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陶庵夢憶》的注本時，陸續積攢了一些放在普及本中或嫌煩瑣的材料，還有一些注釋以外不宜展開的想法，偶爾對朋友說起，他們覺得還有些意思，對了解《夢憶》和張岱都不無幫助，便攛掇我寫成小文。于是便先列出若干小題，除了上述內容之外，也有對自己和別家注解的重新甄定。題目不按原書次序，先揀讀者也許有興趣的寫，何時讀者覺得沒意思了，我也就隨時知趣打住。

一、韃女

卷一《鐘山》一篇談到孝陵饗殿諸妃享位，云：“近閣下一座稍前，為碽妃，是成祖生母。”

據文中“甲申之變”一語，此文應作于崇禎甲申（十七年，1644）之后，文中又有“孝陵玉食二百八十二年，今歲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麥飯”語，可知寫作時間又在乙酉（1645）二月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之后，最晚或在丙戌（1646）年，時張岱正避難于剡縣山中。

但其實此篇應做上下兩截，上截謁陵，下截悼亡（亡國之亡）。上截實記錄于崇禎十五年（1642）謁陵之后。因為張岱寫謁陵祭儀，一瓶一箸，細致入微，不可能追述于數年之后。所以我認為此篇明顯是張岱對舊日記錄的改寫或賡續。

最早以文字揭出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者，連張岱一共有三人。一是《國榷》的作者談遷，他在《棗林雜俎·彤管》提及所見《南太常寺志》，略云：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次皇某妃某氏，又次皇貴妃某氏，又次皇貴人某氏，又次皇美人某氏，俱東列。碽妃生成祖文皇帝，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寺志》。享殿配位出自宸斷，相傳必有確據，故《志》之不少諱，而微與玉牒抵牾，誠不知其解。

另一位是《三垣筆記》的作者李清，他不但看了《南太常寺志》，還專門在元旦謁陵時親自查勘過：

予閱《南太常寺志》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碽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后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語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征？但本志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余，而西側止碽妃，然否？曷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碽之言有以也。

但李清作為南明刑、吏、工三科給事中，謁孝陵是在弘光元旦，而張岱謁陵則在崇禎十五年中元，比李清早了約兩年半。三人相比，張岱應該是注意成祖出身并經目驗而記錄于文字的最早一個。（按：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卷十三錄有嘉靖時南太常寺卿沈玄華的一首《敬禮南都奉先殿紀事十四韻》，中有“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棲。眾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成祖重所生，嬪徳莫敢齊”之句，但此詩正如方浚師在《蕉窗隨錄》所說，不過是好事者偽作。）

碽妃為高麗女子，歷來少異議，但她如何成為朱元璋的妃子，卻史無記載。《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一引胡兆鳳《韞光樓雜志》：“元制，歲責高麗貢美女。竊疑明初猶沿元制未改，此孝陵有碽妃，長陵有權妃也。”這不過是清初人的揣測之辭。史載朱棣生于1360年，此時朱元璋尚奉韓林兒的龍鳳年號，一方大將而已，怎么能“沿元制”納高麗女為妃呢？如果納碽妃在朱元璋稱帝之后，而洪武元年時朱棣已經八歲左右，也不合情理，除非朱棣登基后在玉牒中做了手腳，把自己的生年提前八九歲。

不僅此也，小友鄭凌峰君發現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夢憶》抄本，“碽妃”之下尚有“韃女”二字。

“韃”者，“蒙韃”也，而“韃女”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碽妃為高麗女子，但出于元宮，也就是元帝的嬪妃，此說有些牽強；二是韃女就是蒙古女子。那么是張岱把碽妃的種族寫錯了么？非也。因為明代民間一直有一種傳說，說成祖的母親是蒙古人，而且是元順帝之妃。這傳說明人是不敢寫到書中的，最早揭出此事的是清初劉獻廷的《廣陽雜記》，其卷二云：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嚴重了。如果我們排除元妃成為朱元璋的戰利品時還拖著個八九歲兒子，把朱棣的出生定在元妃入明宮之后，那么只有兩種可能：一，朱棣是朱元璋的種，則是半個韃人，二，朱棣是元順帝的遺腹，那就是純種的韃人了。而史書所載，朱棣是馬皇后所生第四子！

“碽妃，韃女”這四個字真是上半截文章的核心所在。如果朱棣只是碽妃所生，也不過證明不是高后嫡子，高麗是明朝屬國，也是禮義之邦，何況懿文太子也是庶出呢。但加上個“韃女”，可就等于打翻在地又狠狠踏上一只腳：彼夫起碼有半個“非我族類”的嫌疑，其狂悖暴狠之性由來有自，難怪他是個篡賊和屠夫。

我想，劉獻廷所記之事，張岱起碼在崇禎十五年之前就已經在他的“朋友圈”中知聞。他混進孝陵饗殿，正是因為知道成祖身世的隱私，才要求朱兆宣把他夾帶進去以便親自驗證的。

我對朱棣的血緣沒什么興趣，只是在張岱、劉獻廷等人的文字中，隱約感覺到方孝孺、鐵鉉等冤魂厲鬼對屠夫的詛咒。這詛咒由一代代士大夫傳承著，歷經二百余年仍不停歇。

二、大窯器

卷一《報恩塔》開篇第一句：“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窯器，則報恩塔是也。”

什么是“窯器”，鄙注及其他各家注本都說就是“磁器”。這并不錯，但對此篇來說尚欠允當。首先，報恩塔是琉璃砌成，它本身不是磁制，但為什么此處要說它是“窯器”呢？有人或想，琉璃也是窯里燒出的，所以稱為窯器吧。這想法聽上去合理，但其實差得太遠。因為此處的“窯器”一詞所指，與其說是塔的材料，毋寧說更著重于塔的性質：窯器者，玩物也；與“古董”之義相近。

明張萱《疑耀》卷七：“古人稱磁器，皆曰某窯器、某窯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窯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窯所制，而凡瓦器俱稱磁，誤矣。” 張萱說“窯器”不等于“磁器”是對的，但對窯器也沒說清。

按“窯器”之稱，最早起于宋時，而流行于明代，多指名窯，如越州秘色及柴、汝、官、哥、定之類，而到了明朝，自然就包括了永、成、宣、嘉諸朝官窯，故曰“某窯器、某窯器”，以區分于凡常日用之磁。我認為“窯器”一稱是有特定范圍的，即指有收藏價值的名窯所出，為博物家、古董家所寶玩者。這些窯器固然可以為歐陽修等學者所賞鑒和考古，但也可以為權勢者、豪富者用來炫耀夸侈，說是玩物或擺設也不為過。所以張岱可以把“大窯器”和“大古董”相提并論，而把這兩個詞安在“報恩寺塔”上，無疑充滿了鄙夷和嘲諷。

為什么呢？因為大報恩寺及塔是明成祖朱棣在“靖難”奪權之后，為了證實武力篡位的合法性而興建的頭號工程。大報恩寺舊址是建于孫吳時的長干寺，屢毀屢建，至宋真宗時改名天禧寺。明初久毀，屢欲興建而未成。直到永樂三年，朱棣在大批屠戮建文忠臣，革除建文年號，改竄前朝實錄之后，立即啟動“報恩”工程。凡歷時近二十年，寺殿初成，朱棣特意改名為“大報恩寺”。“報恩”就是報“皇考皇妣”之恩，不過曲證自己為高皇后所產；既為高皇帝之嫡子，則是皇統之正脈，以掩飾奪嫡篡逆之實。在張岱看來，報恩寺之建充滿了謊言和欺騙，這個竭天下之力而成的大工程，不過是欲遮天下人耳目的大騙局。

有的讀者覺得只憑“大古董”、“大窯器”二語還看不出張岱的譏諷之意，那就不妨把國家級的紀念堂館塔碑試著叫成“大擺設”“大手辦”，看覺得像話么？而且不僅此也，下面張岱連用了三個“開國”，影射之意更是顯露無遺。明至永樂，已歷洪武、建文二世三十余年，而此曰“開國”，豈不是暗刺成祖并非合法承繼大統，而是憑武力攘取天下么？所謂“開國之精神”，即篡奪之野心也；連兵三載，死傷數十百萬人，南北殘破，天下疲敝，此“開國之物力”也；屠戮建文遺臣，禍連九族，窮搜建文蹤跡，直達海外，此“開國之功令”也。讀者切不要以為張岱總是溫潤如玉，他的筆下有時也是挾帶風霜的。魯迅先生說：“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于《報恩塔》一篇，正可作如是觀。

此外順便指出此篇中的一點兒疵漏。張岱說：“報恩塔成于永樂初年。”實際上永樂初年報恩塔頂多也不過是開工而已，真正的建成乃在宣德三年，此時距朱棣去世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而且至嘉靖四十二年，報恩寺被焚，報恩塔亦漸圮。張岱所見已經是雪浪和尚募修之塔，非復舊觀了。至于文末所言另藏二“塔相”之事，也不過是傳聞而已。雪浪和尚修復此塔時并未言及，清咸豐時太平軍又以地雷轟仆此塔，至今已有一百余年，也未見有人發現過地下有備用的琉璃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