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

什么是治學，什么是學者和學者應具備的特殊素質(zhì)。治學態(tài)度的第一條是獨立思考，決不盲從，只服從真理；治學態(tài)度的基本點是求真；為了求真，切莫文過飾非，要務實，要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異化。方法是什么，堅持嚴格的科學態(tài)度是根本方法，掌握以下方法，做個不斷追求的人。

一、從不浪費自己的時間

一個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能夠有效的工作的時間更短，而應該研究和自己喜歡研究的問題卻很多很多。過去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損失了許許多多的時間，今后決不浪費自己的時間，這一點要自己來把握。我覺得即使現(xiàn)在沒有像過去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在那樣的情況下時間即生命的損失是不可抗拒的)，還是可能浪費自己的時間。這要自己下決心，并且學會一些本事，避免或者減少浪費。

“我決不浪費時間”這是尼采的話，我引尼采的這句話，就是我最怕人浪費我的時間。聽報告，這報告的題目我很想聽。從你報告的內(nèi)容來說半小時就足夠了，可是報告人講了3小時，我坐在那里不聽不行，聽不出多少內(nèi)容，浪費了我的時間，我就不聽。不聽，我腦子開小差，做副業(yè)。

二、心中要有許許多多問號

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寫到，“問號”在懶漢那里，只是迷茫，只是絆腳石；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里，就如巴爾扎克所說，是“開啟任何一門科學的鑰匙”。我接著寫道：“問號的形象，是鉤子。有這種鉤子，也就有可能鉤到知識的答案。否則，即使幾度進人知識寶庫，也會空手而回。”完全由問題也可能寫成好文，屈原的《天問》不就是嗎？關(guān)于問號的形象是鉤子，這是我的“偉大發(fā)現(xiàn)”，這個發(fā)現(xiàn)幫助我能夠比較生動地講心中要有多一些問號，有可能“鉤到”答案。

到底問號為什么會寫成這樣，我并沒有想去研究。可是因為我說過那樣的話，回來我就真的看到問號為什么寫成這樣子的小文章。這篇文章從西班牙的出版物中問句前面有問號、后面有問號說起(前后兩個問號的做法，猶如普通引文前后都有引號相似。我1983年去過西班牙，在那里翻過西班牙的書，看到那時的情況還是這樣。我不知道現(xiàn)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變了。)講問號的歷史原來開始是用拉丁文寫一個問號，questo，后來改用一個Q，漫漫這個Q就簡化成現(xiàn)在問號的形象。

“鉤到的”這個比喻，我還進一步發(fā)揮，知識鉤到之后，就可以掛到衣柜里去，分類掛起來，這個掛在這，這個掛在那，我穿西裝，穿夾克衫，拿起來，知識用起來就方便了。這里我想說一句我過去說過的話“做研究學問的有心人”。這種有心人，就是對許多事情心里有問號的人，就是對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

三、當敬一事師、一理師

有一個人他告訴你一件事，使你增加了知識。或者一個人他對你講清楚一個道理，使你提高了自己的認識。這樣的人，我認為應該看作你的老師，老師不就是做了這種事情的人嗎？

我還認為應該像對待老師那樣地敬重他。這樣的人，可以稱作“一字師”，“一事師”。這樣的人，他們做的事情雖然少，關(guān)系不固定，但是人數(shù)很多。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此處的“師”乃“一事師’，“一理師”。

四、學成于勤

韓愈有句名言：“業(yè)精于勤毀于惰”。他說的“業(yè)”是“專業(yè)”，我這里說的“業(yè)”是“事業(yè)”。我提倡做學問的人要勤快。我這個人，盡管有人對我有這種那種意見，但沒有人講我于光遠懶惰。我可以舉這樣的例子：1991年我得了癌癥，在接受外科手術(shù)全身麻醉醒來之后只有40小時，我就口授一篇短文，請?zhí)貏e護理我的護士記錄下來，在《服務科技》上發(fā)表。在手術(shù)后的化療中我感染了肝炎，醫(yī)生要求臥床，我口述我本人20歲前的長篇經(jīng)歷，也出了書。我有八個字“無時不思，無日不寫”。關(guān)于這八個字，我的《碎思錄》中有一篇文章有下面一段話：“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習慣。人各有特點，我的特點就是思考和寫作。我感到世界上總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值得去思考，思考了總想留個記錄，就去寫。養(yǎng)成了這個習慣。自己體會到，這種思和寫有助于自己對世界認識的深入。”

我腦勤，不斷想問題；眼勤，經(jīng)常看書刊；筆勤，經(jīng)常寫；腿勤，經(jīng)常出門。勤快就是投人勞動比較多。古希臘人認為勞動是野蠻的，有損于人的智力，會使人獸化。我們的觀點是勞動是光榮的，而且是一種愉快的活動—至少要使它成為一種愉快的活動。勞動中的艱苦一定要換來愉快，如果得不到愉快我是不干的。

五、 學問一是坐出來的，二是走出來的

過去學者很自豪的說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因此學問大。我把它改一下，說自己的學問有兩種來源，一是坐出來的，二是走出來的。一個人坐著也可以做學問。書(廣義的書包括電腦電視等)通常是坐著或者靠在椅子沙發(fā)上看，當然還有坐在車上、船上、飛機上看(現(xiàn)代人坐在交通工具里的時間很多)。我認識一位叫士光敏夫的知名企業(yè)家，20年前，那時他已經(jīng)八十來歲。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飛機上，他對我講，他跟日本年輕的企業(yè)家還能競爭，靠什么？靠兩條，第一條是他在飛機上能工作；第二條是他下飛機后沒有夜生活。

我在飛機上一直可以工作，可以看東西，寫東西。1957年我到莫斯科去，在飛機上，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國內(nèi)的同事，我的字寫得亂七八糟，同志們看了說，哎呀，這是“天書”，天上來的書信。坐著看還有一個“馬上”，長征路上毛澤東騎在馬背上讀書、吟詩、填詞。“馬上”還有一個涵義是如廁即坐在馬桶寫東西看書，這倒是幾乎天天做的事情。還有一個“枕上”看書和刊物，也是我天天做到事，坐著不只是看書，還包括記筆記、寫文章、開會、談話等等，都可以增加學問。反正只要不離開當?shù)鼐蛯儆凇白鰜怼钡姆秶?/p>

“走出來”就是到外面去看。現(xiàn)在我只能做輪椅走了，“于光遠坐輪椅走天下”。去年走了二十多個城市，今年也會有幾十個。我準備在“于光遠網(wǎng)站”拍賣《于光遠坐輪椅走天下》影集，現(xiàn)在這樣的照片大約二三百張。

▲于光遠晚年照片

六、治學也要現(xiàn)代化

我在這里講的“要現(xiàn)代化”，還不是研究內(nèi)容的現(xiàn)代化。我認為從整個學術(shù)界來說，研究的內(nèi)容應該現(xiàn)代化，我有一個“社會研究課題的五層次說”，其中第一個層次就是研究我們的時代，使我們能夠最充分適應我們的時代，這只是一個大的治學方針。現(xiàn)在我講的是治學也要運用現(xiàn)代化的技術(shù)。1999年前，我聽說許多朋友紛紛換筆、上網(wǎng)。我以年老遲鈍為借口，自暴自棄，我是個“殘廢”，在食指和與食指相連的手背上，開過好多好多刀，這個手指就不能彎了，因此我就不能抓鼠標。

直到1999年7月，考慮到新世紀即將來臨，才宣布“我要現(xiàn)代化了”。過了一年我決心換筆，一只手抓住移動鼠標，另一只撼鼠標左側(cè)和打鍵盤。直到現(xiàn)在我是這樣用電腦寫文章、寫信，好幾本書我就這樣在電腦上“寫出來了”。2001年7月我生日那天，我開通“于光遠網(wǎng)站”，對我的治學能起很好的作用。

七、考慮選題的經(jīng)濟學

有一年我在山東東營，說：如果要在對長江三角洲的研究和對黃河三角洲的研究間選擇其一，我寧肯多做對黃河三角洲的研究，理由是對黃河三角洲研究的人比較少。研究容易受到重視。最近我寫了一篇《眾口爭說WTO》，稿子寫好之后，《北京日報》向我約稿就給了他們(編輯部把文章的題目改成《英特納雄內(nèi)爾和全球化》我認為改得不錯)。這表明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眾口爭說的產(chǎn)物，那就不是按照“物以稀為貴”的原則選的題目。

總的來說，選題經(jīng)濟學的原理之一是寫出來的文章一般要求及時刊出，看到的人比較多。“信息經(jīng)濟”就講求爭奪眼球。從研究領(lǐng)域來說也有選擇問題。經(jīng)濟學方面的文章，我當然要寫。可是經(jīng)濟學家太多了，物以稀為貴，就是被稱為著名經(jīng)濟學家的也不少。而且叫著名的經(jīng)濟學家在一定意義下就是還不那么著名，真著名了就用不著叫他什么著名經(jīng)濟學家，因此還是叫我教育學家讓我高興。

八、研究成果不妨先寫隨筆發(fā)表

科學研究成果通常以議論的形式發(fā)表。在長期科學研究的實踐中。論文已形成某種格式，要求確切地表述研究后作出的結(jié)論，寫清楚自己的諸論點和它們的有力根據(jù)。論據(jù)的力量在于資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嚴格邏輯的要求。這在自然科學中更加重規(guī)。但是寫成這樣的論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覺得可以先寫成隨筆發(fā)表。自然科學家一般不愿意這樣做，自然科學方面的學報原則也不登隨筆，它不是論文，就沒有論文的地位，也不享有論文的權(quán)利。你可以從早發(fā)表得到很大好處。

▲于光遠手跡：“千萬不要忘記過去 忘記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

九、溫故求新

中國有一句老話“溫故知新”。這話我贊成，有一回我在上海，住在衡山賓館。一天去嘉定開會。會后回衡山時有兩個青年搭我坐的便車到市內(nèi)。路上走的時間很長。一路上我給他們講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最后車到衡山時，這兩個青年要我寫幾個字作為臨別贈言。我就寫：“青年人夢想多。老年人故事多。老年人可以講對青年人有益的故事。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了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

“溫故知新”這句老話還是要，但是要發(fā)展，應該再加上一句“溫故求新”。對“求新”這一點應該更積極更自覺，要努力去求。

編輯 | 黃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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