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9年7月19日，首屆“澎湃·鏡相”寫作大賽頒獎典禮落下帷幕。本次大賽于2019年1月23日啟動，由澎湃新聞主辦，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今日頭條聯合主辦，旨在挖掘極具價值的時代標本，培育優秀寫作者，并長期孵化紀實類佳作。學術評審、業界評審兩輪匿名制交叉打分，最終決選出“鏡相”特等獎1名，一等獎2名，二等獎3名，三等獎4名，優勝獎、提名獎若干。

“鏡相”欄目將陸續刊出對大賽前十名獲獎者的訪談，挖掘他們創作背后的故事，探討對非虛構寫作的理解和展望。今天的訪談來自特等獎得主余同友，他的獲獎作品是：《村里有座廟——對1990年安徽東至“1·24海難”民間記憶的打撈》。

文｜薛雍樂（澎湃新聞）

在搜索引擎里輸入“一·二四海難”、“安徽東至1990”的關鍵詞，幾乎搜不出任何有效結果。在信息一刻不停從四面八方轟炸而來的當下，我們已經很難想象，一起造成112人遇難的撞船事故，曾需要近半年時間才傳到同省的縣城，然后就被淹沒于混沌的未知之中。

在首屆澎湃新聞“鏡相”寫作大賽中，憑借《村里有座廟》獲得特等獎的余同友三次重返事發地，采訪幸存者、遇難者家屬及救援人員，打撈起這段被遺忘的往事，還原出逝者鮮活的面貌和生者綿長的回憶。終審評委評價稱，本文“題材厚重深邃，有著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同時，文字冷靜克制，沒有絲毫的過度渲染……細節充沛，立意深遠”。

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余同友表示，每一個平凡的個體都值得被記錄，自己有責任用文字為那些逝去的生命立一座紀念碑。他也從職業作家的角度，對加強非虛構的沉淀和文學性提出了建議。

上海作協黨組書記王偉為特等獎作者余同友頒獎。

為生命豎一座文字紀念碑

澎湃新聞：請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專業背景和寫作經歷。

余同友：我出生于70年代，學的是財務管理，跟寫作沒什么關系，后來在機關做公務員，再到當地報社做了十年的編輯和記者，2009年調到安徽省作家協會，屬于半個專業作家。我從小就有一個寫作夢，在學校里就開始寫了，一開始寫詩歌、散文，后來開始寫小說。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會想寫“一·二四”海難？

余同友：這起事件發生在1990年1月，我當時在老家的一個鄉鎮做實習生，離事發地點大概有七八十公里。那時資訊很不發達，外面知道這起事件的人很少，但慢慢就口口相傳，等傳到我這里的時候，已經是夏天了。

后來過了幾年，我到市里的報社上班，碰到縣里的人，在偶然閑談間聽他們說了，我才第一次知道那時竟然死了那么多人，很震驚也很疑惑，就一直惦念著。我特別關注這個題材，可能跟個人經歷有關。我少年的時候，母親就死于一場意外事故，所以，對死亡的理解、對逝者的惦念，我可能比別人體會得更深。

雖然我很想寫，但采訪難度非常大，一開始沒打算自己寫。大概從十年前開始，我就把這個選題不斷推薦給其他寫作的朋友。可能他們覺得有難度吧，我前后問了兩三個人，他們都沒寫。

2017年，有一家我認識的文學類雜志開設了一個非虛構欄目，我跟編輯吃飯的時候又聊到這件事。對方說：那就你寫吧。我就準備試試，專門請了一個星期的假，去了事發地。

寫成非虛構是定下來了，但怎么寫我心里沒有底，一直寫了三稿，幾乎都是推倒重來。我寫中短篇小說的時候，從來沒有為一個故事寫過三稿。第一稿，我是以尋找真相的視角去寫，寫得很不滿意。第二稿我把自己的情感帶進去寫，發現也不行。最后一稿才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想過把它寫成小說，為什么要把它寫成非虛構？

余同友：我覺得這不適合寫成小說，或者說，我不知道怎么將它作為素材寫成一個小說。這起事件對我的沖擊太大了，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在于為遇難者立一座文字的紀念碑。標題是《村里有座廟》，我就想用文字來搭建一座廟，來表達對這起事件的關切。

澎湃新聞：您是怎么找到那些受訪者的？三次尋訪您分別做了什么？

余同友：找人其實費了一番功夫，畢竟事情過去了將近30年，對地方上來說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所以我把困難預估得比較充分。好在我有一些當地的文友，所以一開始是通過他們來聯系。但行政層面是繞不開的，后來我找到縣里以前的一位宣傳部領導，他參與了整個善后過程，在那里待了20多天。我就請他帶我去了。

當時的幸存者和遇難者家屬，有的現在都不在當地了。2017年我第一次開車去，在縣里的各個鄉鎮一共跑了三天，只要有線索，我們就趕過去。我們是通過村委會去采訪的，一開始我沒把意圖說得太明白，只是跟當事人聊天，慢慢說服了他們，被他們接受了。

第二第三次我都是單獨去的。第二次是想去核實一些細節，包括到現場江堤上尋訪當時立的一塊碑。我完稿后給了那家文學期刊，他們不太敢發，另一家文學期刊也想要，最后還是沒發。今年初我剛好看到澎湃的非虛構大賽，就想試試。

所以在2019年初，我第三次去了當地，為修改稿件找了一點感覺，沒有進行采訪，就是走走，感受一下村莊、田野的氣氛。

粗糙的碑刻文字。余同友 圖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用什么技巧，讓受訪者盡可能多說一點？

余同友：他們的傷痛在表面上已經看不出來了，但隨著交談的深入，巨大的傷痛其實一直都存在，就像人身上的傷口一樣，看上去愈合了，可一遇到天氣變化就會疼痛。我想，到特定的那個日子，每一戶當年出事的人家肯定都會很傷感，那種陰影想完全去除干凈是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采訪選在一個村民組長的家里，就是文章里失去弟弟的張華柏。因為是中午，說著說著，一些吃飯的左鄰右舍就聚過來了，一旦打開了話匣子，他們就愿意說了。

其實還有好多人有線索，但他們不愿接受采訪，也有些是我不忍心去采訪。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有一個老太太的媳婦和女兒當年在船上，都沒有了，老太太后來過得很辛苦也很貧困。她聽我們大家說話時一直沒開口，就在那里流淚。我想問她的時候，村民組長把我拉出來，讓我不要問她，因為她太苦了。后來就算了。

澎湃新聞：您除了實地尋訪之外，做了哪些案頭工作？

余同友：可供參考的幾乎沒有，我查了一些報紙和檔案，所能查到的資料基本上都在文中呈現出來了。我找了一本當地出的《東至文史》，但也就是短短的幾十個字。還有一份不公開的政府紀要，我是托朋友幫忙找的。

澎湃新聞：您如何彌補歷史信息的殘缺，又如何還原無法親眼看到的情景？

余同友：我找到了逝者的親屬、親歷的幸存者，以及救援人員、當時的縣長，從各個階層建立一條證據鏈，一環一環來互相彌補，力求從整體上還原當時的情境，不能光從片面去調查。

在很多地方，我直接引用了當地人的方言。像他們說“看一看”，不是說“看”，而是“望一望”，還有“把肝都哭出來了”等等，我覺得一般人也能理解，所以就直接引用了原話。我還寫了一位找不到兒子的中年女子，她在除夕夜很痛苦，一直在哭，母親跟她說：你鍋上也哭鍋下也哭，哭壞了怎么搞？“鍋”指的是鄉村里面的鍋灶，上面炒菜，下面燒柴火，我也拿來引用了。

在還原場景方面，我基本沒有想象，大都是根據受訪者的說法，除了個別地方會渲染一下氣氛。比如我寫霧像“炸裂”開來，這是文學化的語言，跟事實也不矛盾。我總體是尊重采訪得來的原始素材的，因為我覺得受訪者說得比我描繪得更好，有些東西是想象不出來的。

將心比心杜絕獵奇寫法

澎湃新聞：災難是很痛苦的，我們為什么要記住它們？對于過往的災難，我們應該采取怎樣的態度？

余同友：這是一種使命。1995年日本發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那里的紀念碑上有一段碑文，我覺得可以很好地表達我的想法：“1995年1月17日5時46分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震災奪去了生命、工作、團聚、街景、回憶。人類是多么渺小，我們甚至無法預知一秒鐘之后將要發生的一切。震災留給了我們溫情、關愛、互助、友人，這個燈火，連接著被奪去生命的每一位逝者和我們的追思。”

這么多人的生命半途夭折了，如果沒有一點記錄，我覺得那是對生命的冷漠和不尊重。有一家媒體開設了名叫“逝者”的小欄目，讓普通人寫他們逝去的親戚朋友，我經常會讀，因為它表達了對平凡生命的關切。

當然，我們也不能每天都沉浸在悲痛當中，但有一些經驗和教訓可以汲取。事件中的人可能是無辜的，該記錄的還是要記錄，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2019年1月，日本各地舉行阪神大地震紀念活動。東方IC 圖

澎湃新聞：您在創作手記里面寫道，決定不從獵奇的角度去寫，而是如實地記錄，這兩種寫法的區別在哪里？

余同友：我覺得，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抱有獵奇的態度，哪怕是寫游記，對于相對欠發達或落后的地區，如果作為闖入者去寫，我覺得非常不妥當。寫作首先應該懷著真誠的心態，將心比心——如果別人向我獵奇，我會很難受，所以我作為一個作者，肯定不能抱著獵奇的態度。

在這篇文章里，其實有人給我講了很傳奇的一個細節。船要開的時候，有兩個人打起架來，就離船上岸了，我寫到這里就中止了。但其實有人告訴我說，那兩個人起初在打架，看到船開走了、沉沒了，覺得逃過一劫，就抱頭痛哭，后來結為兄弟。我想，一來找不到當時的人求證，二來這不太可能是真的，因為那時大霧滿天，他倆怎么能看到快到對岸的那艘船沉沒的情況？如果我這樣寫了，肯定會吸引眼球，但我還是放棄了，不能寫，這是一個態度問題。

澎湃新聞：您在采寫過程中，還有沒有什么印象特別深刻的一些細節？

余同友：還有一些細節我沒寫進去，比如陪我第一次去采訪的那位領導說，當時工作隊進駐到村里，睡在一個閑置的倉庫里。倉庫里有很多老鼠，他的腳就被老鼠咬了，當時也不能請假，回去后腳上一直流著黑水，還住院了，黑水流了大概半個月才治好。這些細節跟主題沒關系，或者不夠精煉，所以我都刪掉了。

澎湃新聞：您采寫中最大的難點又是什么？

余同友：難點是很難進一步挖掘。我采訪的幸存者、受難者家屬總數不是很多，如果要寫得更深入一點，還得多找一些人去采訪。但確實有人不愿接受采訪，也有人是我不忍心去問。比如有逝者留下來的后代，現在在大學里讀書，我找到了其中一個的聯系方式，但考慮到是學生，我始終沒敢采訪，怕年輕人受不了。如果我找到更多聯系人、做更多采訪，估計會寫得更好、呈現的面貌會更豐富一點。

非虛構應重視沉淀和陌生化

澎湃新聞：您之前接觸過哪些非虛構作品，有沒有對您影響比較大的？

余同友：像美國彼得·海斯勒寫的《江城》、《尋路中國》、《奇石》，我都看過，他給我們打開了非虛構的思路。后來我也讀了得諾貝爾獎的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一些作品，還有卡波特的經典著作《冷血》等等。

國內的紀實文學我認可的主要有幾部，一部是錢鋼寫的《唐山大地震》，還有以前劉心武講足球的《五一九長鏡頭》，時間比較久遠了。媒體方面，像南香紅、李海鵬的作品，我基本都讀過。還有國內這幾年比較新的平臺，澎湃鏡相我是很早就關注了。

但影響我這篇文章寫作的，可能沒有哪一部具體的作品。我當時找到了馬爾克斯《一個海難幸存者的故事》，但沒有讀，怕讀了會對自己有干擾。

澎湃新聞：您自己之前有沒有寫過其他非虛構或紀實作品？

余同友：寫得不多，今年3月我和幾個同事一起出了一本書，40多萬字，標題是《一條大河波浪寬：1949-2019中國治淮全紀實》，講的是淮河治理。我們寫的時候想偏重文學性，也做了一些探索。

澎湃新聞：您平時也寫小說，怎么看待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的關系？

余同友：虛構和非虛構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想抵達社會生活的深處。當然它們也很不同，通俗一點說，虛構就是以假話來推演現實，非虛構是以真實來求證現實。比如寫青蛙的鳴叫，小說可以虛構出一個池塘，青蛙在池塘里鳴叫，但非虛構必須得真有池塘才能這么寫。

我覺得虛構和非虛構彼此會相互促進。舉個例子，去年我在寫淮河治理的書，沿著淮河四個省走了很長時間，有一天來到淮河邊的一座村莊，因為國家治淮，全村都搬走十幾年了，但還有一對老夫婦在堅守。其實國家也給他們安排了房子，他們不愿去住，就兩個人在那里，沒有水電，自己買了太陽能的發電板、打水井生活。

后來，我依據這個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叫《臺上》（因為淮河邊的莊子叫莊臺），發在今年第五期的《安徽文學》，最近被《小說月報》選載了。我幾乎完全是按照人物原型來寫的，如果稍微變一下，就是一篇非虛構。

所以這兩者相輔相成，虛構可以表達出某些非虛構無法表達的東西，而非虛構會讓作家走出象牙塔，迫使他們去采訪，更接地氣。

澎湃新聞：許多文學雜志也刊登長篇散文，這和非虛構有什么區別？

余同友：我的理解是，非虛構和散文有時邊界很模糊，但還是兩個不同的文體。相對散文來說，非虛構可能更注重新聞性，或者說是當下性。比如有些散文寫很久遠的事情，看上去是真實的，但和當下聯系得不太緊密。

非虛構的話題也需要是公共性的，或者呈現出一個開放性的姿態，讓大家都可以參與討論。散文可以只是寫給一個人看的，但非虛構如果只寫給一個人看，恐怕不太合適。

澎湃新聞：文學界和新聞界的非虛構，側重點會不一樣嗎，如何取長補短？

余同友：我覺得確實應該取長補短。文學界這邊的缺陷是，作者缺乏豐沛的生活經驗和去現場的自覺性，容易懸在空中，落不了地。而新聞界的非虛構作品可能新聞性很強，但文學性不夠，或者說是沉淀得不夠。

打個比方，我覺得尤其是我們很多國內平臺推的非虛構，很多只滿足于照相式的寫作，好像到了現場后，“啪啪啪”拍了很多照片就發出來了，沒有沉淀。我覺得，好的非虛構不應該是照相式的寫作，而是整個身心都融入進去。在情感上不要一味獵奇，不是只關注流量和新聞性。

還有一個是表達上的問題。我們很多非虛構作者在表達手法上比較單一，缺乏結構和語言上的追求，從文學上來說沒有達到“陌生化”的效果。唱歌是說話的陌生化，跳舞是走路的陌生化，那就是藝術。我們的非虛構在這方面可能還有所欠缺。在文學性方面，李娟獲得《人民文學》非虛構獎的《羊道》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我有一個觀點不知道是否正確：一篇好的非虛構，現在能看，10年、20年、30年以后還能看，這恐怕就是衡量非虛構優劣的最大的一個尺度。

《人民文學》。東方IC 圖

澎湃新聞：對于業余作者，您有什么建議？

余同友：一是肯定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二是要深挖。比方說，我有一個朋友提前退休了，回到山里種了兩畝田，親身種水稻。每天待在那兒，看他是怎么播種、怎么管理農田的？稻秧每天又是怎么生長的？如果一點一點如實記錄得特別到位，是不是就是一篇很好的非虛構？我覺得還是要從自己身邊最有生活的地方、最熟悉的領域去寫。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關注到其他一些參賽作品，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

余同友：有一篇印象很深刻的是講電信詐騙的《電話那頭的克蘇魯》。《小廠之春》也不錯，很有時代氣息。

澎湃新聞：您將來是否會繼續去寫非虛構，有沒有特別想寫的話題？

余同友：估計不會很多，但還是會嘗試寫一些。我已經有一些題材想寫了，但還沒有采訪。其中一個是動物保護，長江江豚據說現在總數已經比大熊貓還少了，種群生存非常艱難，我可能會對這方面有所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