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特朗普當局看上去準備對伊朗開戰，但美國并沒有合適的理由去這樣做。五月中的時候，五角大樓方面曾向白宮提交在中東部署多達12萬兵力的方案，以應對伊朗對美國軍事力量的打擊，以及伊朗的核武器計劃。

無疑，伊朗政府對于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的確有真正的“罪責”。伊朗支持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伊朗還通過在敘利亞組織和派駐什葉派民兵，支持巴勒斯坦極端組織哈馬斯，以及武裝黎巴嫩的真主黨等方式，危害以色列的安全。在以色列邊境，真主黨作為伊朗的代理人存在，這使得黎巴嫩——一個長期以來都非常脆弱的國家——暴露在以色列打擊報復的威脅之中。伊朗還支持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這一軍事力量理論上會通過一個特別委員會向伊拉克總理報告，但實際上它卻獨立于該國軍事指揮組織的結構之外，這也有損伊拉克當局的凝聚力和威信。

伊朗還借由金錢與武器支持也門的反政府組織胡塞武裝，該武裝組織推翻了也門的民選政府，并且襲擊了其沙特金主所轄的領地。據信，他們試圖在由遜尼派統治的巴林——美國在那里有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的東部省份挑起什葉派紛爭。伊朗也在開發彈道導彈，這會威脅到它鄰國的安全——尤其是如果這些導彈能夠攜帶核彈頭的話，這也會招致該地區的軍備競賽。伊朗當局捏造罪名拘押和囚禁外國人，包括美國公民。還有，伊朗政府壓迫自己的人民，逼迫他們遵守嚴格的宗教法則，限制他們的政治權利，并虐待和關押記者。

這些罪狀是特朗普當局在2018年5月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并再度對伊朗實施制裁的理由。退出伊核協議明確表達了當前美國當局采取的政策是“推回”（rollback），即強行逼迫伊朗在地緣勢力和影響力層面的逆轉，而不僅僅是遏制它，并著眼于推翻德黑蘭當權者的終極目標。美國人希望迫使伊朗限制彈道導彈的發展，以及他們在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做出的挑釁行為——這一切都不在伊核協議的要求范圍內——同時，也希望限制伊朗的核武器開發計劃。在實際上的領導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阿拉伯合作伙伴、王儲本·薩勒曼領導下的沙特阿拉伯，則堅決擁護這一強硬政策。

不過伊朗一直以來都遵守伊核協議對其核計劃的限制，直到最近才宣稱他們打算打破協議規定的3.67%的鈾濃縮限制，并且表示其儲存燃料已經突破了300公斤的上限。伊朗已經很多年沒對美國實施“恐怖襲擊”了（伊拉克戰爭最為激烈的時期，什葉派民兵殺害了超過600名美軍士兵，很多民兵都攜帶有伊朗制造的炸藥。由于這是在戰地上對身穿軍裝的士兵的襲擊，很多分析人士并未將其歸結為恐怖主義）。對于以色列對其在敘利亞布置的小股軍事力量的打擊，伊朗的反應已經不再那么激烈了。它所扶持的什葉派民兵都是些烏合之眾，主要由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人構成。再有在伊拉克，被認為和伊朗有關聯的民兵——即為人熟知的“人民動員”（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并未同美軍發生沖突，而是在和ISIS的戰斗中與美國人并肩作戰。

伊朗在經濟上陷入困頓，軍事力量虛弱，飽受裝備落伍、無法提供足夠硬件支撐的國防軍事基地以及訓練無方的募兵軍隊的困擾。該國的戰斗機還在使用上世紀60年代的技術。伊朗的海軍則本質上只是一支海岸護衛隊，他們騷擾美國海軍的唯一手段就是小型的輕型武裝艦艇，這些小船會對105000噸的尼米茲級航母及其攻擊群采用群集戰術進行騷擾，就像今年五月初在波斯灣發生的那樣。實際上，伊朗也不具備兩棲作戰能力。它的確擁有大量巡航導彈、火箭彈和地雷，并且能夠擾亂航運并傷害美國軍艦。

不過伊朗在海外部署軍力的能力相當有限。那種認為伊朗可以主宰——遑論征服波斯灣沿岸一側阿拉伯國家的想法是可笑的。但特朗普當局在沙特的慫恿下，堅持認為伊朗控制著四個國家：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也門的薩那、伊拉克的巴格達和黎巴嫩的貝魯特，并且對其他地方也有所圖，例如巴林首都麥納麥。這是當年“什葉新月”（Shiite Crescent）情形的一個變種，后者在約15年前于該地區警惕的遜尼派當權者們之間得以大行其道。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其有效性。伊朗的確幫扶了阿薩德政權，但這并沒有讓該政權恢復元氣，還讓伊朗耗費了大量財力人力；而它在當地的代理人真主黨也遭遇了大量傷亡。此外，雖然阿薩德需要服膺于伊朗，但他現在也必須給莫斯科方面有所交代，后者在伊朗介入敘利亞局勢之后也采取了果斷的干預措施，而俄國人在當地的利益并不容易和德黑蘭方面達成一致。在也門，伊朗通過所謂的騷擾，僅僅只是增加了沙特和阿聯酋控制也門政局的代價，而不能夠增強伊朗人在當地的戰略影響力，因為除此之外，他們的海軍也沒辦法在紅海一帶有什么作為。

伊朗在伊拉克的確相當有影響力，但這也是因為小布什政府推翻了薩達姆的統治，并使得伊拉克的什葉派多數掌權才促成這一點的。伊朗和伊拉克的大部分什葉派政黨和半自治民兵組織都有著緊密的聯系。可是，美國在伊拉克同樣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因為美國人不僅僅在財政上支持伊拉克政府、幫助訓練該國部隊，還在當地有著廣泛的商業利益。2018年全國選舉之后最終在巴格達上臺的政府幾乎就不是伊朗人所希望看到的伊拉克執政團隊：該政府由巴爾哈姆·薩利赫（Barham Salih）總統所領導，他是在英國受教育的庫爾德領導人；總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邁赫迪（Adel Abdul Mahdi）是一個什葉派經濟學家和知識分子，曾長期在法國生活，并且在巴格達一所美國耶穌會學校上過學；議長哈布希（Muhammad al-Halbusi）曾是安巴爾省省長，支持美國保留在伊拉克駐軍。

無疑，多年來伊朗在黎巴嫩都有著強大的立足點，并向真主黨提供了越發先進的導彈和火箭，這讓德黑蘭方面得以通過代理人向以色列發動攻擊。不過，真主黨的軍事化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并占領黎巴嫩南部帶來的結果，這次行動目的是消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似乎伊朗認為真主黨的彈藥存儲是其自身戰略威懾的一部分，唯此可以防止伊朗被以色列消滅。這種由以色列帶來的威脅，只有在伊朗入侵或核武器研發取得快速進展的情況下才會出現。考慮到這一點，伊朗在黎巴嫩的長期影響力其實是在將自我保護和戰略擴張結合在一起的。批評者經常針對伊朗對哈馬斯的援助，但這種幫助是相對溫和的，主要是經濟和政治上的援助，實際上多帶有象征意義。伊朗對巴勒斯坦武裝的支持，以及該國對于地區穩定的小范圍挑戰其實是可控的，并不會在戰略上威脅到以色列，威脅到美國以及其海灣國家盟友。

真的有必要針對伊朗對美國及其盟友所產生的威脅嗎？針對伊朗為由于2003年以來美軍在當地戰事停滯，從而越過阿富汗邊境前來的圣戰分子提供避難所這一指控，實際上有幾分道理，盡管事實上伊朗安全政策的最終目的是挫敗每個地方出現的遜尼派圣戰行動，尤其是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美國前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稱這種戰略合作為“長期的……奉子成婚或權宜婚姻”。最近公布的美國擊斃本·拉登的解密文件也清楚地表明伊朗和圣戰者長時間的互不信任，以及基地組織成員作為伊朗人座上賓所忍受的悲慘處境。

華府方面的確從伊朗的核試驗中發現了一個戰略威脅，該試驗計劃自巴列維時代就開始并取得了持續的進展。鑒于國際原子能組織會根據規定條款無限期地持續對伊朗核設施進行檢查，伊核協議至少在2030年之前都能處理好這一問題，但到了那個時候燃料儲存和鈾濃縮都將瀕臨上限規定，甚至有可能突破這一限制。這些檢查會會和伊朗的核實力之間有所沖突，使得屆時伊朗處在一個高風險的境地中。如果美國選擇挑釁，包括退出伊核協議，推動伊朗繼續推進核試驗項目，那么美國只能再一次責怪自己了。考慮到美國優越的軍事實力和德黑蘭方面的小心謹慎，這種可能性直到最近令局勢再度緊張的制裁行為之前都是很低的。盡管伊朗早已越過了協議規定的鈾濃縮限制，但它并未威脅要達到研發核武器的地步。美國方面的邏輯矛盾則令人印象深刻，白宮方面宣稱實際上伊朗的種種行動證明了，美方退出伊核協議并恢復制裁是有道理的。

形勢正變得越發不穩定。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相當支持采用武力威脅和使用等方式來推行美國的政策。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則堅信反對伊朗和聯手以色列等手段讓他得以執行執行上帝的旨意，并承諾繼續采用這樣的手段，直到信徒得以“被提升天”（rapture）。特朗普當局所聲稱的用“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制裁伊朗的理由，是為了強迫德黑蘭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以限制其彈道導彈研發計劃及各種破壞地區穩定的活動。但考慮到美國單方面推出伊核協議，在德黑蘭已經引發高度不信任，這種說辭只能被看作是不真誠的。

實際上，博爾頓和蓬佩奧已經把制裁——通常被認為是武裝沖突之外的替代選項——當作挑起戰火的手段。哪怕制裁在強迫伊朗的石油輸出將至零，摧毀該國的經濟，造成足以推翻德黑蘭當局的內部沖突等方面都沒有成效——就像目前為止的情況一樣——但它們也會招致伊朗對海灣地區美國目標的直接反擊，這有可能讓華府有借口通過武力來尋求伊朗的政權更迭。今年六月，伊朗被懷疑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阿曼灣攻擊了一艘日本游輪和挪威游輪，還擊落了一家美國無人機，這表明上述假設是多么可能發生。

德黑蘭方面堅持不妥協讓特朗普宣布勝利的可能性顯得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考慮到種種對美國有利的、或真實或想象的轉機出現，就像他和金正恩之間的關系那樣；或者是考慮到沖突的緩和，這基于特朗普對于6月初的郵輪襲擊并沒有那么大后果的種種暗示可以觀察出來，因為美國并不依賴于沙特的石油。特朗普對于無人機被擊落一事的反應，揭露出他既沖動、又傾向退縮的一面。起初，他威脅說伊朗會“領教到”攻擊美軍設備的下場是什么，并命令美國中央司令部準備攻擊伊朗的三個據點作為報復。但后來，他又說一些“懶散又愚蠢的”伊朗官員可能“犯了嚴重的錯誤”。無人機當時是位于如德黑蘭方面所宣稱的伊朗領空，還是華盛頓方面所說的國際領空，這一點依然存疑。博爾頓、蓬佩奧和中央情報局局長哈斯佩爾（Gina Haspel）顯然贊成打擊報復，但五角大樓則建議克制一點。據報道，在戰斗機和軍艦進入攻擊狀態準備就緒后，特朗普叫停了攻擊。

他在推特上解釋說，可能出現的大量伊朗人員傷亡，作為無人機被擊落的回應并不“合適”。一個匿名消息源告訴《紐約時報》，稱總統認為這種快速的轉變顯示出他是一個有決斷力且明辨是非的指揮官。但這集肥皂劇所說出的，是特朗普缺乏有明確預期的連貫的政策導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候選人馬克·米利（Mark Milley）則通過一條含混的信息有意無意地抨擊博爾頓，從而打消了過會的擔憂，即認為伊朗事務會讓美國從對中俄帶來的威脅中分心，米利表示：“我不認為有誰真的在考慮（部署15萬軍隊）這件事情。”

可以想見的是，特朗普可能會嘗試通過微調內容來重新拿出一套核協議方案，作為他的改良版協議——就像他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方面所做的那樣——然后，再嘗試把伊朗拉進來重新談判。7月16日的時候，他就揪住伊朗外長扎里夫的即時評論，即美伊談判的大門是“敞開的”，如果美國能夠放棄制裁的話，宣稱華府和德黑蘭之間并不存在的談判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伊朗方面迅速駁斥了這一奇怪的說法。考慮到伊朗對于美國的高度不信任，任何新協議都不太可能達成。但任何人在觀察特朗普的行動時，都不能錯誤估計自我滿足和外在觀感對于特朗普的重要性。目前仍然難以判斷政府是否真的要選擇開戰，他們只是在執行強制外交，還是說在混亂中隨波逐流。這可能都沒什么影響。在試探和挑釁的亂流中，戰略決策可能會讓位于輕率的反應。

白宮方面加強了這種可能性，他們取消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系統機構的相關程序，傳統上這些程序有助于在外交政策上達成共識，并允許在保密規定下維持合理的政策制定透明度。上一個放棄這一協調程序的總統是小布什，那也導致了對伊拉克長期且血腥的占領。

這一次，狂熱的意識形態操盤手們——主要是博爾頓和蓬佩奧——正在實施“極限施壓”政策，但對于他們的對手卻缺乏足夠的認識以管控風險。諷刺的是，限制他們手腳的正是特朗普本人。這并非是因為特朗普有超過他倆的知識和判斷力：特朗普比起他的顧問們來說，對于國際事務更加無知，并且蔑視種種禮節、流程和習俗。只是單純因為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會進一步削弱其“美國優先”愿景中的孤立主義者形象，而一旦事情失控，他連任的機會也可能就沒有了。某種程度上，他需要一場戰爭來動員其基本盤，在南部邊境他就有這么一個機會，他在那里部署了軍力，并且他的對手們是沒有還手能力的。

如果緊張形勢持續或者惡化，這幾位顧問還有可能得逞。特朗普的中東政策取決于向以色列和沙特展示他在該地區擊退伊朗的決心，而且一個宣戰的特朗普——只要美國別遭遇太多傷亡或者陷入戰爭泥沼——會讓他在國內的選情看漲。五角大樓正考慮在中東派駐更多的軍艦和戰斗機，并新增6000兵力，其中的先頭部隊已經獲批派駐。1991年和2003年兩次對伊拉克的出兵都表明，隨著戰爭勢頭的增強，在政治上進行抵抗將變得更加艱難。

在現階段，德黑蘭的國家安全決策似乎比美國更加有序和透明化。盡管有時候假模假樣地宣稱諸如像干涉敘利亞和也門等行動對于伊朗是至關重要的行為——很明顯這都是在維持并擴大伊朗的地區影響力——伊朗的官員普遍認為這些行動都不關美國的事。但在伊核協議上他們是有分歧的。在美國退出伊核協議過了一年多時間里，與魯哈尼總統結盟的溫和派說服了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以讓伊朗繼續遵守該協議，從而能夠在美國和簽署該協議的歐洲國家之間挑撥，并孤立美國。這一想法考慮到的是伊朗可以先等到一個民主黨政府上臺并重新加入伊核協議。

但歐洲人無力或不愿規避美國迫使其他國家不再購買伊朗石油和商品的次級制裁，以及美國大選變化莫測的情勢，似乎侵蝕并改變了溫和派的立場。奧巴馬政府在伊核協議談判上的成果，就是成功避開了哈梅內伊對于美國和以色列根深蒂固的敵意，這在那之前都一直是美國外交上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特朗普當局則讓強硬派不再務實克制，并讓伊朗的溫和派轉變成為了強硬派。

伊斯蘭革命衛隊——作為伊朗軍方中的精英、機密和積極分子，四月時被國務院定義為恐怖組織，盡管五角大樓盡力阻止這一舉動——似乎正在重新占據上風。即使是參與了核談判并與美國官員建立了良好關系，同時還效忠伊朗當局的、溫和的世界主義者扎里夫，也稱美國的制裁是“經濟恐怖主義”。伊斯蘭革命衛隊也重新搬出慣用伎倆，威脅要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世界上有20%的石油要借此通行運輸。這一動作也將是最后的手段了，這會抬高油價，并幾乎肯定將招來美國的反擊。通過在也門的胡塞武裝代理人，伊朗可以不那么挑釁地瞄準通過曼德海峽的石油運輸，這個地方是沙特阿拉伯在紅海另一側的阻塞點。但事態這一升級不一定會符合胡塞武裝的利益，所以他們也可能會猶豫不前。

伊朗先采取了猛烈的抨擊而不是順從投降這一點并不奇怪，因為已經有先例了。1995年克林頓政府采取了全面的施壓，切斷伊朗與其貿易伙伴的往來，擴大美國單邊制裁的范圍，并在外交上孤立伊朗。美國外交官和情報人員在全球各地游說盟友，稱伊朗必須受到懲罰，因為他們針對反對派人物采取暗殺行動，同時還有其他種種邪惡的挑釁行為，例如真主黨在1992年襲擊了以色列駐阿根廷大使館，以及在1994年襲擊了阿根廷的一個猶太社區中心。德黑蘭方面的回應則是在1996年，利用沙特的真主黨勢力在霍巴塔（Khobar Towers）——一個美軍士兵的沙特駐地，目的是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飛區——發動了一起汽車炸彈襲擊。19名美國空軍成員和一名沙特人喪生，另有498名來自各國的傷員。

雖然霍巴塔爆炸案是沙特當局最終決定將美軍空軍基地從蘇丹王子基地撤走的原因之一——這些基地被要求必須搬到卡塔爾去——但更重要的是，伊朗傾向于對美國對其采取的削弱打壓采取挑釁式的反擊。總的來說，美伊兩國都不太希望發生戰爭。但對名聲和信譽的考量，美伊軍隊之間自發性的沖突風險的存在，代理人的挑釁行為，以及糟糕的邊緣政策都有可能引發真正的沖突。兩國間的互相反感和不信任，和外交溝通渠道的缺乏，都將使得形勢一發不可收拾，使得兩國前景令人倍加擔憂。

當前局勢和2002至2003年占領伊拉克之前的形勢無疑有著共同點。一個好斗且缺乏安全感的總統執著于一個被他妖魔化的政權，中間又缺乏必要的協調機制，同時國會又遭到怯懦的共和黨的把持，從而讓他得以妄為。6月28日，共和黨把持的參議院否決了一項兩黨共同提出的法案，該法案要求特朗普在進攻伊朗之前必須經過國會批準。盡管7月12日的時候眾議院批準了一項包含該要求的國防法案，但似乎這一要求難以在參議院達成一致。諂媚的幕僚和極具影響的外部勢力堅持認為，特朗普可以重塑一個被他鄙夷為自由派的前任所拋棄的地區。博爾頓和蓬佩奧——當然也包括特朗普很有可能沒意識到美國對于伊拉克的干預，最終導致了伊朗在該國及中東其他地區的影響力。他們也可能不會意識到，對伊朗開戰很有可能會比伊拉克戰爭更具災難性。

其中一個奉承者，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將當前海灣地區的事態發展比作了1984至1988年間兩伊戰爭時期的油輪戰，在那場戰爭中伊朗劫持了運送伊拉克石油的科威特船只，伊拉克則轟炸了伊朗的城市和石油運送碼頭，并用毒氣攻擊伊朗軍隊。科威特方面在1987年讓里根政府更換了船只的注冊地，并護送其船只通行。翌年春天，一枚伊朗水雷讓美國的一艘塞繆爾·羅伯茨護衛艦癱瘓并幾近沉沒。這導致了美伊之間開始了一場射擊大戰，美國的攻擊讓幾艘伊朗軍艦癱瘓。同時它還導致了1988年一架伊朗客機被文森斯號發出的一枚導彈擊中，造成290個平民死亡。不過，這場沖突中最有意義的還是里根的自我控制。即使在美國軍艦被襲擊并造成美方人員傷亡的情況下，他也沒有襲擊伊朗本土，甚至因為一位美軍高級指揮官計劃襲擊伊朗本土而把他革職。油輪戰最本質的教訓是要保持克制，但共和黨鷹派們并不太可能理會這一點。

美國當局似乎正在摒棄油輪戰時候的一些觀念，并且向歐洲盟國施壓，讓它們與美軍一道在海上保衛油輪免受襲擊，盡管海上行動不會有密切的單獨護航（當前局勢和2002至2003年占領伊拉克之前的形勢無疑有著共同點。一個好斗且缺乏安全感的總統執著于一個被他妖魔化的政權，中間又缺乏必要的協調機制，同時國會又遭到怯懦的共和黨的把持，從而讓他得以妄為）。要是美國政府更仔細地審視油輪戰的話，它可能會注意到雖然伊朗的實力比起美國還是差得很遠，但比起三十年前的處境要好得多，當時它的力量已經在和伊拉克的戰爭中消耗殆盡了。盡管現在經濟不景氣，但伊朗也沒破產。并且，得益于特朗普突然退出核協議，并且羞辱了他的歐洲盟友們，伊朗在外交上也并非那么孤立。再有，伊朗既具備老派的不對等應對手段，例如恐怖主義，也有一些新的應對方式，包括網絡攻擊和導彈等。針鋒相對的攻擊與反擊可能會擴大和惡化沖突。比如伊朗可能會攻擊美國的海灣地區盟友。對于美國來說，沖突的升級最終也可能導致所謂的伊朗的“領導目標”。

在最壞的情況下，美國會沿著所謂伊朗解放運動（Operation Iranian Freedom）的路線入侵并占領這個國家。美軍會在一開始打壓伊朗的防空力量，把矛頭對準其海岸炮臺和導彈發射裝置，破壞通訊網絡，攻擊控制全國百姓的安全部門總部，并且用極具穿透性的“碉堡克星”炮彈摧垮或徹底破壞伊朗的核設施。如果占領德黑蘭變成了美國人的目標，那美軍地面部隊也會全面壓制伊朗軍隊，或逼迫高級官員逃離，或通過精準的導彈襲擊將他們殺死，從而推翻該政權。

但美國在伊拉克的糟糕經歷，給任何針對伊朗的行動多添了一層陰云。伊朗在人口和領土上都比伊拉克要龐大得多，所以控制這個國家并贏得民眾支持都會變得更加困難。雖然伊拉克軍隊被輕松擊敗，但阿拉伯國家各地的遜尼派志愿民兵，以及由伊朗間接扶植的什葉派民兵在近十年的時間里讓美軍不時遭遇傷亡。屆時伊朗境內的美軍也會遭遇這種游擊戰，該戰術并不具備決定性意義，但卻推高了美國干預伊朗的成本，并且會讓國內民眾對戰爭不再那么支持。美軍入侵帶來的混亂會讓伊朗面臨國內少數族裔——包括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俾路支人、瑣羅亞斯德教徒和阿拉伯人——之間自相殘殺的戰爭，這意味著會再度出現兩伊戰爭時期讓美國情報部門擔憂的脆弱局勢。還有，伊朗人民圣戰組織（Mujahideen-e Khalq）這一馬克思主義游擊運動組織也可能在新形勢下擴大影響力。伊朗境內流離失所的人們會逃難到其鄰國，這些難民會給鄰國帶來與敘利亞局勢相當的人道主義挑戰。美國軍方的參謀人員必須想想這一系列事項，他們有必要時刻提醒那位宣稱和伊朗的戰爭將會很短暫的總統，因為人們都是抱著堅信戰爭將會很快結束的想法，開啟一場場漫長的戰爭的。

只有靠歐洲國家有效地規避美國的制裁，才能讓伊朗繼續遵循伊核協議，但歐洲各國對此卻束手無策。即便如此，他們依然反對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并且不會支持任何軍事行動，尤其是當他們認定戰爭是由美國挑起的話。華府會發現他們很難湊出一個名副其實的聯盟。即使五角大樓把彼得雷烏斯將軍（David Petraeus）的反叛亂手冊拿出來，并由此獲得此前從沒擁有過的建設國家的理念和能力，但在伊朗成功建立一個穩定的、對美友好的政府的前景也將是十分黯淡的。直到該地區陷入混亂局勢，并在戰略層面使得美國陷入孤立很長時間之后，這一沖突才會最終平息。

這場危機，就像其他和伊朗相關的危機一樣，主要是由美國一手造成的。再有，特朗普當局的挑釁所引發的伊朗方面的應對手段，將使得渴望與伊朗重新修復良好關系的民主黨人發現，要讓伊朗在導彈發展和地區活動方面不提出新的額外要求的情況下，重新回到伊核協議的狀態會變得更加困難；而在另一方面，伊朗看起來也不會考慮這種情況。因此特朗普政府不僅在沒有簡單的替代方案的情況下，選擇了既不靈活也不穩定的姿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曾經嚴肅提出一個明智的選項，包括穩健的雙邊外交，為平息事態建立對等的行動方案，從而就延續和強化伊核協議提供直接談判的機會，但特朗普當局就從沒把她的建議聽進去過。見其2019年6月23日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章：“How Did We Get 10 Minutes from War with Iran?”。]，而且極大程度地限制了其繼任者的選擇余地。

在這一點上，甚至那些支持美國和沙特結盟并和伊朗作對的以色列高級官員，也開始擔心美國人的好戰和短視，并且不愿意被認為是在鼓動美伊之間的軍事對抗。以色列人無疑開始考慮美伊一旦開戰在中東地區會帶來哪些長期的影響。他們的轉變是對美國政策失控的警告。

原文：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9/08/15/iran-case-against-war/#f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