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的頭幾年，興趣主要集中在兩件事上：一是研究媒體法，二是嘗試辦媒體。前者是主業，后者是副業，不過這個副業占據了我大量的時間。那幾年，我參與創辦了《中國留學生》、《中國經濟時報》，以及《日中醫學交流》等平面媒體。時值日本報業風起云涌——據日本新聞協會調查，1997年日本報紙的發行量多達5377萬份，我也算躬逢其盛吧。

與別的國家相比，日本報業有幾個顯著特點：一是發行數量巨大；二是各報直接發行，銷售網覆蓋全國；再就是主要報紙都屬于“高級大眾報”，不像歐美報業那樣“高級報”與“大眾報”涇渭分明。

在紙媒式微的今天，日本仍有一百多份報紙“活著”，其中三分之一還分“朝刊”“夕刊”兩個版本，最大的《讀賣新聞》日發行近千萬份。日本人可謂世界上最愛讀報的民族，許多家庭訂閱兩份報紙，一份全國性報刊，一份本地報刊。據2008年的一項調查，九成的日本人有每天讀報的習慣。

上世紀90年代，國內周報、都市報崛起，中國報業協會派出不少訪日團。我在中國報業協會與日本新聞協會之間牽線搭橋，做過不少促進雙方交流的項目。當時國內報業處于急速擴張的時期，許多地方缺報紙輪轉機、新聞紙張乃至油墨，雙方的交流主要集中在經營和管理上。對于盛極一時的日本報業，國內媒體十分向往。

在日本，報紙屬于私營產業，面向市場自負盈虧。國家既不“擁有”報紙，也不資助它們，更沒有立場對其內容指手畫腳。紙媒過半的收入來自銷售，讀者即衣食父母，因而日本報紙的發行和服務也是直接面向讀者的。在日本，95%報紙由送報員直接送到訂戶家里，風雨無阻。吃早飯讀早刊，是許多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日復一日，他們漸漸養成對鉛字、對紙張的執著。

高質量的發行和服務，被認為是日本報紙留住讀者的一個主要原因。而我認為，報紙最好的服務來自真實。日本報紙的客觀性記錄良好。這源于戰后憲法所保障的“新聞自由”，1947年日本憲法禁止任何形式的新聞審查。在這之上，報紙“客觀”“中立”之原則才成為可能。與歐美媒體不同，日本報紙在呈現事實的同時，與政治保持著距離。政客們不直接插手媒體，記者們也不會轉而從政。訂戶很少因為政治立場去訂閱某一份報紙的，因為這些報紙的社論差別并不大。在去年的一項調查中，報紙的可信度評分達68.7分（滿分100分），明顯優于網絡新媒體的51.4分。

不過，危機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平成時代，紙媒經歷了一個走向巔峰而后滑落的過程。去年日本報紙日發行3990萬份，雖然大大超出全球水平，但較二十年前的峰值已萎縮約1/4。前面說過，日本報紙的營收主要靠賣報，發行量的萎縮，意味著發行商收益減少，據統計，在2003-2013年的十年間，日本報業的銷售總額下降了約458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91億元）。在平成世代后期，為爭奪日益下降的訂戶，平面媒體之間彼此攻擊已經成為常態。

日本報紙賴以生存的商業模式出現了裂痕，而這種裂痕隨著“團塊世代”的老去，將日益明顯。所謂“團塊世代”出生于戰后不久，從小養成閱讀報紙的習慣，是報紙最忠實的讀者。這些人現在都已超過70歲，據統計，日本男性的“健康壽命”為71歲，女性74歲，往后他們或進入老人院，或逐漸精力不濟而無法閱讀，到那時，報紙訂閱的解約風潮就會到來。

成長于網絡時代的年輕人對報紙并不執著，他們甚至也不看電視。網絡沖浪才是他們的日常，二三十歲的日本人九成以上是網民。而根據新聞通信調查會去年的一項調查，在日本，通過手機或電腦瀏覽新聞的人數已經超過報紙早刊的讀者。

就我個人而言，閱讀報紙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這不僅僅是時間問題，而是說報紙已經不是不可取代的信息來源，過去那些只有通過讀報、看電視才能獲取的消息，現在上網就可以輕易得到，甚至都不需要專業的新聞機構來提供。

在我剛到日本的1990年代初，日本主流媒體常常幾天沒有一條中國的消息，仿佛地球上不存在“中國”這個國家。我和幾位同道之所以創辦《中國留學生報》和《中國經濟時報》，正是想填補這個空白。前者面向“中國留學生”這個小眾群體，用中日兩種語言出版；后者則面向日本讀者，用日文發行。后來，這兩份報紙雙雙消失在網絡時代的門口，找不到新的定位，以及缺乏采編力量，是停刊的主要原因。

1995年被稱為日本的“因特網元年”，那一年，傳統媒體開始進入網絡，媒體表現更趨多元。1997年，日本報紙的發行量達到巔峰，此后逐年萎縮。人們籠統地將此歸因為網絡時代的沖擊，其實對于不同的報紙，阿喀琉斯之踵并不相同。對于西方主流媒體來說，廣告流失是個致命的打擊，但日本報紙的主要收入并不靠廣告。日本報紙缺失欠奉的，我認為是深度信息，是只有專業媒體能夠提供的調查性報道，這種缺憾一直都有，但只是在網絡時代才令日本報紙加速貶值。

“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4月發布了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的媒體自由度，日本僅列67位，排在“七國集團”的最后。為什么會這樣？上文說過，日本憲法保障新聞自由，這與七國集團的其他國家一樣，不同的是，日本存在一套“記者俱樂部”體制。

“記者俱樂部”是日本各級政府部門及商業會社為媒體設立的排他性組織，只有俱樂部成員才能獲得政府及有關會社提供的第一手信息和數據。全日本有幾百個這樣的記者俱樂部，從首相府到東京證券交易所都設有專門的“記者室”。通過俱樂部，記者和所謂權威消息人士之間形成了一種互惠互利的“非對抗性”關系——記者輕易獲得投喂而不必窮追猛打掘地三尺，消息人士調控信息發布進而實現輿論管理。

這種制度一直受到國外詬病，認為它在事實上造成了媒體的“自我審查”。日本報紙充斥著來自記者俱樂部的各種消息，鮮少有深度的調查性報道，甚至批評性的報道也不多。上文說過，日本報紙不講假話，但真實不等于真相，后者往往隱藏在碎片化的事實之下，有待記者的挖掘。媒體對于民主社會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為民眾的政治參與建構了信息基礎，只有在充分知情的情況下，人民的自治才成為可能。可惜日本報紙并無這樣的自覺。

《紐約時報》前駐日分社社長馬丁?法克勒（Martin Fackler）注意到，媒體頗受日本應屆畢業生的追捧，原因是工資高，待遇堪比銀行、證券公司和貿易商社。這樣的“發心”讓日本記者更像是“工薪族”，與來自基層的美國記者不同，他們缺乏職業的激情和質問權貴的自信。

眼下安倍晉三已經成為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之一，這部分是拜媒體所賜。日本各大報都有“首相動靜”的欄目，報道首相行蹤，從中不難發現，幾乎所有主要媒體的負責人都是安倍的座上賓。有人統計，2012年回任首相以來，安倍與媒體人共進晚餐的次數大為增加。今天的日本媒體對安倍政府的批評少之又少。“我與其說是對控制媒體的安倍政權擔憂”，馬丁?法克勒感嘆道，“不如說是對日本媒體如此輕易就范感到擔憂。”

進入2010年代，日本報紙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當然，它們也不會坐以待斃。許多報紙推出網絡版，并以十分低廉的價格提供給訂戶。此外還有各種針對特定人群的策劃和促銷，比如推出面向女性的專題，或是給年輕人的“學生訂閱價”，以吸引更多訂戶和讀者。不過，逐年下降的銷量說明這些辦法并不奏效，起碼不足以扭轉頹勢。也許，日本報紙是時候考慮一種在記者俱樂部之外的報道策略了。

東京巨蛋體育館附近，有座叫“后樂寮”的留學生宿舍，玄關及地面均鑲綠色琉璃瓦磚，古意盎然。這里原是“滿洲國留日學生會館”，幾經流變成為日中友好會館的留學生宿舍。我記得我住的房間是104，那里也曾是《中國留學生》報的編輯部。

近三十年過去，我參與創辦的三份媒體只有《日中醫學交流》雜志存活下來，聽說發展良好。或許，昨天的“大眾”已經崩潰，人們不再在同一個時間讀同一份報紙，而今的媒體，必須滿足無數口味變異的“小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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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迪，系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