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復仇是魯迅文章中的一個高頻詞匯，甚至于在死前不久的文章《女吊》里，仍表示了對于女吊“討替代”而忘記了復仇的痛惜，并在隨筆《死》中留下了那句讓人難以忘懷的“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饒恕”。

不過，魯迅的復仇不是簡單的以牙還牙，而是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是不妥協的決絕的態度。在《雜感》中他構想出一種無淚的死于自己制定的死刑的人，拒絕一切為他的哭泣和滅亡，愛人不覺他被殺之慘，仇人也終于得不到殺他之樂：這是他的報恩和復仇。

一種非對象化的自發自覺的復仇，告別了神經衰弱幼稚病后活在地上的超人哲學，不僅是對生命中卑微、瑣碎、猥瑣的超越，也是對大化流行和生生之道的無上的禮贊。

在張扣扣為母復仇被判死刑一案中，案件的復仇性質以及存在的暗箱操作的可能，不斷引發社會各界熱議：一部分人傾向于從平等視角出發強調弱者的無奈和無辜，另一部分人則突出自由的重要性而強調法律的尊嚴和底限。今天，讓我們通過錢理群先生的兩段舊文，深入了解魯迅先生的復仇觀以及自由平等觀，相信對于理性看待該案件有所助益。

維護反抗的權力但是也強調理性

來信問及魯迅的“復仇”“打落水狗”“不寬恕”的問題。這里不妨談談我的看法。

魯迅當然可以批評。但是，在批評之前，需要先弄清楚他的意思，他是在什么樣的語境下提出這些主張的，他的思想邏輯是什么？

比如，“不寬恕”的問題。他在《死》里是這樣說的：“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可見他“不寬恕”的是有特定對象的，他針對的是一種思想文化現象：中國的權勢者（統治者和一些通常掌握著思想文化權力的知識分子），他們一面用自己的權力，“損著別人的牙眼”，對無權無勢者施加壓迫，一點也不寬容，但一旦有人反抗，他們就高喊“寬容”，“反對報復”，不過是要剝奪別人的反抗權利而已。魯迅的邏輯是：權勢者你要講“寬容”嗎？必須你自己先講“寬容”；對那些正在一點也“不寬容”地迫害著自己的人，是無法講“寬容”的。

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

“痛打落水狗”的命題，是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里提出的，意思也很清楚，他并不是反對“費厄潑賴”（以及相應的“寬容”“寬恕”之類），只是指出必須具備一定條件，“首先要看清對手”，“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后再和它‘費厄’也不遲”。當狗還在咬人，即使落水了起來還要繼續咬人，對這樣咬人（迫害人，壓迫人）本性不改的落水狗只能“痛打”，不然老實人是要吃虧的。魯迅舉了許多歷史的例子，我們也可以舉出許多現實的例子。

“費厄潑賴”：fair play，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賽

“乏走狗”的問題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里提出來的。你讀讀原文就知道，是魯迅對梁實秋的回擊，是梁實秋“批判”（“罵”）在先的。梁實秋罵左翼知識分子“到共產黨去領盧布”，做“擁護蘇聯”的勾當，這就不是一般的“罵”，而是控告和他意見不同的左翼作家是共產黨，和蘇聯勾結。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三十年代，憑這樣的罪名，是要坐牢的，就像今天我們指控某人是“不同政見者”，拿美國情報局津貼一樣。魯迅回罵以“資本家走狗”，話雖難聽，但不會置人于牢獄。

今人一味質疑魯迅，卻同情梁實秋，這只能說是一種偏見。而且魯迅指梁實秋為“資本家走狗”，也是有緣由的：梁實秋是公開主張“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認為“聰明才力過人的人（永遠）占優越位置，無產者仍是無產者”。魯迅“罵”他是“資本家走狗”，無非是指責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士，只不過因為是文學家，就用了比較形象的“走狗”的說法。我們可以批評魯迅說話尖刻，但是絕不能用一個“罵”字抹殺了魯迅批評的正當性，抹殺一切原則的論爭。

梁實秋

總之，魯迅要堅持與維護的，是受壓迫者反抗的權利。他說：“人被壓迫了，為什么不反抗？正人君子者流深怕這一著，于是大罵‘偏激’之可惡。”（《文藝與革命》）我們如果愿意站在受壓迫者這一邊，是不能跟著正人君子罵魯迅“偏激”“不寬容”的。因為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魯迅批判的權勢者、正人君子，也是這樣自己對人不寬容，損害、壓迫著弱勢者，一點也不和諧，卻大談“寬容”“寬恕”“和諧”，我們絕不能上當。

魯迅也并不一般地鼓勵暴力反抗，尤其是“殃及無辜”的暴力，他稱之為“卑劣”的反抗。他提醒“點火的青年”，在引起群眾的“公憤”之余，也要注入“明白的理性”（《雜感》）。他再三強調，“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的。他還警告說：“辱罵與恐嚇絕不是戰斗。”等等。

辱罵與恐嚇絕不是戰斗

魯迅不鼓勵暴力反抗，但魯迅要維護受壓迫者暴力反抗的權利，即是說，當面臨統治者直接的暴力壓迫，被壓迫者應該有被迫采用暴力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是不能籠統地否定革命的（不贊成和否定不是一回事），其實法國的《人權宣言》里，就把“革命”也視為一種人權。當然不能因此而濫殺無辜。我是贊同這一立場的。我不贊成用革命的方式，特別是用暴力來解決當下中國的問題；但我對那些走投無路，因而以“一命抵一命”的方式進行“復仇”的無權無勢者，是有同情的、理解的，雖然我也依然不贊成用這樣的方式復仇。

奮戰于自由和平等的雙重漩渦中

魯迅在一篇雜文里引用了羅蘭夫人的一句話：“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他對自由理念到中國的變形、變質總是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這就說到了魯迅二十年代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這也可以說是魯迅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第一次公開論戰與決裂。

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1754年3月17日－1793年11月8日），全名為瑪莉-簡·羅蘭（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吉倫特黨領導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批判，并不針對其自由理念本身，而是這樣提出問題：這些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搬來的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例如“保護少數”“寬容”等等，但他們是“信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答案是清楚的：只要看看他們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后矛盾”，“只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毫無特操，是什么也不信從的”。

例如，他們口口聲聲喊“寬容”，卻對和自己有不同意見的教授不寬容，甚至揚言要借助權勢將他們“投畀豺豹”；他們忽而以“保護少數”為名，為女師大校長楊蔭榆辯護，忽而又以“多數”的名義，對被當局雇用的流氓強拉出學校的學生大加討伐。魯迅因此得出結論：這些自稱的“自由主義者”不過是“做戲的虛無黨”，是魯迅在世紀初就痛加批判的“偽士”的新品種。

魯迅對現代批評論派諸君子的批判的另一方面，是他們與掌權者（如時為段祺瑞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的曖昧以至依附關系，即是要揭露他們隱藏在紳士服里的“官魂”。三十年代魯迅和新月派論戰時，也是抓住他們自覺充當國民黨政權的“諍臣”“諍友”這一點，將他們稱作“賈府里的焦大”。

1923年梁思成(左一)與林長民(左二)、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等接待印度詩人泰戈爾。

這涉及自由主義的理念：他們是主張維護秩序的，胡適強調要維護政府“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不能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就表明了這樣的諍臣與諍友的基本立場，這也就決定了他們與官方的曖昧關系，這與自覺地做體制外的民間批判者，具有民魂的魯迅，自然有著理念與現實選擇上的根本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自由主義理念的另一方面的批評。他在1928年為自己翻譯的日本鶴見祐輔的隨筆集《思想·山水·人物》所寫的《題記》里，談到“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表示“我對于這些都不了然”，但接著又說：“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歌德）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

這里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問題。如前所說，在二十世紀初，魯迅強烈地感到片面、極端的“眾數”的“民主”“平等”對“個體自由”可能造成的壓抑，因此，他突出了“自由”的訴求；而在二三十年代，他卻發現了中國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命“特殊知識階級”，完全無視日趨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把對自由的訴求變成排斥多數人（特別是普通平民）的少數人的“精英自由”，這同樣是對他所追求的自由理念與理想（我們說過那是一種包含博愛，自然也包含平等意識的大生命境界）的另一種消解，因此，他又要突出“平等”的訴求。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分析的，“魯迅為自由而戰，就不得不呈現為雙重的掙扎：既向片面追求平等的集體主義者要求個人自由，強調在追求平等的過程中不要忘記最終目標是自由，又向片面追求個人自由的自由主義者要求正視現實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有時是缺乏個人自由的結果，有時則是個人自由發揚的結果。他是以這樣雙重掙扎維護著自由與平等本質的同一性”。

而在中國的現實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中，“這種雙重掙扎，使魯迅既不見容于追求‘平等’而漠視‘自由’的左翼文化界，也不見容于強調‘自由’而漠視‘平等’的自由主義者。自由的魯迅一直就這樣在被割裂的自由的夾縫中經受著孤獨的煎熬——以上雙方都有理由從各自理解的自由理念出發，責難魯迅反動”。我要補充的是，這樣的雙面“責難”是一直延續到今天的。

《魯迅與當代中國》

作者：錢理群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