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午，筆者得知日本著名佛教語文學研究專家辛島靜志（Seishi Karashima）教授于當天早晨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歲。噩耗傳來，震驚之余，深感十分悲痛。就在6月間，筆者承其惠寄書刊三種。此前不久，他還通過創價大學和東洋哲學研究所寄贈一本荒川慎太郎（Arakawa Shintaro）先生編著的《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原件藏于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全書包括研究、原文譯釋及轉寫和全部原件的影印本，2018年出版，印制非常精美）。僅僅十幾天之前，筆者剛拜讀了他本月發表在臺灣《佛光學報》第五卷第二期的中文論文《試探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的原語面貌》。辛島先生治學甚勤，筆耕不輟，他曾在電郵中告知筆者，還有不少論著正待刊布，其中有些當已收到清樣，不想文字猶在，斯人已逝，遂成絕響，悲夫！

辛島先生于1957年出生在日本九州的一座凈土真宗寺廟，其家族一直擔任該寺廟的住持。年輕時，他考入東京大學，學習法語和法國文學，同時學習漢語。到了大學三年級，轉而學習佛學、梵文、藏文。在日本國內求學期間，對他影響最大的學者是漢學家福永光司（1918-2001，中國思想史和道教研究的權威）教授和印度學家原實（1930- ，日本學士院會員，即院士）教授。辛島攻讀碩士期間，英國劍橋大學的布臘夫（John Brough，1917-1984）教授來日本講學，對他啟發很大，他意識到，要弄清佛教典籍的源流，必須重新研究漢譯佛典，特別是其早期譯本。為此，需要掌握大量跨學科的新知，抱著將漢學、印度學、佛教學齊頭并進、冶于一爐的治學理念加以探究，才能獲得新的進展。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僅僅留在日本學習是不夠的，加上原實教授也鼓勵他出國求學，于是在1985年，辛島走上了一條在當時與眾不同的治學道路，開始了為期十年的海外留學生涯（1985-1994）。

辛島留學的第一站是劍橋，他的指導老師諾曼（K. R. Norman）教授是巴利語、犍陀羅語、古代和中世印度俗語的權威。辛島在那里接受了古代印度語言的訓練。

為了更好地掌握佛教漢語的詞匯、語法和漢語音韻學，從而進行印漢對比，辛島在1987年來到北京，進入北京大學，跟隨季羨林（1911-2009）先生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法華經漢譯本與梵藏本對比研究》，1991年夏完成。離開北京后，他又前往德國弗萊堡，師從封興伯（Oskar von Hinüber）教授學習印度學三年。

就在辛島先生留學北京期間，筆者已聽聞其大名，知道他學識淵博，見解獨到，中文也很好，只是筆者身在上海，交往甚少，記憶所及，只有一次偶然的簡短通話。

1995年，筆者受北京大學榮新江先生之囑，撰寫了一篇書評，刊發在《敦煌吐魯番研究》創刊號 上。該文是評介已故梵、藏和中古伊朗語大家埃默里克（R. E. Emmerick, 1937-2001，出生于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著名漢學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1993年合著出版的新書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辛島先生當時已返回日本，看到之后，特地給筆者來信，信中談及他正在從事的一些研究。不久，他又寄來一本1994年出版、用日語寫作的關于漢譯《長阿含經》原語的新著，筆者讀后，深為佩服。佛教語文學界有一種較普遍的看法，認為犍陀羅語很可能是印度西北部及中亞地區佛教徒的共同語言，其在中亞所起的作用可以與歐洲中世紀拉丁語的作用相比。因此，有一些學者從漢譯本中找出一些與犍陀羅語特征相符的音譯詞之后，就斷言漢譯本是出于犍陀羅語原本。辛島在其著作中全面分析了音譯詞，發現當中大約五百個音譯詞在梵語、巴利語中有對應詞。這些詞中有些具有犍陀羅語特征，有些則與印度西北犍陀羅語不同。通過縝密的研究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復雜的混合體，除了犍陀羅語之外，還包括其他中世印度語、地域方言、梵語等多種要素。辛島先生這種細致、精確的研究方法在當時確實令筆者大開眼界。

1997年4月，辛島先生入職創價大學，參與創建該校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擔任該所助教授，1999年升教授，2011年任所長。他以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精神，始終全力從事佛教語文學研究，刻苦精進，著作等身，在國際學界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由該所出版的《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ARIRIAB）創刊于1998年，至今年春已連續出了二十二期，現任主編是辛島靜志和工藤順之兩位教授。在《年報》上發表論文的有日本、中國、韓國和亞洲、歐美各國的學者。研究所還持續邀請世界各地的佛教學者前來演講和進行學術交流，并將新成果通過《年報》及其他各種渠道及時公之于世。除了《年報》，研究所還同時刊行了多種大型學術出版物，如《佛教文獻學哲學研究叢書》《中亞佛教寫本叢刊》（包括《大英圖書館藏梵語殘卷》《俄羅斯科學院圣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藏梵語殘卷》等）《印度國家收藏Gilgit寫卷影印本》《平山郁夫收藏梵語、犍陀羅語、大夏語寫本》。這些專著提供了大量經過精心整理的第一手資料，極具研究價值，而這必須與各國學術機構及學者開展廣泛的交流合作，為此付出的辛勞可想而知，確實令人感佩。近年來，研究所的研究范圍還擴展到伊朗語、吐火羅語、回鶻語佛典以及佛教圖像和考古學，為了處理吐火羅語材料，特地聘請玉井達士（Tatsushi Tamai）博士擔任客座研究員，參與相關工作。

辛島先生用日、漢、英、德、法、俄等文字發表了大量論著，活躍于國際佛教學界。不過與他關系最密切的還是中國學術界。他每年都會到中國各地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用中文在中國國內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如《中華文史論叢》《漢語史學報》等都有其論著，同時還向其他國家的學者介紹中國最新的研究成果。

為了方便交流，辛島先生在2016年出版了一部中文論文集《佛典語言及傳承》（上海中西書局出版）。該書收錄論文二十篇，精義紛呈，充分反映了他在佛教文獻學和佛典語文學方面的主要成果和觀點，并體現出他的治學精神，即努力將文獻學研究和佛教思想史研究相結合。他在書中一再強調，自釋尊時代起，佛典就不是通過梵語，而是通過口語傳承的。無論是小乘佛典，還是大乘佛典，直到三世紀，大體上都是通過口語流傳的。自三世紀起，口語逐漸被梵語取代。四世紀時，梵語化有了較大的推進。從東漢開始，佛典傳入中國并被譯成漢語。五世紀到達中國的佛典吟誦者及翻譯者中不少人來自大夏（吐火羅）、克什米爾等“大犍陀羅文化圈”（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西北部、阿富汗東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等），其母語應該是巴克特里亞語（大夏語）、犍陀羅語等，他們所傳承的佛典也應該是與這些語言有關的。但從公元四世紀到五世紀，即鳩摩羅什前后年代，翻譯佛典的原語應該是口語（俗語）與梵語混合的一種語言。當然每部經典的情況各有不同，需要研究者有針對性地研究每一部經典，從而得到準確的結論。

為了貫徹其學術理念，辛島先生先后編纂出版了《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道行般若經詞典》《道行般若經校注》等專著。在這些研究工作的進程中，除了國外學人的幫助，同樣少不了與中國學者展開合作，所以在新近組成的《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編輯委員會中，除了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美國、意大利、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挪威、俄羅斯、巴基斯坦、韓國的學者之外，特地邀請了北京的段晴、李崇峰、李學竹、榮新江、沈衛榮、葉少勇和上海的劉震等先生擔任編委。辛島先生的夫人裘云青女士是出自北大的高材生，也是其學術研究的得力助手，貢獻巨大。先生才學非凡，是佛教語文學和文獻學研究的中堅力量，奈何天不假年，留下諸多未竟事業，如他理想中的漢譯佛典語言詞典就尚未最終完成。筆者年老力衰，時日無多，只能在此希望后輩學人能繼承其未竟之業，群策群力，勇猛精進，以告慰辛島先生在天之靈！

最后，謹向裘云青女士和辛島先生的遺屬表示最誠摯的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