”要求美國制定認真、具體的政策，但把中國視為新的冷戰競爭對手風險巨大。把中國作為新的大戰略的重點，可能會給美國的政策注入種族主義和恐懼，削弱華盛頓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美國需要明確提出大膽而具有雄心的目標，但美國的既定政策與華盛頓支持這些政策的意愿之間的巨大鴻溝可能會造成嚴重問題。

今天，沒有一項單一的戰略能夠闡明美國的全球目標，政策制定者不應屈服于簡化的目標或意識形態使命帶來的虛假安慰。他們應該承認美國全球利益的復雜性，并致力于解決氣候變化等具體挑戰，而不是擔心是否有令人信服的敘事來解釋這一切。

本文編譯自《外交政策》期刊網站文章AMERICA DOESN’T NEED A GRAND STRATEGY；譯者：沈凱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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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佳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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