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走馬樓街的一口古井中搶救發掘約14萬枚有東漢、三國孫吳紀年的簡牘，田余慶先生將其命名為走馬樓三國吳簡；在此之后，此片區域又先后有走馬樓西漢簡，九如齋、東牌樓、五一廣場、尚德街等多批東漢簡牘被發現。這些簡牘作為長沙地方官府檔案，數量巨大、形制多樣、內容豐富，在過去二十年中，一直代表著簡牘保護整理的新動向，也引領著秦漢史、三國史、魏晉史乃至社會史、經濟史等領域的學術新潮流。

王子今先生《長沙簡牘研究》一書綜合利用長沙城市周邊及市中心歷年出土的簡牘、文物等，討論兩漢三國長沙地方的自然、地理、交通、社會、文化等話題，史學觀察的視角亦縮微至戶口簿籍簡所見普通民戶，是秦漢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長沙出土簡牘數量巨大，發掘、整理到刊布，歷時漫長。王子今先生是北京吳簡研討班的早期參與者，本書所收31篇專題研究，皆誕生于共同研討中，包含對吳簡中眾多新名詞、社會稱謂、身份以及許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讀，展示了長沙簡牘研究先行者們的思維火花。本書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二十年之后推出，在吳簡研究學術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

一 出土簡牘與秦漢三國長沙區域史

區域史的研究，尤其是區域社會史圖景的描繪，一直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一重要領域，但由于傳世文獻詳中央略地方，詳高層而略基層的記載傾向，在宋以前的時段，很難開展相關工作，而以史料疏闊的上古為尤甚。

以地處秦漢帝國版圖南緣，湘江沖積平原上的早期農業聚落與文化都邑——長沙為例，依據《史記》、兩《漢書》的相關記載，我們僅知其行政歸屬（秦屬長沙郡，兩漢屬長沙國、長沙郡），地理、物產、戶口等情況；而因史書所記王公大臣徙長沙的案例，代表中原史家立場的所謂“長沙卑濕”、“山林毒氣”、“長沙山寇”成為本區固定的社會文化符號，限制了后世學者對秦漢長沙區域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發展狀況的全面認知。漢末至三國，本區處魏、吳戰爭前線，在割據軍閥勢力之間頻繁易手，自建安末（215—220）方穩定地歸屬孫吳，吳以長沙為大將步騭封地，置臨湘侯國，屬長沙郡。正史著重記錄了漢魏之際孫堅、劉表、劉備、孫權“爭荊州”、“分荊州”，據長沙的軍事畫面；專記孫吳史的《三國志?吳書》20卷及《建康實錄?吳》4卷等，多關注孫吳高層政治集團的動向及將帥、士人的活動，于吳地社會和民生，鮮少觸及。

上世紀50年代以來，與傳世文獻“異質”之簡牘帛書，以及戰國、秦漢至三國之文物、遺跡，開始在長沙地區被陸續發現，并經考古發掘。其中1972—73年在長沙馬王堆西漢長沙國丞相及其家屬墓葬的發掘中，出土了織帛、竹、木、漆器，農、畜產品等大量隨葬品，以及簡牘，內容包括遣冊和醫書；1993年在西漢長沙王后漁陽墓的發掘中，出土了金、玉、漆、竹、木、陶器、絲織品等各類文物，以及印有陽文篆書“長沙后府”的封檢、作為遣冊的木楬。這兩次重大發現作為西漢本區貴族生前與死后生活的標本，引起舉世矚目。

在此之后，發掘深埋于長沙城市中心古代遺址的井窖之中的竹、木簡牘，成為長沙考古的又一突出類型。1996年，市中心五一廣場走馬樓街平和堂商廈工地編號22的古井中一次性出土約14萬枚三國孫吳紀年簡牘（少部分有東漢紀年），這一數量甚至超出當時全國范圍內發現簡牘的總和；自此以后，此區域的古井中又陸續有多批兩漢簡牘文書檔案的發現，例如九如齋東漢簡（1997年發掘，約277枚）、走馬樓西漢簡（2003年發掘，1萬余枚）、東牌樓東漢簡（2004年，426枚）、五一廣場東漢簡（2010年，1萬枚左右）、尚德街東漢簡（2011年，170余枚），等等；近年在市中心坡子街、青少年宮附近工地古井中，又有東漢簡的發現。

上述幾批簡牘整理進度不一，而內容與長沙墓葬中所得文書不同，主要是相關官府的文書檔案、名籍，以及少量私人信札等。考古工作者曾據九如齋科文大樓工地古井內發現的“府君高遷”等瓦當推測，簡牘文書所涉官府主要為長沙郡，亦有部分關于臨湘縣的記錄。與其他批次簡牘不同，走馬樓吳簡中還有數量巨大的登錄孫吳嘉禾年間（232—238）長沙民眾人名、年紀、身狀、口食的戶口名籍，以及民眾向官府交租、納稅產生的莂券等；為復原本區三國時代的基層行政運轉、民眾生活實態，追尋“眼光向下”的長沙區域史（History from below），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王子今《長沙簡牘研究》一書，即綜合利用長沙城市周邊及市中心歷年出土的簡牘、帛書、文物等，對秦漢至三國江南荊湘區長沙地域社會的多角度、立體化研究。全書包括31篇專題研究（《走馬樓“凡口若干事若干”簡例試解讀》一篇系未刊稿）、1篇附錄，30余萬字；其中前3篇利用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獻、文物進行相關討論，第4篇研究五一廣場東漢木牘，第5—7篇涉及東牌樓東漢簡所記吏職與名物，剩余23篇均圍繞走馬樓吳簡展開；附錄為作者為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壹〕》所寫書評。全書涉及兩漢三國長沙地區的自然環境、地理形勢，陸路、水路、海路交通等話題，亦深入社會內部，對本地的基層行政、產業結構、社會生活、區域文化與風俗等狀況進行描?。簧踔翆⑹穼W觀察的視角縮微至吳簡戶口簿籍所見之普通民戶家庭的爵位繼承、賦役負擔、男女比例、未成年人及女性地位、戶內奴婢等具體問題；可以說，借助新材料，對長沙地區進行了由內而外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

1.呈現區域社會特質

在秦漢帝國廣袤的轄境中摘取長沙一隅，固然得之于考古發現的契機，而摘取式研究中實則應時刻面臨著這樣的提問，長沙的區域社會與帝國其他區域比，有何特殊性？如何通過研究來展現這些區域特質？作者的31篇專論雖屬發散式研究，但相關議題的選擇，并非單純的興之所致，卻是圍繞著本區的社會特質而立意。

《漢書?地理志》介紹全國各地的地理、山川、物產、風俗，于長沙所在的“荊州”條下記：“正南曰荊州：其山曰衡，藪曰云夢，川曰江、漢，寖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谷宜，與揚州同（畜宜鳥獸，谷宜稻）。”提及物產有“革”，本書第9篇即討論了三國時期本地獵取野生動物，尤其是鹿的習俗，關注到孫吳基層賦稅征納中有“入皮”現象，當地存在鞣制皮革的專職工匠“治皮師”等；在第2篇中，作者注意到馬王堆一號漢墓中的梅花鹿標本，指出西漢初年長沙自然生態良好，鹿等野生生物孳衍，而獵鹿也極為盛行。

《周禮》、《漢書?地理志》皆提及上古時代荊州“一男二女”的社會結構，本書第17、19、20篇借助對吳簡名籍中女性姓名，與女性相關的稱謂“小妻”、“中妻”、“寡嫂”、“姪子”等的分析，揭示出三國時期長沙在籍女性多于男性，男性戶主多納“小妻”，成年男性早卒后其妻與其弟同居稱“寡嫂”，與戶人共同生活的“姪子”（婦人稱呼其兄弟之子）遠多于“兄子”（男性稱呼其兄弟之子）等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這些現象真實地呈現了吳地“丈夫早夭”、男少女多，女性自主性較強的文化特性。

東漢至三國時期，中原板蕩，北士南下，多避亂荊州，或南適長沙；士人外，大批北方民眾亦南遷，帶來了江南、荊州及長沙人口數量的激增，依據兩《漢書》記載的戶口數推算，西漢至東漢，長沙地區戶數翻了近六倍，口數翻了近五倍。本書第28篇即關注到動蕩年代，大量北方移民向長沙遷移，與親屬、妻子分離，導致門單戶約的凋零情境，并將這種現象與吳簡名籍記錄中的“單身”相結合。人口南移帶來的最終結果是北方的物種、制度、文化的南播，從而促進江南的開發。《漢書?地理志》記載本區的大田作物為稻，而作者卻注意到吳簡中米、麥、豆合計與征收“大豆租”的簡文，提出長沙地區曾以豆作為征納對象與倉儲，反映經濟中心南移，而北方的豆作經驗移于南方（第31篇）。通過一個個細致的考證，本書不僅可作為長沙社會面面觀，也有重點地呈現了區域社會特質。

2.“統合”研究

區域史之外，《長沙簡牘研究》一書的研究特色，還至少體現在如下兩方面。一是對長沙秦漢三國出土資料的統合研究。上文曾提及，長沙地方楚至三國時代文物、文獻的發現，是階段性的，而大致可分為城市周邊的墓葬發現與城市中心的古井發現兩種類型，這兩型的發掘品也存在著內容與時間上的斷裂。墓葬所得多為戰國楚及西漢初本地王室、貴族的陪葬品器物，文字資料較少，為遣冊、醫書；而古井所得為東漢至三國本地官府檔案。更大的問題是，各批次文物、文獻的保護與整理分屬不同文物單位，通常各自作業，在資料正式發布之前鮮少交流，一如陳松長先生所言“我雖一直在長沙從事簡帛的整理和研究，但對走馬樓吳簡的關注度確實有限”（本書《序言》）。這些情況導致對長沙出土簡牘帛書的綜合研究，往往停留在口號層面。

本書作者接受過考古學專業訓練，長期從事秦漢史、秦漢考古文物、出土文獻等相關研究，多年來一直緊密跟蹤長沙地方的考古收獲，并參與以走馬樓吳簡為中心的長沙簡牘研讀；在本書的具體研究中，選擇適于在長時段展開的議題，廣采馬王堆出土標本、文物、文獻，市中心出土的東牌樓、五一廣場漢簡、走馬樓吳簡等各批次長沙簡，不僅追求不同時段文獻的對比，亦嘗試以文物與文獻互證，巧妙地實現了對長沙出土資料的統合研究。如第2、9篇考察秦漢時長沙的生態環境及以鹿為主的野生動物，作者不僅利用了馬王堆一號漢墓簽牌、遣冊中有關“鹿笥”、“鹿肉”、“鹿脯”的記錄，走馬樓吳簡中諸鄉入鹿皮、麂皮，師佐籍中“治皮師”的記錄；還讓鹿的存在立體化、形象化，關注到馬王堆一號墓所出梅花鹿骨骼標本，甚至走馬樓吳簡木牘上的鹿形勾勒。第31篇討論吳簡中的“豆租”，作者又敏銳聯系到馬王堆一號、三號墓出土的豆科植物實物，以及一號墓遣冊中的“敊”（豉）、“黃卷”等豆制品的相關記載。通過豐富的聯想，相對自然科學化的課題，將不同批次發現、內容懸殊的長沙簡牘、文物，巧妙地關聯起來，呈現了“統合”的研究境界。

3. 整理、會讀、研究同步的工作模式

由于種種原因，長沙出土簡牘文物等資料從發掘、保護、整理到刊布，往往經歷漫長的過程，如果遵循資料完整刊布后方可進行研究的慣例，勢必使學人有翹首白頭之憾。走馬樓三國吳簡是迄今為止我國單批次出土數量最多的簡牘資料，初次發現時統計為14萬枚，后經清洗、揭剝，確定為有字簡76552枚，有墨痕簡2萬余枚。如此數量巨大的資料，整理工作必然曠日持久，為此，發掘及整理工作主持者宋少華先生提出邊保護、邊整理、邊發布的原則，將整理小組的階段性成果分卷出版；而參與吳簡早期整理的羅新先生也通過E-mail隨時向學界同行匯報長沙工作情況，披露有價值的釋文（羅新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從長沙發往北京朋友的23封信件，陳爽整理為《吳簡報告》），后在陳爽先生的幫助下，鼓勵同好者在“象牙塔”網站的“吳簡研究專題論壇”及“往復”的“史林雜識”網頁發布吳簡研究文章、札記。

2000年之后，羅新、陳爽先生還在北大歷史系研究生劉聰、汪小烜等的協助下，在北大組織吳簡會讀，最初只是小型的閱讀、研究組，由羅新提供初步釋文，參與者討論釋文、斷句，對簡文所涉新詞匯的理解等；后來發展為著名的“北京吳簡研討班”，持續活動至2014年前后；而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還曾會讀過新發現的東牌樓東漢簡牘。

這種階段性披露新資料的做法，極大地激發了研究者的學術熱情。本書的作者就是“吳簡研討班”、“吳簡論壇”的最早參與者，作者回憶“走馬樓吳簡的研讀是和這批重要出土文獻的整理同步進行的”，“不能忘記因羅新教授召集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參加讀簡班時的經歷。在參與者中，我是年齡大的。諸多中青年學者積極投入才思和精力，推進了簡牘學的進步”（《后記》），無疑表達了對這種整理、會讀、研究同步的工作模式的贊同與稱賞。

從陳爽先生保存的“吳簡論壇”頁面緩存來看，本書對“折咸米”、“烝口倉”、“地僦錢”等新名詞的考釋，對吳簡舟船屬具的關注，皆脫胎于早年作者發表于論壇上的小札記。而借助論壇中的回復功能和吳簡研討班上各位學友的爭辯，相關論點得以不斷完善。如作者關注到吳簡中“建安”紀年簡文中的“折咸米”記載，將其理解為“扣去可以少繳的數額而實繳的租稅米”；經論壇討論，方修正理解為“與糧食損耗有關的納米名目”，更加合理。從本書的注釋中撿拾信息，還可發現，作者對“東部烝口倉”所謂“東部”的理解，得到羅新、王素的啟示；在利用日藏保甲文書與朝鮮戶籍大帳考釋吳簡“私學”等相關問題時，曾與張榮強合作；討論五一廣場簡待事史王純“叩頭死罪白”木牘時，將其定性為“白事”文書，由侯旭東提示了日本學界對相關文書體式的研究，等等。

由于種種原因，2011年，尤其是2014年后，北京的吳簡研討班很少再展開活動，但其開創的整理、會讀、研究同步的工作模式，卻很好地體現在本書中。這是本書的第三個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時下大批量出土簡牘的整理，皆采用分階段整理、分卷發布的模式，利用這些階段性資料進行的研究，勢必具有生長性，應處于不斷調整中。為避免一己獨斷，生成較快被淘汰的結論，團體會讀、同行討論、聯合攻關，將是未來簡牘整理研究的必由之路。

三 采用的研究方法與存在的問題

本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亦可圈點，31篇扎實考證，實際上均建立在傳世文獻、出土文獻、文物考古資料環環互證的一套嚴謹的“三重證據法”基礎上。上文曾提及，作者對秦漢文物考古信息十分熟稔，因而在品讀《左傳》“衛懿公好鶴”故事及唐人友鶴、煮鶴詩時，自然聯想到成都雙羊山等畫象磚中鶴的形象，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熬【左鳥右高】笥”的記載以及竹笥中發現的鶴骨骼標本；在討論吳簡“烝口倉”簡例時，參佐了同處江河交匯的西漢京師倉、陜西鳳翔西漢汧河碼頭倉儲遺址的情況等等。吳簡中關于“大檣”、“上【左罡右寸】”、“下【左罡右寸】”的記載，常人難以讀懂，作者卻由此聯想到廣州出土的東漢后期的兩件陶船模型，嘗試依據簡文尺寸記載復原孫吳舟船的總面積與排水量等信息。

當然，本書作者對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各自的利用，也不拘一格，極具發散性。引傳世文獻，遍及經書、史籍、諸子書、以及筆記、詩、賦等文學資料；不限于秦漢時代生成的文本，極重視后世文人對秦漢相關問題的敘述、敷演與討論。除長沙簡外，作者對全國范圍內各批次楚、秦、漢、吳簡的情況十分熟悉，因而在討論吳簡中所見未成年士伍、公乘時，聯想到里耶秦簡中的“小上造”及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小爵”信息。

針對數量巨大、內容略單一的孫吳基層檔案文書，統計分析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本書將統計法大量運用于吳簡中數量最大的名籍簡的分析與解讀中來。如對“小妻”、“中妻”、“細小”、“寡嫂”、“兄子”、“姪子”、“戶下奴/婢”等戶內身份與稱謂的統計，在此基礎上關注家庭成員中的未成年人與女性；制作《走馬樓竹簡女子人名用字頻度表》，用統計法呈現了390例女子名字出現的頻次；并以人名為線索，討論了孫吳長沙地方女性的社會地位、家庭責任、取名好尚等話題。

本書既是以“長沙簡牘”命名的第一本學術著作，也是秦漢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并因對吳簡中眾多新名詞、新事物、社會稱謂、身份以及許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讀與探索，在吳簡研究學術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當然，在眾多學術領域做出示范的同時，本書的一些論證尚存在不完善處。對名物、稱謂、社會身份等領域的研究，是作者的專長；但涉及文書行政、政治制度等相關問題，作者的現有討論就顯得不夠深入。比如第6篇討論東牌樓漢簡中“津史唐存、捕盜史黃敷”的記載，作者不同意整理者以“津史”為“專掌修治津梁道路”的“郡、縣列曹屬吏”的理解，修正其職掌應為管理津渡；但對于“津史”的性質、行政級別等問題，并未展開詳細研究，而僅引用時代懸隔的大唐開元二十五年（737）令中“外職掌”的記載，質疑其為郡縣諸曹掾史，讀來略感論述未周。實際上，整理者以“津史”、“捕盜史”為郡縣屬吏中的諸曹掾史，系從嚴耕望氏舊說；而作者此篇成文同時，又有研究以為，此類以捕盜賊等事務為專職的掾史，系接受長吏指派，從事外部工作的都吏，與分曹處理文書的曹吏工作性質不同；這些秦漢官制研究的學術信息應得到重視。

又例如作者討論負責許迪割米案考實的小吏潘琬的身份“錄事掾”，質疑其非固定職名，以“掾”為潘琬的職務，而“錄事”只是臨時性工作，如現在所說的“記錄者”；并認為“某縣錄事掾”的說法不確。實際上，“錄事掾”一職多見于漢碑及簡牘的記載，為秦漢郡、縣屬吏中的常職，位于門下系統，從事文書工作；另外，依據后續新刊簡文中的人名互證，我們也可以知道，孫吳嘉禾年間擔任錄事掾的除潘琬外，至少還有謝韶、谷水、陳曠等人，而他們都是臨湘侯國（縣級）屬吏。

本書所處理的長沙出土簡牘，尤其是走馬樓三國吳簡，是攜帶有海量原始信息的基層檔案，由于久存地下，受到井壁垮塌的沖擊及出土時的擾亂，導致原本編聯成冊的文書支離化；因而其中出現的人名、地名、稱謂、身份、職官、文書用語等，對研究者來說，缺少可供對比的意項完整的使用成例。為理解這些概念，早期的吳簡研究者自然是先以傳世文獻中相同或相似的概念與之比照；但這種“比照法”，應建立在充分了解各種資料自身特質基礎上，既要鼓勵對比與聯想，又要心有畏忌，避免簡單地比附。

將傳世、出土文獻與文物資料相互對照，以促進對相關問題的理解，是本書的特色，但在個別案例中，也存在比照不當的情況。如第5、6篇對東牌樓漢簡中“津卒”、“津史”身份的理解，作者皆舉證唐開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所記外職掌中的“諸倉關津史”，雖職名類似，但漢唐間職官制度發生巨變，唐令“諸倉關津史”與漢代郡、縣以關津為務的專職掾史性質有本質不同，相關問題應從秦漢地方行政脈絡而非唐制中予以理解。又如第22篇討論吳簡中的“私學”，作者依據漢晉文獻中同名詞匯，將其理解為儒者以私人身份招收的學生，并以日本藏明嘉靖保甲文書冊中的“儒學生員”、朝鮮道光慶尚道戶籍大帳中的“幼學”相對照。實際上，吳簡中的“私學”為特殊身份，與傳世文獻中的私業儒生不大相同；孫吳嘉禾年間，只有遺脫可被舉為私學，正戶民只能“給私學”；而私學并不享受免役，需要服役、繳納限米等；其獨特性，只能從孫吳官文書自身的邏輯予以理解。

當然，二重、三重證據法運用的尺度與火候，是較難把握的，這個問題在其他的吳簡研究成果中亦不同程度地存在。近年來，吳簡發掘簡的出版與揭剝圖、盆號、考古號等原始信息的發布，為散簡的復原與集成提供了良好條件，有不少學者嘗試借助考古信息與簡牘遺存信息，對其中的各類簿書進行重新編聯，典范研究如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輯）；理想情況下，原本散亂的、破碎的概念、信息將得以一定程度還原。在編聯基礎上再展開二重、三重證據式研究，將推出更為貼近歷史情境的結論。

四 研究前景

長沙吳簡發現于1996年，時至今日，其整理與研究已走過20個年頭。作者在吳簡發現后不久即加入研讀隊伍，陸續發表研究成果，收入本書最早的是2001年發表的對“折咸米”、許迪案文牘的考釋；最晚的是2011年發表的對“單身”，戶下奴、婢的考釋；作者關于“地僦錢”、“枯兼波簿”、許迪割米案文牘的初步討論，引起了學界普遍關注、持續跟進，而成為研究熱點。以上顯示出作者在吳簡研究的第一個十年中積極參與，勤奮著述，成果豐碩。

前文提及，2011年《吳簡研究》第三輯出版后，北京的吳簡研討活動次數減少；而由于上一階段經驗的積累，吳簡發掘簡的整理速度有所加快（2015年11月27日長沙簡牘博物館向國家文物局提交《長沙三國簡牘保護整理項目驗收綜合報告》，標志著吳簡的整理發布漸近尾聲），2012至2018年六年間，《竹簡》〔肆〕、〔柒〕、〔捌〕、〔陸〕、〔伍〕諸卷陸續問世，記載信息相對完整的竹木牘亦得大量披露，為許多研究熱點，如許迪/朱表割米案、私學、隱核州、軍吏等問題的推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機。但學界對大量新刊簡牘所傳達信息的接受，勢必需要一個過程。

作者說《長沙簡牘研究》一書的許多成果“起初發表時只是使用了當時已公布的資料”，“許多見解已經過時，應予以認真修正，甚至予以推翻”（《后記》），一方面帶有自謙的意味，也是由于新資料刊布加速，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速度失調而必然導致的學術史現象。我們在認同本書保持考古學“當時”地層原貌做法的同時，當然深心期待作者能夠“往而復來”，繼續對走馬樓吳簡及長沙出土簡牘的研究，在業已呈現的新學術地層中肆力耕作，保持學術生命的“循環不息”。

2010年五一廣場東漢簡發現之后，李均明先生用四個“第一”來概括長沙出土簡牘的特點：出土簡牘數量全國第一，入藏數量全國第一，帛書數量全國第一，簡帛年代跨度全國第一。長沙出土簡牘的整理，經歷了漫長過程；而圍繞其進行的研究，可以說方興未艾。上世紀90年代之后在長沙市中心陸續發現的多批簡牘，除走馬樓西漢簡外，其余均為東漢至三國長沙郡、臨湘縣官府檔案、私人文書；將這些材料銜接起來，有望重構漢—吳—晉變革期長沙基層行政與地域社會圖景。這對于不同年齡層次的史學工作者而言，無疑都將是極具魅力的研究課題。

附記：本文部分內容以《出土秦漢三國區域資料統合研究的先行成果》為題刊于《史學月刊》2019年第7期，筆者在此基礎上作了增補與改寫。侯旭東先生通讀過本文并提供修改意見，陳爽先生見示早期學術史信息；全文定稿于杭州之江，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提供了良好的學術環境，在此一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