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國際通行語言首數英語，英語國家在數量上首屈一指，發達國家當中最大的幾個，都是英語國家，英語國家面積總和世界第一這是為什么？因為起源于英國的英語民族曾以海上貿易和海權擴張走遍了大半個世界，開拓了3700萬以上平方公里的殖民地（英美總和計算），成為工業革命和現代化的重要引領者。無論在大航海時代開啟的資本主義擴張競賽，還是戰后國際秩序重構，他們都是領先者，自近代以來兩次執世界海權的牛耳，叱咤了五百年來的海上風云。回味這段歷史很有啟示意義。

近代全球海權佼佼者

馬漢說得好：“如果一個國家處于這樣一個位置上，即既用不著被迫在陸地上奮起自衛，也不會被引誘通過陸地進行領土擴張，……與一個其四周邊界皆為大陸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備了一種優勢。”伴隨著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開啟，西歐人在重商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多重歷史因素的驅動下，尋求繞過穆斯林對手前往東方的航路，并在沿線開拓貿易局點、殖民地和形成海權，英國也成為其中的一員急先鋒。

其實在向美洲新大陸擴張的過程中，英國并非最初的領先者。西班牙、葡萄牙瓜分了拉丁美洲，法國人在加拿大先行一步，荷蘭人首先為紐約奠基，如果歷史繼續發展下去，北美將可能是一個法語、荷蘭語和西班牙語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英國人后來居上，趕走了北美的競爭對手，控制了加拿大和北美沿海的十三州。英國所利用的是歐洲大陸的內爭。這也是人類歷史上有趣的現象，西歐范圍內的幾個小國的爭霸戰導致處于外圍的亞非拉的政治控制權和領土變更，包括后來兩次世界大戰也顯示出類似現象。經歷了一次次歐陸爭霸戰，荷蘭、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要么是換來換去，要么是失而復得，要么是持續減少，要么是從頭另外開拓，只有英國保持了持續增長的勢頭，少有失去，多有新得。原因是什么？

英國地理特征和地緣戰略相符合，這是其在近代崛起至戰后衰落這段歷史中保持長盛的重要原因。英倫三島處于歐洲的外圍，故可執行“光榮孤立”，對潛在競爭者實行“離岸制衡”，說白了就是讓歐陸國家糾纏于陸上爭斗，而自己置身海外。帕默斯頓勛爵說過：“將某個國家永久地定格為英格蘭的盟友，或者視某個國家為我們永遠的仇敵，這是一種偏激狹隘的政治思維。我們既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從海洋戰略發展的角度看，歐陸國家做了不少無用功，把很大的精力資源花在和近鄰的反復拉鋸中，包括海外爭奪的拉鋸，而英國則不同，每次都設法站進戰后勝利者隊列，因此其海外“股份”總是通過剝奪戰敗者來不斷擴張。歐陸國家即使爭霸勝利，一時也沒能力打到英國，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說：“只有掌握制海權的國家才有高度的行動自由，并且能夠根據自己的意愿，發動規模想多大就多大、想多小就多小的戰爭，而那些依仗陸上力量的強國面對巨大的海峽時，經常望海興嘆。”像七年戰爭，法國王室爭取到了西班牙王位，卻無法合并兩國，加拿大卻淪落英國之手，英國從此成為世界第一海軍強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拿破侖戰爭前后的歐洲戰爭斷斷續續，歐陸國家的海外領地不斷易手，只有英國人始終作收割者，用金錢和軍火支持歐陸第一陸軍強國法國的敵人們，而在海外不斷撿貨。根據戰后條約，英國獲得地中海的馬耳他島、愛奧尼亞群島以及一系列海外領地的控制權。從荷蘭人手中獲得的開普殖民地成為日后英屬南非聯邦的肇始。戰后法國人基本撤出印度，而拿破侖占領的埃及也喪失了，南亞加緬甸逐步成為英國獨占的最大殖民地，英國商業力量以此為基地向中國進軍，拿破侖下臺后25年即爆發鴉片戰爭。一戰后英國又成功地從德國和土耳其手中撈了一筆數百萬平方公里的管轄地。英語因此成為納米比亞和坦桑尼亞的官方語言至今。特工勞倫斯的冒險和外交大臣寇松的經營取得巨大收益，大片西亞阿拉伯地區轉歸于英國控制這種以海洋為中心的戰略長期保持著成功的記錄。

英國的民族文化和海洋探索也相輔相成。島國文化自有特色，往往對大陸的事情關注不重，而對海洋卻毫不陌生和畏懼，這和大陸民族有很大不同。世界上著名的島國歷史上都有自大陸移民而來的歷史，英國人先祖也可以追溯到源自北歐移民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其后也有諾曼征服這樣的殖入。英吉利海峽最窄處僅為34公里，這使得英國和歐洲大陸保持著密切的航海聯系。航行、遷徙、拓殖在英國的文化歷史記憶中從來不是消極的，由此促成了海洋民族的重要特征——冒險與開拓意識。島國對國家安全的關心幾乎等同于對海軍建設的關系，對國家發展的關心，幾乎等同于海外貿易的關心。

中世紀后期英國成為新教的重要代表，而按照著名歷史學家馬克思?韋伯所論新教倫理是孕育資本主義重商主義精神的文化溫床，再加上島國民族航海文化與開拓精神，促使英國人成為西歐航海貿易的重要力量，最終成為最為強盛的海上帝國。

英國的衰落曲線與其海權衰落的曲線基本平行。英國本土規模有限，失去了殖民地利潤，很難維持全球第一的海軍艦隊，也就無法維持殖民地的控制。二戰結束后，世界各地經濟開發加快，英國本土很難繼續挖掘出維持超級大國的壓倒性國力。

現代海權霸主

帝國主義時代的海權戰略在二戰后開始衰逝。戰后時代新型海權的開創者是美國，是它揭開了海權史的新序幕。英美分別是近代和現代（按：本文中分指二戰前后）兩個海上權力游戲的最大優勝者，這兩個英語民族的杰出代表走向盛期的海權道路，其實是有很大差異的。英國盛期在近代。戰后初期，米字旗在日不落帝國的各個角落紛紛降下，而美國軍艦則逐漸開進世界各地。英國在海上戰略曾建樹宏大，除了侵略行徑，也有可取的戰略經驗，而美國能夠抓住歷史機遇，改弦更張，順應甚至駕馭新時代的國際潮流，其經驗更加值得觀察研究。

美國崛起時實際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擁有最多的GDP，但是當時還沒有形成強大的艦隊，不足以挑戰前輩。當時美國面對必須向海洋求發展的難題，出現了各種政治思潮，包括考慮英美重新合并成為世界強國的想法，但當時的戰略家馬漢則關注要針對英美可能的利益沖突做好戰備。

相對于移民祖先，美國人經歷了跨海拓殖、開發十三州、開拓西部荒原邊疆，民族性格和精神文化中，對自由、冒險、開拓等價值觀的重視更甚，其開拓精神和冒險意識過人。當美國人把疆域從大西洋岸擴張到太平洋岸時，將以同樣的精神狀態和戰略追求去面對大陸盡頭的海洋。

從環境條件看，上天對美國的眷顧不亞于英國。美國在全球的地理優勢如同英國在歐洲，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英國是歐洲外圍的小島，美國所在的新大陸如同舊世界外圍的巨大島，這使得戰略行動自由度非常充分。在這個“大島”上，美國沒有任何天然對手，是規模占優的國家，故此在獨霸拉美的門羅主義戰略于19世紀初步成功后放手向外擴張。英國人奉行過“光榮孤立”，美國人則推崇過“孤立主義”，英國人距離歐陸近，一定程度上要有所卷入，而新大陸據舊世界遠，因此美國不少人相信可以像世外桃源般生存，限制、減少和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孤立主義是被經濟發展內在要求和全球化的日益加深所推翻的。防御優勢轉為走出去的優勢。

但是，再好的先天條件如果不善運用，也會出現失誤，而先天的劣勢也都可改良，技術手段進步可以克服地理困難。地理環境條件是雙刃劍，美國本土面對兩個大洋，這是可以從東西兩方向進入東半球的優勢，但為此美國要分散建立兩洋艦隊，兩海岸間的聯系卻要依靠繞經南美的遙遠航線。1850年到1900年的50 年間，英美法西（班牙）考察了30 條可能的兩洋間航線。十九世紀哥倫比亞因畏懼英國而求助美國，美國乘機取得巴拿馬地峽過境權，于1850年到1855年在巴拿馬建成鐵路。不久一名美國人在巴拿馬火車站買西瓜時發生糾紛，圍觀的當地人和美國人打了數小時槍戰。美國強迫哥倫比亞政府賠償。哥倫比亞便另找法國人來修運河。進行了四年，法國人才發現兩大洋間的海平面差無法解決。美國人趁機收購爛尾工程，甚至推動巴拿馬獨立。1901 年英美簽署海---龐斯福特條約，承認美國在中美洲開發、壟斷運河權益，而美國和巴拿馬則于1903年簽訂運河開通的條約，兩個條約確定了英國出局的局面。兩年內，英國開始從這一地區撤出了皇家海軍。運河令美國兩洋海岸以較短航線溝通，航海力量得以整合。美國1898年通過美西戰爭控制了菲律賓、古巴和波多黎各等地，實現了進入東亞門戶和控制加勒比海國際航線，躋身列強之列。到1922年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獲得和英國保持海軍噸位并列第一的權利和地位。

毫無疑問，海權是英美所構建的國際體系和海上帝國的重要支柱。但是支柱的形態與殿堂的結構相適應。英帝國是以海外領地控制為核心的，內部依靠殖民地的據點和資源，外部依靠海陸霸權與強國合作結成國際體系。“炮艦外交”和領土擴張成為英帝國海權的主要功能和目標。廣大而分散的殖民地提供了海軍基地和軍費稅金，而艦隊則維護殖民地以免于爭奪和獨立，并為擴大帝國安全所需的新邊疆服務。這是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并行時代的海權。美國有所不同，它在政治上實現全球霸主地位是在二戰后。戰爭使美國大小航母數量發展到上百艘，借勝利之勢，美軍追隨著美國主導建構的新國際體系來到了世界各個角落，艦隊也借機開始了全球巡邏，來到了有大量美國商品的地方和美國商品還不多的地方。不同于英國崛起的時代，二戰后世界各地的民族獨立和自由意識已經很強烈，英國被迫在各地不斷降旗走人，美國不可能重復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帝國主義老路去用軍艦打開殖民地大門。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體系是全新的現代國際體系，美國比英國更重視聯盟戰略。美國締結了成打的盟友，組織了N個區域聯盟，取得了不少海外基地。是盟國戰略合作、海外租借的軍事基地、海上巡航的艦隊，而不再是殖民地、霸占的港口、來自異國的駐軍艦隊，成為戰后軍事海權的重要基礎，正如同現代國際機構取代近代歐洲列強的和會一樣，歷史發生了新的深刻變化，強者的權利游戲規則、手段也在變更。

其實戰后美國海權拓展不是一帆風順，比如美國最初派遣海軍前往非洲巡航，一度遭到很多非洲國家的抗議抵制。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對非的外交和投資改善了美國的形象，而美蘇矛盾也確實迫使不少非洲國家選邊站。美國“自由航行”的理念，逐漸以事實的形態存在和被默認容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當時是海軍行動的負責人）甚至提出“千艦計劃”，主張全球海軍結盟來解決海上新的非傳統安全問題，v2006年他說：“新的海洋戰略必須承認，并不是在海洋被一個國家控制、而是在海洋可為所有國家安全、自由使用時，所有國家的經濟浪潮才會興起。”“我相信那句諺語，1000艘船的海軍，就會形成一支艦隊，如果你愿意，這支艦隊由所有熱愛自由的國家組成，守護著海洋，守護著彼此。”此言夸夸其談，但也是對于美國解決自身實力不足而運用盟國合作的海權策略的精神體現。

海上兩雄的和平交替

英美為何沒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是一個論證新興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必有一戰的理論。

第一次危機，是在美國剛剛崛起之時，首要是在加勒比海-巴拿馬這條國際通道上和英國競爭，馬漢認為此時英美對決過早，因為美海軍實力明顯不足。但是英國卻陷入了廣泛的國際爭端，在非洲和布爾人共和國面臨沖突，德國人支持布爾人，美國在拉美委內瑞拉領土爭議的仲裁案中和英國站在了對立面。英國人在歐洲居然沒有一個盟友，選擇放棄美洲利益。

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選擇站在英國一邊，發了不少戰爭財，結果作為海上最強者，英美沒有發生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對決，而是實現了國際主導權和平轉移。這并非僅僅因為英語民族文化制度有親近感，而是更多因為國家利益。美國的離岸制衡戰略清晰，作為一個外圍的大島總是押寶在中心地區較弱或較少威脅的一方，因為中心地區的強者有可能戰勝對手后下海來和自己爭奪，而弱者沒有能力，相反弱者自身的海外利益馬上就顧不過來了，可以撿便宜了！在世界大戰中消耗嚴重的英國無力阻止海外帝國瓦解，美國可以有所作為的空間一下子擴大了。這也是英國曾經在歐洲用慣的伎倆，美國可謂是“青出于藍”。

英語民族能打造強大海權，能和平完成世界權力交接，還能與時俱進，兩次在歷史潮流中領先弄潮，是值得后世重視的經驗。海權成功的歷史經驗，有變與不變，不變的是強大的海上實力始終是海權的基礎，變的是在歷史潮流中弄潮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