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詹騰宇、譚山山

“強行造病”的背后，是社會都市青年擺脫不了的生存焦慮和無奈。

明明可以睡，但我就是不睡；不僅沒想過早睡，而且偏好晚睡；其實可以不晚睡，但我偏不——晚睡強迫癥真是凝聚了當代人的各種作。

艾瑞咨詢發布的《2019年中國熬夜晚睡年輕人白皮書》顯示，凌晨入睡及作息長期不規律者達到23.7%——但只有這么多嗎？

“不睡覺”是一個對自己耍性子找報復的最好方式。入睡意味著一天的終結，晚睡則是不甘心地瘋狂暗示自己“我還沒有過完這一天吶”；甘愿做“養生朋克”，一邊在意健康未來，一邊趁著年輕放縱作死；被“內化的父母”影響，與早睡的自我約束作不計疲憊的強行對抗。

誠如斯言：“不得不熬的夜盡量科學地熬，不是自殺是自救。但是明明可以不熬的夜瞎熬，不是修仙是作死?！?/p>

網友形容最頹廢的熬夜為“單機熬夜”：“沒有對象，沒有人和Ta聊天，也沒有人跟Ta打游戲，自己跟自己玩，還愣是玩到夜里兩點多。”

習慣性熬夜的結果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身體不適、精神不振；胖、丑、虛、鈍，外加脫發。

晚睡強迫癥的后果是無法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第二天晚上再次陷入無聊循環，進一步加深疲勞程度，最終無力抵抗或享受生活的種種。

你說你害怕——怕什么呢？

怕表白被拒，又怕不努力追求就沒有然后；怕戀愛太麻煩，又怕一個人太孤單；有伴侶怕不忠誠，沒伴侶的怕連渣都遇不上；怕結婚不自由，又怕不結婚只剩下自由；怕生孩子養育不易，又怕不生孩子養老太難；怕乏味的性，又怕與性絕緣；有愛情怕守不住，沒愛情怕有殘缺；在最沒能力時遇見了想保護一生的人，在有能力時遇到了很多莫名其妙求保護的人；特別想認真，但毫無意義。

每一次當愛在靠近，就好像是準備嘲諷你——Soulmate？呵呵，去你的吧。

日常的恐婚恐育和時下盛行的約炮、性冷淡、速食愛情、平庸關系混雜，讓人認真付出也不是，率性胡來也不行；追到一半干脆不追，認真不如索性放飛。

在愛里做好人難，做壞人更難，更多時候連做個正常人都難上加難。

當“愛”這個神圣字眼異化成和理想、詩、遠方一樣遙遠而可笑時，當現實利益成為考量人情關系的唯一標準時，如何不為這個時代的種種而焦慮？

價值觀若是陷落，人生則無意義。心里空了，世界便崩了。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楊立華指出，生活的單面性、“機心”、數字理性構成了現代性的三大哲學特征，而這三個特征則構成了虛無主義的世界，導致了意義缺失、道德標準不確定、自我中心主義三個問題。

當代青年終究難以逃離世界給予的種種拷問，于是無所謂圓夢，因為夢都太遠；無所謂無聊，因為無聊乃是人生常態；無所謂對錯，因為你我他認定的對錯標準并不相同且無從統一；無所謂勸誡，因為你絲毫不懂我的苦楚；無所謂活著，便無所謂死去；無所謂死去，便無所謂端著手機頂著心悸扛著頭痛和眼澀的不適直到天明。

楊立華勸導道：“一種負重的人生才能找到自己的意義，一種努力承擔的人生才能找到自己的意義?！痹掚m如此，這對身處焦慮不能自拔的年輕人來說有多大的效用，還很難說。

錯失恐懼癥（FOMO，Fear of Missing Out），擔心自己因為錯過信息而被嫌棄和拋棄，是一種典型的時代病。

在這個信息爆炸、新知無垠、新梗亂飛、新聞迅速發生又劇烈反轉的時代，許多人陷入“無知恐慌”——因為怕錯過信息被人視為無知無能，所以拼了命要刷爆社交網絡和知識型網站，希望通曉流行文化與大事小情。

又因為當代信息碎片化以致數量極多，無論如何勤奮也無法一一了解，總有露怯之時；大量淺薄無用的信息沖淡甚至覆蓋了真正有用的信息，付出大量時間發現自己獲得一堆垃圾，同樣焦慮得緊。

焦慮很真實，真實得就像那些買了半個月沒看幾頁的書、裝了一整屏卻幾乎從未打開的App、打定主意開始卻從未堅持的健身計劃、收藏里“read it later”但實際上“read it never”的文章。

心寬的人，或許可以灑脫地一笑置之——“不知道？很正常啊”，但患了錯失恐懼癥的人可未必。他們很難進入“承認自己精力時間有限，從而選擇最重要的事情去做”的正軌，卻總被無聊的支線任務糾纏，錯失了本可能更好一些的生活。

拖延癥，當代絕癥之一——一種非必要、后果有害的推遲行為。

很難說戒煙和戒拖延哪個更難，但它們的癥狀真的很像：能提供暫時的、虛幻的抽離感，能讓人暫避當下焦慮，求得一份安寧甚至舒爽。

拖延的起因可能是任務過難過繁，可能是虛幻的“偽完美主義”，可能是避重就輕的心理慣性。

無論如何，前期拖延成功是很愉悅的體驗——我又可以遲一天交稿啦！又可以摸一天魚啦！我們今天去哪兒玩呀？

不斷地選擇暫避之后，是越接近deadline越沉重的真實壓力。

拖延累積的舒適感，會在接近deadline時質變為殊死的恐慌，一種來自預期管理的惡果：可能逾期沒法完成，可能因時間緊迫導致完成質量下降，可能招致上司、同事與外界惡評的連環打擊。

心受挫、身受損、再拖延、再出惡果、再遭差評，惡性循環。

最頑固的拖延癥一般是精神疾病，傷身、傷人、傷感情、致脫發，得治。一時拖延一時爽，一直拖延火葬場。拖延致禿，不可不防。

社交恐懼癥（Social Phobia），亦稱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SAD），是一種心理疾病。

而那些自稱“社恐患者”“精芬”（精神芬蘭人）的當代青年，其“癥狀”遠遠稱不上病態，“社恐”只是他們的一個自我標簽，代表著一種自嘲、一點傲嬌以及一絲反抗情緒。

他們反抗的，正是“一切皆可社交”的社會及商業邏輯：職場是社交（團建了解一下），吃飯是社交（網紅店打卡），健身是社交（你是“百步青年”還是“萬步青年”？），聽音樂是社交（歌單可以分享），讀書是社交（書單也可以分享了），甚至原本不需見面即可交易的二手書交易平臺也想做社交……

“被社交”讓人疲憊，也帶來壓力和焦慮感，于是一部分年輕人選擇自閉，盡量縮小存在感：下班屏蔽工作群、不看朋友圈，可以的話甚至不用任何社交工具，以此拒絕真實社交和互聯網社交的雙重夾擊。

他們的口號是：我們不需要社交，不想社交，不愛社交。有數據顯示，從2016年起，“社恐”一詞的檢索熱度呈現連年走高的趨勢。

工作讓人快樂，加班讓人肥胖。

據說，工作三年后是“過勞肥”的高發期。而與過勞肥相伴相生的，除了“過勞衰”，還有“體檢恐懼癥”——對自身健康狀況感到焦慮卻無力解決，唯有當鴕鳥，對此視而不見。

另一個爭議則是：過勞肥到底算不算工傷？

2017年6月，人力資源服務機構中智外企服務公司發布的一組白領健康調查數據顯示，有62.27%的白領認為自己存在過勞肥現象，其中認為自己胖了5公斤以上的占27.36%；而65.09%的白領支持將過勞肥列入工傷。

職場中人也明白，“工傷”一說純屬自我調侃，誰知道你是因過于沉迷工作、久坐不起而變胖呢，還是因暴飲暴食、大吃“心靈健康食物”（又稱“安慰食物”，即炸雞、薯條、肥宅快樂水之類）而變胖？

或許可以學習一下以加班文化著稱的日本的做法：2008年，日本政府頒布法令，強制地方政府和企業定期度量40歲至74歲的中老年人群的腰圍，并為有關機構定下居民和雇員的減肥指標，無法達標的機構會被罰款。

關于選擇困難癥，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哪有什么選擇困難癥，還不是因為窮……”可是，即便你錢多任性到想買什么就買什么，面對更加紛繁復雜的選項時，一樣會頭疼。

用心理學術語來說，這叫“選擇過載”（choice overload），更多的選擇，意味著更多的不確定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更大風險，人往往難以作出決定。

為了幫助消費者作判斷，商家可謂挖空心思：請明星、專家、網紅來站臺，引導你追隨他們的選擇（比如近期微博上的電動牙刷營銷）；或者讓各種算法和App幫你做選擇——個性化協同推薦算法（即“猜你喜歡”）、用戶關聯算法、降維算法等。

把選擇權交出去的最大風險是，“被選擇”“被決定”之后，你的選擇困難癥實質上并沒有得到改善。

當然，最難的是人生選擇，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未選擇的路》堪稱選擇困難癥患者之詩：“一片樹林里分出兩條路——/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p>

所謂“初老癥”“前中年危機”，其實都是一個意思，那就是年輕人提前進入了本該是中年人才有的狀態——生理上表現為發際線后移、膠原蛋白流失、比實際年齡顯老，心理上則表現為保守、失去夢想、不思進取。

2013年5月，《人民日報》刊發評論《莫讓青春染暮氣》，指出本該朝氣蓬勃的80后在心態上集體變“老”，除了懷舊，還不斷嘆老；“嘆老”還只是情緒的釋放和吐槽，精神上的“早衰”則值得警惕。

這篇文章發表時，90后尚年輕，所以并未被歸入“早衰”的范圍。6年過去了，如今的語境是：80后早就變成了中年人，90后則提前感受中年危機。

2017年4月，新華網推出網絡調查《90后真已陷入“中年危機”？》，結果顯示，近六成網友不認為90后算中年人，但同意90后遭遇“中年危機”的說法。

據傳是羅曼·羅蘭說的這句話，在描述90后中年危機時頻頻被引用：“大部分人在二三十歲上就死去了，因為過了這個年齡，他們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則是在模仿自己中度過……”

KPI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就像通用電氣前總裁杰克·韋爾奇所說，是企業經營的成功推動力；用得不好，就像索尼前常務董事天外伺郎所說，“績效主義毀了索尼”。

而“你的KPI實現了嗎”，對于被考核的員工來說，既是靈魂拷問，也是壓力來源。

“10萬+”可以說是當下KPI考核體系的代表，是某種程度上的數字崇拜。

專欄作家張豐甚至認為，新媒體時代的寫作，本質上就是“為10萬+”的寫作；“10萬+”已經成為衡量文章好壞與否的那條“金線”，“它不但是一個明晰的標準，也意味著錢”。

不管是創作者還是編輯，都不由自主地被這條“金線”所裹挾，變成了“唯績效主義”的信徒。

海底撈一度把KPI指標做得非常細，甚至連杯子里的飲料不能低于多少都做了規定，服務員做不到就會被扣分。

其結果就是，過度服務讓顧客備受困擾，員工也很累，為此海底撈創始人張勇感慨道：“每一個KPI指標背后，都有一個復仇女神在某個地方等著你。”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第543期

?作者 | 詹騰宇、譚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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