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

天涯海角的風

抵達的時候才9月中，地球上很多地方還是初秋，斯必爾角（Cape Spear）的風卻只能以凌厲來形容。也許一年四季都是這樣，大西洋的強風吹得人幾乎站不住，讓已特意穿上薄羽絨衣的我縮起肩膀發抖。

沒有選擇，既已踏上紐芬蘭（Newfoundland）的領地，豈有不到斯必爾角之理。紐芬蘭是加拿大最東部的島嶼，斯必爾角是美洲大陸最東端，它是天涯海角啊——誰能抵抗這樣的誘惑？

前一個9月的黃昏，我曾站在另一處天涯海角的冷風里：里斯本往西40公里的羅卡角（Cape Roca），歐亞大陸的最西端。不過，羅卡角是瀕臨大西洋的一處高140米的峭壁，眼前的斯必爾角，卻是一大塊優美地伸出陸地的海岬。

天涯海角長得都有點像：岸邊緩坡上孤零零聳立一座紅白兩色的燈塔，外加一個觀光局的小平房。

斯必爾角這座1836年的燈塔更古老些吧，可羅卡角無疑更出名，那里有一座刻著古代葡萄牙大詩人卡蒙斯（Camoens）著名詩句的紀念碑：

陸止于此    海始于斯

耳邊是山崩地裂般的巨響，不知是風吼還是大西洋浪頭撞擊崖岸的轟鳴。“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雖然在紐芬蘭的景點中排名第一，無敵景色并沒多少人來欣賞。這一點它也和羅卡角一樣：冷冷清清，卻壯美無比。

9月在紐芬蘭已進入旅游淡季，旅行者寥寥。即使不是淡季，這里也很少專程而來的游人。來到紐芬蘭的少量華人游客，多數是留學生或已定居加國的移民。

Newfoundland一詞，拆開來就是New Found Land，“新發現的土地”。如果說奔向羅卡角，是受卡蒙斯的感召，為傾聽大航海時代的歷史回響，站在海天一色的斯必爾角，面向望不到的歐洲大陸，你會想：從五個世紀前開始，一代代懷著夢想遠渡而來的人們，就是在這里登陸的嗎？

鮑勃·迪倫唱：“一只白鴿要飛越多少重海，才能在沙灘安眠”，一個人，一個族群，要有怎樣的勇氣才能將自己投向茫茫大洋？

去一個地方總有導因，何況還是如此遙遠的海角，一個出了港城就還相當原始荒涼的地方。回想一下，紐芬蘭對我的誘惑，其實是通過閱讀一層層疊加起來的。

最早知道紐芬蘭，是多年前在某本雜志上看到一段描寫：每到夏季，總有幾百座脫離了北極冰原的大大小小冰山，在格陵蘭到巴芬灣的海面漂流，一座座閃爍著寶藍色瑩光的冰山順流而下，一些冰山上還站著北極熊！為目睹奇觀，有些人每年緊密關注，一旦有冰山途經紐芬蘭海域的消息，立刻坐飛機追去，常常趕到時已經錯過，唯有極少數幸運兒才得一見。這段描述在頭腦里留下的畫面，太奇異驚艷。

氣候的變暖和人類的捕殺威脅著北極熊生存，如今世上最動人的一幕自然奇景似已消失，近年再也不見此類報道。夏季漂流的冰山，仍是紐芬蘭幾大奇觀珍景之一，每年仍有游客前往觀賞，只是冰山上再也不見了站立的北極熊。

去紐芬蘭的第二個誘惑，由一本畫冊里的照片引發。那是一張幽暗滄桑古老市集的影像，拍攝的是如今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首府圣約翰的水街。而水街，擁有“北美洲最古老的連續存在的街道”之稱。這樣的字眼叫人怦然心動。如果稍作探究，就會知道，作為當年英國第一個海外殖民地，紐芬蘭也被稱為“大英帝國的開端”。它擁有復雜歷史和獨特地貌，也是最后一個加入加拿大版圖、至今為止最不像加拿大的楓葉國領土。

好的文學描寫比歷史還精確，這是我向往紐芬蘭的第三個理由。我從文學作品中讀到，紐芬蘭圣約翰曾是渡海而來的窮苦歐洲移民的登陸港口，無數人希望的彼岸。

在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名著《別名格蕾絲》里，卷入謀殺案的愛爾蘭裔女仆格蕾絲，就是在19世紀土豆大饑荒時隨全家乘船抵達加拿大。他們從貝爾法斯特上船，路程是八個星期的海上顛簸。在地獄般擁擠和惡臭的貨艙里，母親病死了，被推入大海葬身魚腹。經過千辛萬苦和種種磨難，終于，“一陣大風把霧吹散，他們說我們已安全駛過紐芬蘭。”

阿特伍德筆下，格蕾絲在船上見到了冰山：“大風刮過之后天轉冷了，我們開始遇上霧和冰山……水手說……幸好沒有大風，否則我們可能會撞到其中一座，船就要撞壞了。可是，我喜歡看冰山，怎么也看不夠，這些冰的高山，有頂峰也有塔樓，太陽照上去雪白晶亮，中心有藍光，我想天堂的墻一定是這樣的材料做的，只是沒這么冰冷。”

格蕾絲早就死了，悲催的難民故事仍天天在世界不同角落上演。“墻”這個詞，也不時在與難民有關的新聞里出現。可有誰見過，天堂的墻，真像少女格蕾絲想的那樣？

紐芬蘭曾是歐洲人沿海路到加拿大的必經之地。格蕾絲坐的那艘移民船沒在紐芬蘭停靠，而是繼續駛向魁北克，放下部分乘客后，進入海一般的安大略湖，難民們最終到了據說可以“免費得到土地”的多倫多。

以《英國病人》享譽國際的加拿大作家邁克爾·翁達杰，在他另一部作品《身著獅皮》里，描寫了一個1911年偷渡到加拿大的馬其頓移民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就是在紐芬蘭的圣約翰登陸。

去的時候是旅居者，回來時發了財——尼古拉斯家鄉的村莊里，流傳著關于去美洲的神話。“最初的旅行者是到西方去的領頭羊。”有個叫作丹尼爾?斯托亞諾夫的人誘惑了所有村民：他在北美一家肉類加工廠干活時因事故失去了一條胳膊，然后揣著優厚的賠償金返歸家鄉，“一只空蕩蕩的袖子像披巾一樣飄動著，身上帶著購買土地的現金。他娶了一位有兩只胳膊的妻子，安頓了下來。”

巴爾干半島爆發戰爭，村子被燒毀，25歲的尼古拉斯和三個朋友騎馬到了特里喀拉，然后沿著希臘雅典—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瑞士—法國勒阿弗爾的路線水陸兼程，發高燒躺在地下室時，他們就說那個“一條胳膊換一座農場”的故事來提神。

在一艘運載動物去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的法國舊船上，他們向意大利人學習如何在牲畜欄里喝血，以保持體力強壯。但還是有兩個朋友死在旅途。船在圣約翰靠岸時，“他們從死去的兩名同伴的袋子里拿走了所有自己需要的東西，朝加拿大走去。”

船太臟了，尼古拉斯和同伴身上長滿了虱子。那是11月底，他們脫光衣服，在室外水龍頭下洗凈全身，穿上衣服走進海關小屋。“尼古拉斯沒有護照，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說。他有十個拿破侖，他把這些錢拿給他們看，向他們解釋他不會依賴別人。他們讓他通過了……”

真想知道：如今的紐芬蘭居民里，還有多少格蕾絲同鄉的后代，尼古拉斯們的子孫？

飛向紐芬蘭的最后動力，來自閱讀英國作家簡-莫里斯的《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書中，有一篇專門寫圣約翰，劈頭就說：“紐芬蘭的圣約翰是我在加拿大最喜歡的地方——也是我在整個世界上最喜歡的地方之一，對我的口味而言，它也許是北美洲最令人愉快的城市。”

糅合記者的敏銳直覺和作家個性，又帶著音樂般抒情感，莫里斯文字鮮活，將圣約翰這個族裔混雜的漁港之城寫得讓人眼花繚亂、心向往之。

莫里斯當然也到了斯必爾角。她說，她享受地游蕩于圣約翰這座城市，卻始終意識到，這里的生命和歷史從來沒有輕松過。魅力之下藏著苦澀。圣約翰在不止一種意義上，是一個無遮無蔽、孤立隔絕的地方。

“一天下午，我驅車出城幾英里去到斯必爾角，讓自己短暫地成為北美大陸最東端的人，我站在冷風中思考，背后除了大洋別無他物，面前展開的是加拿大那極度廣闊的巖石、森林、大草原和山嶺，幾乎伸展到想象所能達到的盡頭。圣約翰是一切事物的邊緣，一切事物的盡頭和開始。一出市政廳，就能看到橫穿加拿大的公路的零英里標志牌。”

“加拿大從這里開始，或者在這里結束，取決于你往哪里走。”強風不止的海岬上，立著一塊幽默又哲理的牌子。

斯必爾角，圣約翰，紐芬蘭……盡頭或開始，就是它們永不消退的魅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