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瑩

狐貍式思維和刺猬式思維的差異

加迪斯用狐貍和刺猬的隱喻開篇。這個典故最早出現在古希臘詩人阿爾基洛科斯的殘篇中：“狐貍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當代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在 1953 年出版的《刺猬與狐貍》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歷史人物思維的差異。狐貍追逐多個目標，其思維是零散的、離心式的。而刺猬目標單一、固執，其思維堅守一個單向、普遍的原則，并以此規范一切言行。伯林據此為分析人的思維提供了一種分類法。

伯林認為，柏拉圖、但丁、尼采、黑格爾屬于刺猬類型，而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歌德則屬于狐貍類型。問題在于，這種簡單的“二分法”能普遍適用嗎？狐貍式思維和刺猬式思維能否共存？大文豪托爾斯泰，時而像一只固執的刺猬，試圖追尋歷史發展的規律，時而像一只多疑的狐貍，鄙夷歷史解釋和經驗。狐貍和刺猬的特點在他身上出現某種交匯，而交匯點就是“常識”。伯林的結論是：常識是某種自發、單純而未被理論污染的東西，經得住時間檢驗。

伯林的理論被演繹成歷史研究者的羅盤，也啟發了加迪斯對戰略行為的思考。他認為：狐貍式思維的人善于歸納各種不同信息，而不是僅依據“宏大圖式”進行推導；刺猬式思維的人則恰恰相反，他們拒絕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里。而加迪斯認為，“狐貍和刺猬的悲劇在于，彼此都缺乏對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這兩種互相對立的思維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貍對環境的敏感性結合起來，也許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戰略。

目標與能力的平衡即為戰略

加迪斯認為，人的思維往往處于刺猬式和狐貍式兩種思維方式的對抗之中。前者重視目標的單一性和純粹性，而忽視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視環境的變化和對自身能力的評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標和焦點。加迪斯在書中展現了這種對抗和矛盾，他引用大量的歷史事件，分析其中歷史人物的思維和行為，從而體現出戰略的內涵。為什么有的戰略意圖能得到超水平的實現，而有的戰略意圖一敗涂地？加迪斯的結論是：如果把刺猬式思維理解為對戰略目標和愿景的規劃，把狐貍式思維理解為對自身能力的評估和調控，那么目標與能力的平衡即為戰略。

不過，加迪斯也說明，這種平衡不可能一成不變，而應是動態的和不斷變化的，因為在戰略的執行過程中，外部的影響因素隨時都在發生變化，目標與能力需要互相適應和配合，尤其要防止兩者脫節。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擁有“好的判斷力”和“均衡的行為”，簡言之，就是運用常識。加迪斯寫道，所有戰略問題的核心不過是常識而已，但保持常識并不易。

加迪斯認為，戰略意圖的追求者從不缺乏偉大理想，然而，成敗往往取決于現實條件，而不僅僅是偉大理想。戰略的失敗者給人類戰爭史留下了許多不可思議的問號。例如，以拿破侖之偉大，何以忽略了俄國擁有遼闊地域和惡劣氣候的現實，執意讓大軍向縱深挺進，最終陷入補給不足和天寒地凍的境地，以一場慘敗終結了一生的輝煌之旅。年輕時的伯里克利（古希臘政治家、雅典黃金時期領導人）聰慧過人，從不失算，何以在老年時對危機失去了敏感性和判斷力，以至頑固地鼓動雅典與斯巴達對抗，最終導致繁盛的希臘文明在戰爭中毀滅。這便是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被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總結為強國爭霸的經典案例。在加迪斯看來，這些失敗者都曾是偉大的政治家，但他們不愿受現實條件約束，試圖摧毀任何阻礙自己的東西，固執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標。

加迪斯也列舉了一些實現目標與能力平衡，成功貫徹戰略的案例，如羅馬帝國第一位元首屋大維、美國第 16 任總統林肯和年輕時的伯里克利。加迪斯最推崇的是美國第 32 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羅斯福對目標和能力的判斷始終清晰，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愿意與蘇聯談判，做交易。羅斯福有充分的自信在大國間協調，操控戰后安排，試圖為分裂、殘破和前途不明的世界找到希望。然而，這個進程在他離世后戛然而止，世界滑入冷戰深淵。不過，加迪斯忽略了美國與蘇聯在爭奪世界霸權上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必然性，另外，核武器的誕生也讓羅斯福的繼任者有了與蘇聯抗衡的勇氣和條件。

在加迪斯看來，保持刺猬式專注固然不易，但像狐貍一樣靈活調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難。他的結論是：實施大戰略不能讓固定的原則或偏見捆住手腳，一個好的戰略未見得自始至終都能邏輯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沖突的可能。戰略更多關注的是 “規模”，也就是說，可以影響多少人，能帶來多大收益，或導致多大成本損耗，由此判斷目標與能力是否相匹配。

東西方戰略對話

加迪斯在書中談到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家孫子和東方世界的戰略思維?！秾O子兵法》講審時度勢，其中的邏輯無外乎目標與能力的關系。加迪斯認為，如果在后冷戰時期確實出現西方與東方的較量，那么它將主要反映羅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韌性；因為二者都是思想型和文明型國家，都在各自的時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機，頑強生存下來。雖然早年西方的戰略家未必知曉孫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們與孫子在邏輯上互相映襯，展現了戰略邏輯跨文化的關聯性。

加迪斯說，東西方戰略都告訴我們，在爭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須認清存在什么樣的限制和約束條件。好的戰略要考慮到制約條件，限定行為范圍。這正是孫子所強調的“謀定而后動，知止而有得”。在多數情況下，能力與愿望之間總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謀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進退。

現實中，戰略的目標有時未必是要爭取更大的利益，而是減少損失。因此，即便面對重大誘惑，戰略的考慮仍然要把成本計算進去，否則可能會在更宏觀的盤點中失分。在實施戰略的過程中有許多變數，條件復雜多變，受益還是受損也并非一眼就能看清楚。而當目標遠遠超出自身能力時，更容易出現矛盾激化的情況，導致不得不選擇戰爭。然而，即便能預知戰爭的后果，就一定可以避免發動戰爭嗎？戰爭的發起者很難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戰爭所得如此之少，而代價如此之大。

加迪斯認為，東西方兩大文明之所以能延續數千年，就在于這兩大文明內部能不斷反思、調整和重塑。加迪斯在《論大戰略》一書中既介紹了對戰略本質的認識，也為東西方戰略對話提供了參考。

后冷戰時代美國戰略的得失

作為美國冷戰史研究的權威人物，加迪斯推出這本新書，自然引發美國學界關注，看法有褒有貶。贊賞的觀點認為，加迪斯把焦點放到“領導力”（statesmanship）上非常重要，歷史上無數政治家由于缺乏謀略，把國家導向覆亡，教訓深刻。也有評論提到現實的美國政治，認為過多的常規戰爭和非常規戰爭正持續消耗美國的國家財富，美國現任和未來的領導人都應讀讀這本書，反思美國戰略。批判的觀點則認為：核武時代進行戰略決策受到比較大的限制，加迪斯未能對此給予重視；書中只談到抽象的戰略和常識，未對現實決策提出具體建議；書中強調的主要是西方戰略思維，對東方戰略思維的探索不夠深入。也有批評意見認為，在現實中很難判斷某種決策究竟是更像“狐貍”還是更像“刺猬”，多數情況下只能從結果反推，以成敗論英雄。作為中國讀者，從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戰略歷史中，可以觀察到國家興衰的各種印記，引人入勝。然而，人們可能更想了解他對冷戰后美國戰略的得失如何盤點。 20 世紀 90 年代初，蘇聯解體標志著冷戰走到盡頭，在美國看來，“歷史已終結”。本著“贏者通吃”的心態，美國把新的國際戰略轉向在全球推行美式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宣稱自己擁有“世界燈塔”的“天賦使命”。當時的美國擁有不受挑戰的絕對霸權地位和實力，獲得在國際上空前的行動自由，沒有力量能限制其選擇和行為。那么，美國是否就可以擺脫加迪斯所描繪的條件對目標的制約了呢？

文中插圖均來自unsplash

冷戰結束后的第一個 10 年，美國致力于對原蘇東地區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區動用武力，強勢推進“民主化”。然而， 一些被改造的國家出現水土不服現象，滋生了失業、通脹、社會 分化、債務負擔等一系列問題，有些隱憂在后來遍及歐洲的債務 危機中進一步顯現出來。冷戰后的第二個10年，美國把注意力轉向反恐戰爭，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時繼續推進政治變革，引發的安全、經濟和社會余波至今未消。中東地區出現嚴重的政治衰敗和人道主義危機，沖擊歐洲國家的難民潮成為可悲的后遺癥。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試圖做刺猬和狐貍的綜合體，注意制定符合自身條件的戰略目標，并隨著形勢變化不斷調整策略，那么冷戰后的美國則執意用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推進一個無邊的政治目標，失去了對復雜環境的敏感性和權衡代價的意識，這是否更像偏執的刺猬？美國試圖讓自己主導下的單極格局成為世界 的永久現實，聲稱要做一個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權”。但美國在戰略選擇上的執拗和失誤，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價， 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聲望。 美國也曾試圖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納入改造的軌道， 采取了“接觸+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讓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另一方面從未停止促使中國按照美國希望的方向轉變。然而，中國不僅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如果說美國在中國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那只能說明美國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政治意圖本身是 錯誤的。

近年來，世界上許多所謂的民主制國家陷入政黨政治和國家治理困境，即使是一些老牌的西方大國也未能幸免，甚至出現了極端右傾思潮的回流。什么才是有效的國家治理模式？單一模式的主張是否需要調整？進而，國際事務是應被個別國家掌控，還是需要各國共同探索應對挑戰之策？如果美國的對外戰略存在鐘擺效應，那么特朗普上臺是否代表了推動美國對外戰略有所收縮、社會向保守主義復歸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張戰略收縮，恢復國家實力，著眼于美國自身利益。他的目標反映了美國的現實處境，因此，盡管美國各界對其個性和做法頗多批判，但比較一致地支持他的一些政策方向。然而，國際事務的關聯性很強，尤其是大國對全球趨勢的帶動性非主觀意志所能掌控。美國放棄國際責任，甚至主動破壞世界秩序，例如對中國等重要貿易伙伴采取關稅懲罰措施，破壞自由貿易體制， 由此對他國造成的傷害和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必然會反過來侵蝕美國自身利益。這又何嘗不是大國行為需要計入的代價呢？ 狐貍式思維和刺猬式思維的分類可以為觀察美國戰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對從事戰略研究的人有一定價值。加迪斯在書中雖未明說，但字里行間還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維護和平與繁榮需要智慧和歷史責任感。他希望美國人，特別是戰略決策者關注到，一個合理的戰略目標須有與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執行過程中應根據情勢發展不斷調整推進戰略目標的方式和手段， 必要時甚至要對戰略目標進行果斷的調整。

誠然，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任何戰略的成敗都不能脫離戰略演進所處的時代背景，成功的戰略構建更是要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準確判斷。冷戰的終結打破了世界被集團隔絕的狀況，給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間，而各國希冀和平、 追求發展構成后冷戰時期的基本潮流?；剡^頭來看，中國對世界大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即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順應了和平與發展的潮流。當前，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符合時代潮流和人類發展方向，是對我們的國際言論和行為的根本指導。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一向以為國內發展建設構建和維護一個好的外部環境為準則，基本內涵是和平與合作。當然，沒有什么理想能夠輕易實現，沒有哪條路徑可以暢通無阻。中國需要讓自身的追求與人類發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與世界各國一道努力，共同維護和平與穩定，促進發展與繁榮。

本文摘編自著名冷戰史學家和大戰略研究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最新力作《論大戰略》，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