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英國貿易使臣阿美士德出使中國，商談對華貿易。然而中英雙方在禮節上出現分歧，阿美士德拒絕行叩頭禮，結果未獲嘉慶皇帝接見即被趕出北京。次年，英國使團在歸國途中，途經關押拿破侖的圣赫勒拿島。阿美士德登門拜訪，向拿破侖講述了自己在中國的遭遇。在對中國禮節的認識上，拿破侖與阿美士德有嚴重分歧；關于是否要“以武制華”，持和平主張的拿破侖亦迥異于英國人。正是在雙方的交流中，拿破侖說出了那句在中國廣為傳頌的名言：“中國并不軟弱，它是一只沉睡的獅子，一旦它蘇醒過來，必將震撼世界。”

——這就是所謂拿破侖“中國睡獅論”的由來。現在看來，此說大有可疑之處。

著名史學家朱維錚先生曾在《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第11期上著文《清仁宗與拿破侖》，稱“迄今沒能從中外相關史著見到這則名喻的確切出處”。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施愛東在《民族藝術》2010年第三期上刊文《拿破侖睡獅論：一則層累造成的民族寓言》（此文后來的網絡流傳版標題改為《“睡獅論”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睡獅論”來龍去脈》），系統詳實地考察了“中國睡獅論”的形成過程，基本撇清了“中國睡獅論”與拿破侖的關系。施愛東在文章的摘要中提出：

關于拿破侖預言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醒來將震撼世界的傳說，是顧頡剛所謂“層累造史”的典型個案。此說起源于20世紀前基督教話語及西方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被曾紀澤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繼而被梁啟超化用并創作了一則關于睡獅不覺的寓言。清末民族主義者以及革命宣傳家，則把醒獅當作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廣為傳播。部分革命宣傳家還試圖將睡獅論與一些西方政治明星捆到一起，重新組裝成一種新的政治寓言。在這種宣傳攻勢下，睡獅論很快就超出革命宣傳物，融入到民眾的口頭傳統當中，而在眾多可供選擇的故事主角中，口頭傳統最終選定了拿破侖。到了21世紀，這則政治寓言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供嫁接的歷史事件，落實為一段關于拿破侖教訓阿美士德，預言中國將有偉大復興的歷史故事。

通讀《“睡獅論”來龍去脈》，可以梳理出所謂拿破侖“中國睡獅論”形成的若干關節點：

其一，沉睡的概念，源自曾紀澤。1887年1月，剛剛卸任駐英、俄大使的曾紀澤以英文撰寫的《中國先睡后醒論》（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在英國《亞洲季刊》上刊登，文中提到，“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

其二，獅子的比喻，出自梁啟超。1899年4月，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一則題為《動物談》的寓言，梁啟超稱，自己曾隱幾而臥，聽到隔壁某人說，他曾在倫敦博物院看到一個狀似獅子、沉睡不醒的怪物。由此，作者聯想到祖國，悲嘆一聲：“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 而且，梁還故意混淆了曾紀澤撰寫的《中國先睡后醒論》和其人善于畫獅的特點，把“沉睡”與“獅子”合并打包為“睡獅”，并將發明權一并頒予曾紀澤。

其三，代言人掛靠拿破侖，跟胡適相關。1915年3月，留學美國的胡適在為自己前一年創作的詩《睡美人歌》所寫的補注中提及“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胡適的文字，將曾紀澤和梁啟超接力炮制的“睡獅論”，掛在了拿破侖名下。

至此，所謂拿破侖“中國睡獅論”這個超級IP完成了認證，并逐步成為中國人的“歷史常識”之一。不過，拿破侖“中國睡獅論”的生產線如果就此打住，超級IP還僅是一個絕妙的創意。沒有敘事背景的金句，在傳播中終究還是一個懸浮著的金句。

好在已故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的著作《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5月版，王國卿等譯，以下簡稱《停滯的帝國》）在中國出版，為拿破侖“中國睡獅論”提供了劇本。《停滯的帝國》里的劇情，與本文第一段的敘述大抵類似，金句出自阿美士德在圣赫勒拿島與拿破侖的交談。

施愛東的《“睡獅論”來龍去脈》，也引用了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中的表述。頗具玩味的是，施愛東轉引佩雷菲特內容時所用的修辭：“佩雷菲特語帶猶豫地認為拿破侖還‘可能說過’這樣一句預言。”

公允論之，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中表述拿破侖名言的語態不是“語帶猶豫”，而分明是一位遣詞造句的高手在表達無法核實的內容時所刻意營造的模糊。

事實上，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中，總共兩次提及拿破侖“說過”這句名言，第一次見于書的《前言》，第二次見于書的第85章《圣赫勒拿島上戰俘的忠告》。摘錄原文如下：

1973年發表了我對動蕩中的中國的想法，其中多處提到馬戛爾尼使團。許多讀者詢問我如何能得到那本書（作者1954年從克拉科夫的一個舊書商那里購買的一套旅行叢書，其中包含斯當東和巴羅關于馬戛爾尼使團在中國旅行的紀實）。我曾有過再版該書的想法，因為那次出使在法國罕有人知。誠然，斯當東和巴羅的兩部紀行當時很快被翻譯，一時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拿破侖讀過這兩本書。它們啟發他說出了這句名言：“當中國醒來時，世界將為之震撼。”（《前言》）

拿破侖對在倫敦廣為傳播的、用武力為英國商業打開中國大門的意見十分惱怒：“要同這個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的帝國作戰將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們開始會成功，你們會奪取地們的船只，破壞他們的商業。但你們也會讓他們明白自己的力量。他們會思考，然后說：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們裝備起來，使我們同他們一樣強大。他們會把炮手從法國、美國，甚至從倫敦請來，建造一支艦隊，然后把你們戰敗。”后來日本人就是這么推理的，而不是中國人。為什么他們違背了拿破侖寄托在他們身上的希望呢？為什么他們至今尚未證明他可能說過的預言：“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呢？（《圣赫勒拿島上戰俘的忠告》）

書中兩次提及的拿破侖“說過”這句名言，前一次是“啟發他說出”，第二次是“他可能說過”，都有語焉不詳的味道。從兩次提及的上下文看，你都無法推斷出拿破侖是何時、何地、哪個場合、對誰說的這句名言。至少，從第85章《圣赫勒拿島上戰俘的忠告》中的那次提及來看，你也無法肯定這是拿破侖對登門拜訪者阿美士德說的。更重要的是，從拿破侖“可能說過”的這句名言看，它只是一句關于中國的預言——“醒來后如何如何”——怎么牽強附會，都扯不上“睡獅”二字。

佩雷菲特是20世紀下半葉在法國政壇和學界均有所建樹的人物，是著名的對華友好人士。法文版《停滯的帝國》出版于1989年，是佩雷菲特最重要的作品。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的第一個英國使團來華為乾隆祝壽，但雙方因英使覲見時是否下跪的問題未達成共識，導致此次訪華以失敗告終。《停滯的帝國》主要講述和探討的，就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中，由禮儀之爭所引發的文明沖突。而被認為是所謂拿破侖“中國睡獅論”出處的阿美士德訪華使團，是英國對華派出的第二個大型使團。當然，阿美士德遭遇了與馬戛爾尼相同的問題：覲見大清皇帝，跪還是不跪？結局也類似：敗興而歸。

在《停滯的帝國》里，留給阿美士德使團的篇幅其實并不多，第84、85章，而描述阿美士德拜訪拿破侖的內容僅限于第85章《圣赫勒拿島上戰俘的忠告》。這次拜訪發生于1817年7月1日，其中阿美士德與拿破侖單獨會談的時間只有一小時。《圣赫勒拿島上戰俘的忠告》一章里關于兩人交談的描述，援引的資料絕大部分是拿破侖私人醫生奧米拉的回憶錄《來自圣赫勒拿島之聲》。然而，查閱《來自圣赫勒拿島之聲》英文原版中關于這次交談的記載，里面沒有提及“睡獅論”，也沒有“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之類的表述。根據奧米拉回憶，兩人交談時主要是在拉家常。

孤證不立。那查閱另一本關于這次交談的重要文獻、阿美士德秘書亨利·埃利斯所撰寫的《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國日志》（商務印書館2013年9月版，劉天路等譯）。書的第八章《海上返程》中有關于阿美士德拜會拿破侖的內容，埃利斯稱“拿破侖的談話風格簡練精辟，愛用警句，大量使用比喻和例舉”，但拿破侖的警句里沒有“睡獅”之喻，也沒有“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拿破侖更多的是對自己在圣赫勒拿島處境的抱怨。

從談話雙方的第一手記載可以確認，拿破侖所云“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絕非出自阿美士德途經圣赫勒拿島時對拿破侖的拜訪。至于這句名言出自其他哪個場合，譬如《停滯的帝國》前言中所說的“拿破侖讀過拿破侖讀過這兩本書（斯當東和巴羅關于馬戛爾尼使團在中國旅行的紀實）”，佩雷菲特并沒有給出精準的答案。這是佩雷菲特給讀者留下的謎。

有趣的是，在《停滯的帝國》之前，也就是1973年，佩雷菲特還寫過一本關于中國的書《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為之震撼》（quand la chine s'eveillera...le monde tremblera），書名就取自這句出處未明的拿破侖名言。在這本書的題記中，佩雷菲特寫道：書名拜拿破侖所賜，關于這句預言的出處，未見于他的任何著作。拿破侖受到馬戛爾尼使團中國旅行紀實的啟發，對馬戛爾尼的后繼者阿美士德所說。1923年3月2日，列寧在其生平最后一篇文章《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重申了這個預言。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不難找到，《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四卷最后一篇即是。但在這篇文章中，列寧并未單獨就中國的未來進行過預測，而只是將俄國、印度、中國等構成世界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視作一個整體，在此基礎上對社會主義的最后勝利充滿信心。

總之，無論是《停滯的帝國》還是《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為之震撼》，佩雷菲特都未就“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給出一個確切的出處。還是如前所述，佩雷菲特用高超的文字技巧，對一個無法核實的內容進行了模糊化處理。恰是這種模糊，為正在中文世界里自循環的所謂拿破侖“中國睡獅論”提供了最后一塊拼圖。從這個意義上說，佩雷菲特再造了拿破侖“中國睡獅論”。

但無可置疑的是中國的現狀，竟應驗了佩雷菲特于1996年出版的另一部著述：《中國已經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