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章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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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學》2019年第7期

1994，我的北京之行

章潔思

1994年11月，為了父親的追思會，我和母親來到北京。

在北京的十天左右，我經歷了無數事。原本無意錄下，近日看到一檔有關詩人卞之琳的節目，往事重回，二十年前的情景一一縈繞。

東四東羅圈11號北樓2402室

我們手拿著這個地址讓中國作協的司機一路開到這里。

記得此處并不好找，司機轉了許久，才開進胡同，說：“大概就是這兒吧。”

我環顧左右，一邊是灰色的墻，另一邊是四五層的樓房，也是灰蒙蒙的。母親下車走進門洞，而我，因腿腳不便，仍坐在車上。

我在等待。

這之前，幾次問詢有關部門，說想在京時，看望父親的老朋友卞之琳、戈寶權，得到的回答居然是：他們活著還是死了，都不得而知。但最后經我們多方打聽，更拗不過母親的堅持，終于有了這一趟拜訪。我們都不能確定能否見到本人，所以我先在下面等。

等待許久，母親下來了。隨母親一同下來的，還有一位阿姨。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親熱地抱一抱我，直呼我的小名。母親在一旁告知，這位是戈寶權太太梁丕蘭，讓我稱她梁阿姨，并告訴我說，卞叔叔和戈叔叔都見到了，卞叔叔前不久剛摔過跤，把頭摔壞了。聽說我在樓下，執意要下來看我，被母親好歹勸住。而住在隔壁的戈叔叔躺在床上起不來，梁阿姨是一定要下來看我的。

總算完了母親的心愿。而那個時期，這兩位著名的作家居然仿佛被世人遺忘了。

卞叔叔當天送了一本書給我的母親，書名就是《卞之琳》，那是臺灣《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中的一種，由“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贈書的字跡一如他的為人，規規整整。

之后，我與他通信，曾為了父親的辭世四十周年向他約稿。因為在舒乙先生的幫助下，《新文學史料》愿意給出幾個版面由我支配。他很快就給我回信：

南南：

很高興接到你的信，我現在手抖得幾乎完全不能寫字，但是我還是親筆跟你談幾句。上次你和你母親來看我，我因年前一次晚間在院門房處取報紙信件回樓，在三四層間犄角處摔倒磕破頭，流血不止，到醫院急診，幸尚未傷及顱骨，縫了六七針，以后家里人不讓我下樓，沒有能下樓來送別。

我一直還沒有寫過追念你父親的文字，只記得一年我到上海由巴老陪去你父親的墳頭敬過一束花。我一直想寫一點當年你父親坐鎮北海前門東側三座門十四號《文學季刊》編輯部的熱鬧情況，苦于記憶的頭緒亂了，現在你寫了二萬字的年譜，好，希望接我信后復印一份寄我，使我能核正一些細節。我精力不濟，想把大致情況，寫個千字文流水賬也罷。祝好，問候你們全家人。

之琳

6月18日

回信不由外文學所交，直接寫

郵編100010

北京東四東羅圈11號北樓2402室

又：如你寫的年譜已寄舒乙同志，請即函告他復印一份寄上列地址。

讀到他說手抖寫不成字（但仍給我回信），還有，信上那愈來愈小的字跡，我實在于心不忍。想像他的摔跤，那封閉在樓上的生活，我實在不忍心再請他寫稿。他信中提到當年三座門《文學季刊》的熱鬧情況，不知怎地，我眼前立刻呈現他怎樣興致勃勃，搖著那臺他從國外帶回的留聲機，和父親、巴金，三人圍攏著，看唱盤旋轉，聽西洋音樂；還有他們奔來忙去在那小小的院落里除草種地，當看見種子在土地發出細細的嫩芽，又怎樣地欣喜若狂！那時候，他們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熱血、抱負在胸中沸騰。卞叔叔雖然沉默寡言，但他喜歡音樂，內心充滿詩情。那時候，還有他暗戀的張充和時常來三座門找父親。見到心儀的女孩，他心中是不可能不激起漣漪的，一定幸福感滿滿。唉，只是一場暗戀，一場單戀，竟持續那么多年，由此可見卞叔叔的人品。

多少年過去了。妹妹去美國定居時，母親囑她有機會去看望在耶魯大學的張充和女士。那年正值我的外甥考取耶魯，妹妹一家三口就去拜訪。沒想到頭一次見面，充和姨就一把將我的外甥親熱地摟在懷里，反復仔細看，說是很像我的父親。之后，她與我妹妹熟若家人。相處久了，有一回妹妹問她：“你怎么嫁給外國人，一個人跑到這么遠的外國來？”她回答說：“國內沒人要我呀！”妹妹立即說：“卞之琳……”她回答：“他不算。”

……

北京醫院

追思會前，為了看望父親的老友，不止一次去了北京醫院。

這是臨行前，巴老反復關照的。他怕我們人生地不熟，還吩咐在京的馬宗融之子陪伴我們前去。

在北京醫院見到昏睡中的冰心姑，聽說我們到來，她睜開眼，說了句：“靳以是我弟弟，我很愛他！”也去看望了夏衍，又去看了父親最早的老朋友曹禺。一見到我們，聽說父親的追思會要在北京開，他急得在屋里轉圈，不停地說：“我現在出不了醫院，怎么辦？怎么辦？”最后讓陪護他的小白拿出紙筆，要寫幾句話。他先用毛筆寫，寫了一半，又要用鋼筆寫，仍然寫了大半張，無法寫下去了；后來決定口述，讓我記錄。他在屋里來回踱步，我埋頭坐在書桌前……很快口述完畢，我念了一遍給他聽，他點頭簽字，這才坐下來，與母親敘舊。

然而，最難以忘懷的是陳荒煤叔叔。

荒煤叔的病房在一樓一隅，門口貼著“重病謝絕探望”的字樣，非常安靜肅穆。我和母親止步門前，那張紙條令我揪心，站了一會兒，我很快離開了。母親沒走，我知道她還想爭取進去看看。但我不一樣，我不喜歡強人所難，尤其是重病者，我更不忍打攪。我已快走到醫院大門，母親才匆匆趕來。她先是埋怨我怎么走得那么快，說是荒煤叔聽說是我們探望，他立即招呼母親進去，聽說我也去了，說要看看我；但母親出來，早已看不到我的人影。

他躺在病床上，對我們問長問短，對父親的深切情誼溢于言表。母親告辭后，我們還沒有回到住處，他的一封親筆信已經送達。至今回想，淚水又旋在眼眶。

以下是信的全文：

肅瓊女士：

我因病住院，不能參加會議，感到非常遺憾！

靳以先生是我尊敬的老作家、老編輯、老主編。我1934年在《文學季刊》第三期發表的短篇小說《災難中的人群》就是經巴老寄給靳以，由他決定發表的。以后來信約我再為《水星》月刊寫一篇短篇小說，我就此趕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劉麻木》寄去。他還來信鼓勵我，認為人物形象生動，希望我繼續寫作，我這個二十一歲的小青年也就從此開始了我的小說創作生涯！

靳以在編輯《文學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收獲》時，不僅自己創作了不少優秀的作品，還要看大量的稿子，他在發現、關心、培育青年作家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對三十年代和建國初期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這也是我們每一個文學工作者應有的崇高品德，應當學習的楷模！

所以我把靳以當作我的老朋友——其實他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師！所以我雖然年逾八十，但仍然深深懷念這位可尊敬的、為人親切忠厚、熱衷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老師！

祝紀念會圓滿成功！

并祝您健康長壽，全家安康！

陳荒煤

1994.11.11

“什師可學”

這是那幾天發生在北京醫院的另一個故事，我把它單列出來是因為父親生前與趙樸初并無什么交往，而我，也是第一次見他。

手里是一幅寶貴的字：“什師可學”。在樸老的病房，我第一次聽到“鳩摩羅什”的名字，并榮幸得到趙樸初先生的賜字：“什師可學”。

之前，我并不認識趙樸初先生。會前，父親的老朋友周而復叔建議我請樸老為父親寫一幅字，我回答說：“我不認識他，怎么辦？”而復叔說：“我可以為你寫一封信，你帶去他不就認識你了！他現在正在北京醫院住院。”我正好要到北京醫院看望好幾位父親的老友，就這樣鼓足勇氣去了。

之所以說“鼓足勇氣”，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更不要說去“求字”。樸老的病房離電梯很近，我站在門口，誠惶誠恐。只見一位老太太向我走來（后來得知是樸老的夫人），問清我的來意后，誠摯地對我說：樸老正要外出開會，他實在沒有空，對不起了。我也知道自己太唐突，所以立刻轉身離開了。過了幾天，因為還要看望父親的舊友，所以又去北京醫院。記得那天看完父親的朋友，站在電梯前等候電梯時，忽見趙夫人在不遠處向我招手，而后又走到我身邊，讓我去見樸老，并對我說：今天樸老是有空的。不知是否因為我拄拐杖的樣子讓她動了惻隱之心，所以她給我這樣一份機緣。

我跟著她走進病室，只見慈眉善目的樸老坐在一張小桌子前，待我自我介紹后，他一口答應為父親寫字，接下來便親切地問詢我的工作、生活等等情況。當他得知我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做英文編輯，便說要講一個故事給我聽。于是，我就聽到了這位東晉時后秦的高僧，中國古代與玄奘、真諦齊名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的名字。

講完故事，他又請夫人拿出筆墨，在我的小本子上，寫下了“什師可學”四個大字，并落下名款，鈐上印章。

這真是意外的驚喜。

在我的生命中，曾經遇到過幾位博學的長者，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些長者，真有“聽其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這個“博學”，絕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實實在在的學問。樸老是佛學界的大學問家，有幸坐在他的對面聆聽他講述故事，真是我一生的造化。

他的夫人在一邊告訴我，樸老就是愿意跟年輕人在一起。家里總是聚攏著眾多的年輕人。后來我與兒時好友重逢，她在北京念大學，因為改了名字，所以多年聯系不上，她也是當年聚在樸老家的年輕人之一。她送給我一本《南小栓胡同一號》（樸老的住址），是那些年輕人在樸老逝世二周年編寫的一本紀念集。我讀到“前言”中趙夫人寫的話：“樸老的朋友老、中、青都有。老年人固然談得來，青年人也愿和他談，甚至六七歲的范澄志也可以和他玩得很開心。直到他晚年住院療養期間，只要當年這些年輕人去看他，他就非常高興。而且一談起話來往往就忘卻了時間和疲勞。”

那天樸老和我這個首次遇見的“年輕人”確實談了很久，他完全不像住院的病人。此后，我雖然沒有學習“什師”埋頭翻譯，但是我開始寫作，并圍繞父親所在年代做了許多研究整理工作。退休以后，也沒有停下。

每當看見小本子上“什師可學”這四個大字，北京醫院與樸老相對而談的一幕。栩栩如在眼前，這樣的機會真是可遇不可求！

那幾位形影不離坐在一起的與會者

剛到北京，父親的復旦學生，當年的“得意門生”詩人鄒荻帆就來造訪。他與母親多年不見，見面時便互相唏噓感嘆。他指著我對我說，小時候常來抱我。那是什么年代啊！必定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郊外，內遷的復旦大學。讀過他們好幾個人的回憶文章，除了鄒荻帆，還有姚奔、冀汸等，他們講述黃桷樹，講述那兒的小橋，講述父親為他們簽字擔保貸金入校，講述打早飯時為防稀飯燙傷，父親給他們頂在頭上的“稀飯”大衣，講述父親親手煮紅燒牛肉給他們打牙祭，講述父親安排他們的文章發表，當然，講述最多的還是他們無比熱愛的詩，他們辦的《詩墾地》。

這次為紀念父親，鄒荻帆寫了充滿深情的長詩《紅燭之歌》。因為當年父親的散文《紅燭》，就是首先貼在學生們辦的壁報《文藝墾地》上的。

就這樣，他與母親交談甚久。之后話鋒忽然一轉，談及將要召開的追思會。在問清楚參會的人員后，他提出綠原的名字，說是后者很希望能夠參加。一時間，母親和我都有點愣了。

綠原，很有名的名字，那是胡風案給予的印象。

但是，我們卻不熟悉，不知道他也曾是父親的學生。

那天，在會上，很顯眼的，有幾位與會者一直形影不離坐在一起，他們是：綠原、許覺民、牛漢……（鄒荻帆沒有參加，他去外地開會了，他請他的夫人高思永來會上朗讀了他的長詩。）

綠原先生作了長長的發言。令我吃驚的是，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我到重慶復旦，首先是投奔靳以先生來的；沒想到靳以先生已被解聘，到福建去了，于是，我就投奔了胡風先生。”

他的發言對父親充滿崇敬，充滿感激；句句真切，發自內心。

他提到自己的處女作由父親發表在《國民公報》副刊《文群》上的興奮，父親給他親筆回信，那信末的一句話他記了一輩子：“相信生活會教育你。”他說，“這句貌似平淡的話，對于我幾十年的坎坷生涯，實在產生過近乎預言的警惕作用。”

尤其提到被征調中美合作所那一段，當他不想去報到，欲回復旦繼續求學之際，父親得知他已被暗令通緝，且通緝令已到達學校，于是立即讓冀汸火速告知。這樣，他才離開復旦，逃脫追捕。他說，否則，他的后半生便難以想像了。

發言中，他幾次淚下，也感動了在座的許多人。

最后，他說：“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出席人數不算多……但氣氛反而顯得親切而溫暖。我不禁動情地談了以上幾件往事，并擅自代表未能從外地蒞會的老友冀汸和曾卓，向先生遙致遲到的悼念。”

那是1994年11月的一天，室外下著鵝毛大雪，室內卻有“一盞燈，在心里，又紅，又亮，又熱，烤我寒冷的心”（牛漢語）。

那是父親點的燈，燈還亮著。

（本文全題為“1994，我的北京之行——兼懷卞之琳、陳荒煤、趙樸初、鄒荻帆、綠原等先生”）

閱讀原文（“上海文學”公眾號：shanghaiwen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