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曾經是新加坡體力工人的主要來源，但近年來，來自中國的勞工數量不斷增加。在新加坡，中國打工者已然成為一個明顯的多數群體，在許多地區，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地，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媒體報道，尤其是在網絡領域，流傳著對中國男性勞工性壓抑的刻板印象，曾引致新加坡社會對合法性交易的討論。其中一方聲音認為這是一種“必要的惡”，以滿足大量男性移民的“性需求”。類似言論占據主導地位，以至于新加坡當局、外國大使館、非政府組織和慈善機構發起運動，對外來男性外籍勞工進行安全性行為教育，相關措施主要在紅燈區內進行。

盡管類似主張有其合理性，因為中國勞工確實像其他外籍勞工一樣光顧性交易，但這樣的話語事實上掩蓋了中國流動勞工面臨的現實狀況。

2013至2018年間，筆者在新加坡進行田野，通過60多名21至59歲的受訪對象，研究新加坡華人和剛到新加坡的中國移民的社會想象，期間對低收入中國勞工的男性氣質產生興趣，并進行深入了解。結果表明，在新加坡的中國男工在尋求有償服務以外的親密關系時會遇到困境。這一困境通過男性氣質和節儉的話語所傳達，并在與新加坡男性的對比中得以延伸。

我在線上和線下的調研經歷還顯示，我的受訪者，由于缺乏與當地人，特別是與當地女性的接觸，渴望與當地女性見面，盡管他們知道我的意圖與他們的不一致。事實上，對于許多的受訪者來說，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與他們深入交談的新加坡女性。這清楚地反映了受訪者在新加坡社會中的邊緣化狀態。

新加坡的低收入中國男工

新加坡的低收入勞動力是高度性別化和種族化的。譬如，來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的女性大多從事家政工作，而來自南亞和中國的男性基本都是低收入的建筑工人。

這些建筑工人大多持有工作許可，在一個高度分層的體系中，他們占據了勞動階層的底層。截至2018年6月，新加坡共有130多萬外國勞動力，其中建筑業擁有28萬個工作許可持有者。

在所有外來勞工中，工作許可持有者的數量最多，主要從事建筑、海運、制造和服務行業。他們通常集中在專門建造的宿舍或是小印度、芽籠這樣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作為“半技術型”移民工人，工作許可持有者不得從事每月收入超過2200新元的工作；對于許多建筑工人來說，他們的實際工資通常為每月800-1000新元。本文中引用受訪者都是工作許可持有者。

低收入外籍勞工在新加坡工作時受到多重限制。首先，他們在新加坡的居留是短暫的，因為按照簽證規定，他們最多只能停留兩年，是否能夠續簽要受雇主意愿的影響。

其次，持有工作許可的移民不得與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結婚，也不得“參與任何非法、不道德或不禮貌的活動，包括破壞新加坡本地家庭”。他們也不允許將妻子或家人帶到新加坡。除了上述規范移民勞工性行為的技術規定以外，新加坡移民勞工的性行為還受到空間規劃和組織的制約，旨在將外籍工人與當地人口分隔。規范移民勞工的性行為主要是出于對醫療衛生方面的考量，但同時他們的情感性體驗變得并不重要。

此外，低收入工人往往會發現自己從屬于會對他們進行身體或語言虐待的男性主管。而雇主經常以符合工作許可條件的名義對他們進行嚴格監督——雇主為每個工人向政府繳納了5000新元的強制擔保金，如果工人失蹤，擔保金將會被沒收。

建筑行業的外來勞工，經常被迫生活在不衛生的環境中，如工地或人員擁擠的集裝箱。我的受訪者常常抱怨房間過于擁擠，一個小房間要容納16個工人的起居，而且床上蟲滿為患。

此前有研究認為，由于長期被排除在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之外，工人的流動性受到限制，建筑行業的外來勞工沒有在新加坡購買住房和組建家庭的可能性，這阻止了這些移民工人成為新加坡社會的正式成員。

除了被排除在新加坡的社交生活之外，許多人在移民海外工作時面臨著向下流動的問題。由于經濟地位是中國男性氣質的一個重要標志，許多在新加坡從事低收入工作的男性勞工可能已經被認為是“現代化的失敗者”。

同時，像此前西方和越南男性氣質的民族志研究所顯示的那樣，盡管有相同的國籍或種族，男性氣質的“等級制度”仍然存在。在中國，低收入者可能會發現自己被更高級別的男性氣質所支配；而在新加坡，他們發現支配自己男性氣質的不僅是所屬階層，還有性別和國籍。

在這樣的背景下，男性流動人口尋求親密關系成為一種異化、邊緣化和非人性化的訴求，他們被貼上“一次性工人”的標簽，而無法正常訴諸公民身份、男性氣質和人性的渴望。

左右為難：尋求親密與節儉生活

來自山東的建筑工人趙秦是我的第一位受訪者。采訪時他已經在新加坡呆了一年，在中國是已婚族，有兩個孩子。他提供了一個接近主流話語的敘述——在抵達初期就去了芽籠紅燈區，光顧了該區的性工作者。他說，盡管花了不少錢，但因為缺乏情感，感覺并不好。

他現在的情人正好來自他的家鄉，他們已經交往了四個月。趙秦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的情感肯定會升溫。他認為外表和年齡并不重要，主要是找到彼此的共同點。因此，他選擇了能夠“溫暖他的心”的女性。同時，他也表示，他們永遠不會是“真正的”朋友，而只是滿足彼此的需要并“照顧”彼此。一旦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回到中國，他們就不會保持聯系。

趙秦還承認，他在微信上同多名女性保持聯系。

盡管如此，在將自己與當地男性對比時，他認為新加坡的男性是不負責任的，與中國男人不同——他認為他們在女人身上花了太多的錢，40歲以后才結婚，沒有存款，也不照顧年邁的父母。

另一方面，雖然他也給女人花錢，但他只買“必需品”，而不像電影里那樣奢侈。他表示，雖然自己有婚外情，但他的主要關注點仍然是在妻子和孩子身上。當他40歲的時候，他的孩子已經到了結婚年齡。他不會成為他們的負擔，因為他還年輕，能夠養活自己，退休的時候也會有一筆積蓄。

相比之下，同樣是來自山東，在新加坡擔任工廠員工的董冬的經歷更矛盾。我采訪他時，他42歲，在新加坡待了六年，已婚并育有一孩子。

董冬曾多次去過芽籠，但主要是為了和朋友聚餐。他表達了對當地出租車司機的不滿，因為出租車司機對打工者有偏見，當他表明目的地是紅燈區時，司機嘲笑他是要去那里尋求性服務。

雖然他表示尋求性服務是對妻子的背叛，但他的敘述主要集中在不好意思接近性工作者。他承認會去看性工作者，但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感到很孤獨，于是用工作來充實自己。

他還擔心錢，因為花在性工作者身上的錢相當于一天的工資，如果用來和朋友一起吃飯的話可能會更心安理得。他曾考慮要找一個情人，但他說，女人們只會看中他的錢，而且會追求他負擔不起的東西。他和中國的女性朋友開玩笑說，他只能負擔200新元，如果再多花一點，就會引起妻子的懷疑。他的朋友告訴他，200塊太少了，不能引起任何女性的注意。

董冬一直用微信和女性聊天，并說他不介意與有意向的女性有感情方面的風流韻事。但他重申，他不能給潛在的情人太多的錢。他告訴我，有很多性工作者在微信上操作，他會刪除她們。他甚至為另一方設計了諸如年齡、工作類型和意圖等問題，以篩選性工作者。

他聲稱自己更喜歡良家婦女，因為性工作者對他來說“像衣服一樣”——已被許多人穿過。他將自己的潛在關系想象成一種“臨時夫妻”的安排，雙方可以成為知己,而不一定是通過性行為聯系起來。董冬說，新加坡女性非常聰明，對當地男性不感興趣。

他認為，自己與當地男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把自己賺來的錢都寄給了妻子。他批評新加坡夫婦的個人主義消費習慣，好像雙方過的并不是家庭生活。據他所說，新加坡夫婦都是分開吃飯，而他總是和家人一起吃飯。因此，他認為新加坡的家庭與中國的家庭不同，新加坡的家庭關系非常薄弱。

董冬表示，在餐館點菜的時候，習慣先征詢妻子的意見，這與新加坡男人不一樣。他說當地男性AA付款的習慣令人尷尬，而他和女性出去玩的時候，他會負擔所有花費。在他看來，優待婦女是“高素質”的表現，所以中國人比新加坡人更有“素質”。

可以看到，“節儉而可敬的男性氣質”貫穿于趙秦和董冬的敘述。中國城鄉的低收入男性渴望表明自己是一個體面的男子漢，他們將家庭穩定和和諧放在首位。但與此前研究結果有出入的是，受訪者并沒有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伴侶身上，產生炫耀性消費。

受訪者對從他們微薄的工資中節省下來的錢都很謹慎——幾乎所有錢都被送回了他們在中國的妻子和孩子。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受訪者履行了中國男性氣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家庭性別角色中的“丈夫”和“父親”，同時重申了他們作為家庭頂梁柱的角色，強化了自身的戶主地位。一個“可敬的”男子是一個身體不在國內的男子，他的“可敬”體現于跨國流動和生產力。

但諷刺意的是，雖然人不在家鄉更有可能意味著移民自身的“成功”，但是身處異鄉，使他們對親密關系和身體接觸的渴望更顯艱難。受訪者徘徊于對親密關系的渴望和不愿為非家庭女性花錢之間。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其前提是他們必須在約會時為女性買單。

中國的約會儀式是高度性別化的，男性普遍認為應該為約會買單。這使得男性可以向女性伴侶展示自己的經濟優勢，進而表現出自身的男性氣質以及保護和支持女性的意愿。這樣的行為強化了性別人設。

結語

通過否定新加坡男性對女性的過度消費與認為新加坡人缺乏溫暖的家庭關系，趙秦、董冬等受訪者重新審視并提升了他們的男性氣質。然而，在試圖重新定位和恢復男性氣質的過程中，他們以兩種方式復制了他們的從屬地位。

首先，通過堅持在約會時為女性付錢，他們成為了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的中國男性氣質的忠實執行者。其次，他們將女性稱為“衣服”和“口味”的方式強化了父權制的價值觀。他們對這兩種結構的強化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因為正是這些意識形態約束了他們，并產生了使他們屈從的難以實現的理想。

盡管如此，受訪者的情緒表明了中國男性氣質可能會發生變化。傳統上，跨文化的情感與女性氣質有關，男性應該是堅忍和無情的。在研究中，受訪者通過“訴苦”，表達他們對親密關系的擔憂和焦慮，這挑戰了傳統上男性無情的特質。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本文改編自學術論文“一個溫暖我心的女人：低收入中國大陸勞工在新加坡的節儉生活與親密欲望”（‘A Woman to Warm My Heart’: Low-Wage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 Men, Thrift and Desires for Intimacy in Singapore），文章收錄于期刊《跨文化研究雜志》（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作者汪詩薇（Sylvia Ang）系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文章經作者審訂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