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晚，一個坐著輪椅的人從一家酒店門口滑出，向前沒走多久，突然消失在監控視野中。他掉入了一個高約2米的地下停車場入口，重重地摔在水泥坡道上。等到被發現時，他已經沒有了生命體征。

他叫文軍，是北京“截癱者之家”的創始人，幾乎每年組織傷友滑輪椅出行。

自2007年起，文軍舉辦了12次“感受陽光，享受快樂”SCI（注：脊髓損傷的縮寫）無障礙旅行活動，從南端的海南到北端的內蒙古，每次帶40~60名傷友走出家門。

出行之前，文軍都會提前到目的地考察、規劃行程，獨自為傷友辟出一條無障礙路線。

誰也沒有想到，他會在考察的路上發生意外。因為云南一家酒店旁的無障礙通道被車輛擋住，他不得不掉頭向左驅動輪椅，最終徑直墜入了突如其來的坑里。

對于這次意外，朋友董炳金形容是“精神支柱”倒塌了。本來風雨無阻的SCI遠行活動被迫中斷，云南之行也懸而未定。

截癱后，世界重新陌生了起來

時間推回七年前，SCI寧夏行接近尾聲，在固原永祥賓館的歡送晚會上，傷友“半支煙”用充滿磁性的嗓子朗誦史鐵生《秋天的回憶》：“雙腿癱瘓以后，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望著望著天上北歸的雁陣，我會突然把我面前的玻璃砸碎……”

在場許多人都落了淚。他們和史鐵生一樣，都是截癱傷友。他們大多因為意外事故，在青年時期便失去下半身的知覺，終日閉門不出。

截癱者們都經歷過史鐵生筆下那“暴怒無常”的階段。在“截癱者之家”的貼吧里，有人發帖道：“一轉眼五年過去了，每天活得一點尊嚴都沒有。”大小便失禁，壓瘡，泌尿感染，難以自理……每個細節都在折磨著新傷友的神經，阻礙著截癱者走出家門。

在遇到文軍之前，游宗順也是萬千自我閉塞的截癱傷友之一。自從1990年出車禍之后，他幾乎沒有離開過家鄉河南新鄉，甚至很少出門。作為曾經四肢健全的人，坐上輪椅之后，“總覺得別人用詫異的眼光在看我，所以不敢出門”。

膽怯，怯的是那個癱瘓之后重新陌生起來的世界。他不知道該如何坐輪椅乘火車，如何滑輪椅穿越道路上的車流和路障。但與此同時，他的內心又渴望著外面的世界。

2008年，在QQ群里看到文軍發布的SCI北京行的報名通知后，游宗順報了名。

那一次，他和其他二十多位截癱者，被志愿者們一個個抱上纜車。這是游宗順第一次上長城，感到“特別震撼”。他想著，一個人坐著輪椅到長城上，一輩子可能也就這么一次。

北京行是游宗順多年以來第一次出遠門，文軍知道這個情況后，讓朋友開車親自去火車站，把他接到了“家”。

這是位于北京豐臺區的老式居民樓，出租屋里四室一廳，面積不大的房子里擺滿了PT床、雙杠、拉力器、站立架等康復器械，這層樓道的墻上，醒目地寫著“截癱者之家”。

截癱者之家是文軍于2006年創辦的殘疾人服務中心，宗旨在于“以殘助殘，自強自立，最終融入社會”，它為來自全國各地的截癱者來京治療提供住宿、講座和康復訓練，同時每年會組織截癱者們去全國各地旅行。

1997年，25歲的文軍由于疲勞駕駛出了車禍，導致截癱。當時，他最好的朋友也在那輛車上，由于顱內出血當場死亡。

剛出事那兩年，文軍躺在床上不敢出門。他為好友的去世而自責，又感到和昔日的朋友已經“是兩個世界的人”，失去了共同語言。家人每次提及買個輪椅出門，他都會跟家里人急。他在一檔訪談節目里表示：“當時因為我（覺得）坐上輪椅就是殘疾人，躺在床上是病人。”

直到有一次，他在北京的康復醫院遇到一位截癱的大姐，她滿頭大汗地趴在地上爬動，努力做康復訓練，強大的生命力震撼了文軍。大姐起身后跟文軍聊天，告訴他：“我們現在活著，要勇敢地活下去，為自己的親人活下去。”

從那之后，他學會自理，靠賣電話卡養活自己，逐漸走了出來。之后他返過身來幫助更多傷友“渡劫”，創辦了“截癱者之家”。所有的截癱傷友都成了文軍的“親人”。

“就像康復醫院一樣”，游宗順第一次見到無障礙設施如此完善的住所。在這里，無論洗澡、上衛生間還是洗衣做飯，截癱傷友都能無障礙地完成。對于每個住在這里的傷友，文軍只象征性地收取幾十塊錢費用。

在截癱者之家，文軍想方設法讓傷友多出門看看。一些傷友第一次來北京，提出想去天安門看升旗。凌晨沒有地鐵和公交，文軍早上三點多出發，帶著傷友們滑了一個半小時輪椅，到天安門廣場看升旗。

除此之外，他每天都帶著傷友出門買菜。短短一公里的路，對一些傷友來說卻是打破內心障礙的途徑。

馬曉娟在截癱者之家住了六個月，剛患病時她只敢在夜里被家人推著，悄悄出門，在文軍的鼓勵下，她逐漸習慣了獨自出行。她還記得第一次去菜場是個夏天，非常熱，一路上要過兩條馬路，那是她生病后第一次上街閑逛。當時，四五個傷友滑著輪椅一起去菜場，路人好奇地問：“你們是一家人嗎？”文軍回答：“對啊，我們就是一家親人。”

時時刻刻的考驗

病友們在一起出行，便不再擔心歧視的眼光。

2008年的SCI北京行，是游宗順邁出家門的第一步，“我們四五十個輪椅，每到一個地方都是一道風景線。”許多路人看到后一起喊加油，幫他們抬輪椅。

此后，游宗順多次參與到出行的組織工作中。在他的印象中，文軍組織出行活動，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為此，文軍在每次出行前要提前幾個月去當地考察交通、住宿和景點的無障礙設施。

在2009年西安行的日志中，文軍寫道：“（住）酒店是一件最頭疼的事情”。對截癱者來說，要想在一個陌生的酒店洗上熱水澡，需要經歷重重考驗：衛生間的門是否足夠容納輪椅出入；輪椅在里面是否有足夠的運動空間；花灑是否能讓坐在輪椅上的人夠到。

游宗順參加其他組織舉辦的出行活動時，曾經三天沒法洗澡，而文軍的活動很少出現這種問題。文軍考察酒店時，會隨身帶一把特殊的尺子，像伸縮的關節，能穩妥地向各個方向直直挺去。借由它，文軍會測量出每個房間的門寬，測量衛生間內的輪椅旋轉余地，看是否方便截癱傷友洗澡和上廁所。還要跟酒店提前協商，嘗試更換長的軟管花灑。

坐車、洗澡、穿衣、如廁，這些健全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活動，卻是截癱傷友生活中的日常挑戰。

如廁不是小事，許多傷友因為大小便失禁而難以出門。文軍深知這一點，每次旅行之前都會確認景區內沿途每一個衛生間的位置，休息地點附近最好有兩個衛生間，這樣傷友們可以分散著去。在出門之前，他也會教給病友們如何自理大小便問題——平時用尿片，有衛生間時就用導尿管導出來。

沒有志愿者的幫助，截癱者們無法帶著輪椅上下大巴。在旅游開始前，文軍專門提醒志愿者們，有的人身體比較弱，一定要輕抱輕放。搬病友上樓梯的時候最好是兩個人，這樣更穩妥。有的病友身體差一點，他就讓志愿者用私家車接送。

這樣的精細籌備離不開文軍連軸轉的日常。

傷友劉澤友2009年10月第一次去截癱者之家，后來每次旅游活動，由他負責報名審核工作。他記得文軍在2010年北京行的時候，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2017年內蒙古行時，由于路途遙遠，大家抵達錫林浩特時已是凌晨兩點多。到了酒店，劉澤友發現文軍一直在等他們，“我說大晚上等著我們干嘛呀？這就是軍哥，每次活動他都得看著我們。”

文軍每次活動都會提前跟當地公交車公司溝通，租借方便輪椅上下的無障礙大巴。唯有寧夏行的那次失誤，讓文軍感到特別自責。

馬智是去年SCI寧夏行的志愿者。在寧夏銀川，由于誤訂了普通的旅游大巴，入口處空間逼仄，傷友們只能由志愿者背或抱送上車，每次上下車都要花上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馬智看見，一個體型較胖的傷友總是往后躲，讓志愿者先送其他人上車。

“他跟我說，小哥你看，我非常重。我現在就跟死的一樣。”馬智心里很難受，他聽說那位傷友患病前是部隊的士官，“是給社會做貢獻的”，格外不愿麻煩別人。“可是現在殘疾了，如果說你不背他，他就是上不了車，只能在家里待著。”

那次出行中，志愿者喬凱偶然發現文軍不在。后來才得知，文軍和幾個熱心傷友奔赴120多公里以外的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勸導一個意志消沉不愿見人的截癱病友。他們要現身說法，告訴他，即使是殘疾了，也可以像他們一樣快樂。

融入社會的渴望

就在7月2日，文軍還鼓勵張倩嵐和丈夫報名今年的云南行，說要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

張倩嵐和丈夫王艷杰結緣于2016年的SCI三亞行。在此之前，張倩嵐更傾向于找一個健全人伴侶，因為她的自理能力比較弱，擔心兩個截癱者在一起會有很多生活困難。但文軍和同為截癱者的妻子小余，婚姻美滿，令她動容。

文軍和小余教給張倩嵐如何改造家庭無障礙設施，在此基礎上，一對截癱者夫妻完全可以生活自理。2017年，張倩嵐和王艷杰領證結婚，在那一年的SCI內蒙行中，文軍左右拉著兩個人的手，祝賀他們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草原的篝火旁，閃亮的火焰在他們的眼中跳動。

得知文軍發生意外，張倩嵐在朋友圈里寫道：“文軍哥，我們說好的下一次相聚呢？說好的云南給我倆的驚喜呢？心真的好痛，2016年因為你組織的三亞行，我和老公相識相愛走到了一起……你就這么走了，真的接受不了。”

文軍說的“驚喜”是什么，張倩嵐至今不能確切地知道。她本來還想著在這次云南行之后，和老公去三亞故地重游，再去那塊“海角天涯”的石頭旁合影留念。

2016年的三亞之旅促成了三對“輪椅情侶”。劉澤友記得，去年冬天他和文軍見了最后一面，就是在一對夫妻的婚禮上，文軍提到想在2019年的云南之旅中，給結緣于旅游的夫妻免費拍一次婚紗照，這可能就是文軍所說的“驚喜”。“他還讓我抓緊時間找個女朋友，在去云南之前趕緊結婚。”劉澤友說。

張倩嵐來自浙江，王艷杰來自河南。如果不是SCI出行活動，他們的人生可能永遠也不會有交集。文軍的活動讓來自全國各地的截癱者走出家門，種下的火苗在他們回到家鄉后也未曾停熄。

受到文軍的影響，2010年，游宗順和幾位殘疾人伙伴，在家鄉河南新鄉創辦了“手拉手公益聯盟”，幫助重殘傷友走出家門，培訓技能，融入社會。

從那時開始，游宗順模仿“截癱者之家”出行活動的模式，帶領本地的重殘傷友去登封、杭州、南京等地游玩。

他認為每位截癱傷友都會經歷一個心理過程，起初會有心理閉塞和自卑心理，“如果沒有人做心理輔導或者沒有社會交往的經歷的話，他一直會消沉下去。可能在家里天天面對天花板，躺在床上出不去。”

“截癱者之家”的貼吧里，一位名為 “不知道多不知道”的病友發帖道：“我走了，來生不求富貴命，愿做健康人”，“不是我不夠堅強，是堅強太久，心太累了”。

截癱者的心理問題，一直受到“截癱者之家”的重視。在文軍和游宗順等人共同舉辦的SCI網絡大講堂中，特別請到了學心理學的傷友，講述如何走出陰影。文軍希望通過接觸和交流，把傷友們的心扉打開，讓他們產生融入社會的渴望。

邁出家門只是融入社會的第一步，截癱者的自立離不開經濟獨立。文軍在截癱之后，曾跑到角門兒中學門口擺攤賣電話卡，一張電話卡賺三四塊，《誰在說》節目中，他說道：“當我一天賺十塊錢完全能養活自己的時候，我覺得我跟健康人是一樣的。”

在SCI寧夏行中，作為本地人的文軍向傷友介紹枸杞、紅酒等當地特產，幫助他們做小生意。志愿者喬凱記得當時文軍說過：“看看有什么好東西（能賣），也掙一手生活來源吧，比靠別人好。”

無路可走：回不去的家

帶著傷友們十年奔波，這一次，文軍走到了無障礙通道的盡頭。

無障礙坡道和設施名存實亡的現象，在城市中并不少見。來自重慶的截癱者胡宗顏，其住處附近輕軌站的直達電梯已經關閉了一年。他出行時不得不穿過馬路、繞道遠處的公交樞紐坐直梯，然而十字路口的路沿又成為了馬路前的一道關卡。

胡宗顏感到自己已經“無路可走了”。得知文軍事件后，他意識到不能再被動地忍耐。7月11日，胡宗顏和朋友們拿起榔頭，走出家門，撬開橫道線前的路沿。他希望這次行動能引起人們對無障礙建設的重視，不再出現倒在半路的“文軍”。

依靠胡宗顏或者文軍的個人力量，拆不盡截癱者出行的路障。盡管2012年國務院頒布《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規定無障礙環境建設發展規劃應當納入城鄉規劃中。然而，由中消協聯合中國殘聯發布的 《2017年百城無障礙設施調查體驗報告》顯示，無障礙設施調查普及率為40.6%，大眾感知調查普及率為37.0%，發現存在未開放、被占用、維護不到位、設計不合理等典型問題，影響無障礙設施實際功能的發揮。

輕軌站停止開放的直達電梯、高出地面的路沿和未配備無障礙坡道的臺階，都會成為輪椅出行的阻礙。據國務院新聞辦2019年發布的《平等、參與、共享：新中國殘疾人權益保障70年》白皮書，我國有8500萬殘疾人。因脊髓損傷而不得不輪椅出行的人數在公開資料中鮮見，有論文指出，這一數字大約百萬（來源：頸脊髓損傷的基礎研究與展望[J]. 脊柱外科雜志, 2009年8月，第7卷第5期）。他們多數隱藏在不可見的角落，被“無路可走”的現實倒逼回家。

這也是為什么文軍堅持舉辦SCI出行活動。盡管他在2015年曾因個人原因停辦活動一年，然而在傷友們的期盼下還是重新出發。游宗順表示，因為成日悶在家里，每當有旅行的機會他都像“上癮”了一般，渴望走出家門。

2019年的云南之行，傷友們都很期待。因為聽說云南景區里都是鵝卵石，路不好走，文軍猶豫了四五年，終于決定在今年10月20號到30號帶傷友們去云南。考慮到傷友們久坐會得壓瘡，往年的活動時間最長不過一周，今年原本應該是大家走得最遠、時間最長的一次，因此文軍提前三個月就出發考察，計劃在云南待半個月。

劉澤友每天都看文軍朋友圈分享的考察日程。7月7日晚上，劉澤友十點睡前看文軍朋友圈沒更新；半夜醒來看手機，還是沒消息；第二天早上六點他一睜眼就去看文軍朋友圈，還是沒更新。

他以為文軍只是累了，“誰會往那方面想呢？”

8日中午，劉澤友躺在床上，接到朋友電話才獲知文軍遭遇意外的消息，他噌的一下子坐起來，覺得很不可思議，“平地出了個坑啊”。

這有形的坑在很多傷友心中投下一片無形的陰影，有傷友告訴劉澤友，自己現在劃輪椅出門老感覺前面是個坑。

在多篇追悼文章里，傷友們將文軍形容為“領頭羊”、“帶路人”，文軍的離開讓傷友們有些茫然。兩年前截癱者之家因為房租問題關停，但文軍還在，傷友們還覺得有個“家”，而現在這種有家的感覺破滅了。

劉澤友和幾位與文軍相熟的朋友們商議著，今年或明年組織一次云南行，把文軍的心愿了了。然而沒有了文軍，云南能否成行還是個未知數。

現在，文軍的親朋好友還沒有精力考慮云南行和截癱者之家的未來。文軍的好友唐敬新和幾位傷友還在大理，文軍意外墜落的停車庫歸屬于云南銀通商務酒店。酒店方承認自己的過錯，但不愿與家屬達成協議，堅持走法律程序，事情的解決可能會一拖再拖。由于需要等待尸檢，文軍的遺體遲遲不能入土為安。

目前，文軍的家人回到老家準備訴訟材料。他們只希望能早日求得一個公道，帶文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