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興趣是經濟發展，這很好。你喜歡研究環境變化，也很好。你還對社會階級的形成感興趣，也很不錯。但是，研究中國是怎么回事？日本才是變化在發生的地方啊！”

說這話的人是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的妻子在法學院的教授。當時，是1985年，彭慕蘭正在耶魯大學攻讀中國史的博士學位。

這一席話也代表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美國社會對中國普遍的看法：中國的人口眾多不假，歷史悠久也是事實。但是，這個遙遠的東方國家，和經濟發展之間大概還是沒什么關系的。當時，閃耀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是中國的鄰國：日本。

“現在講起來，這番話就是笑話了。但是在1985年的那個時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的確是非常合理的建議。” 彭慕蘭在和記者回憶起這件事情時，自己也禁不住笑了出來。

如今，距離他第一次打開中國史的大門，已經過去了將近40年的時間。彭慕蘭也早已成長為一名杰出的歷史學家。他的第一本著作《從中心到邊緣：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與經濟》，獲得了1994年的費正清獎。此后，他在世紀之交出版的著作《大分流》中論證的，歐洲得以在18和19世紀快速拋離舊大陸上的中國和日本的條件，更是至今都還在引發學術界的討論。彭慕蘭也在2013年當選為了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他作為一個學者，一位歷史學家，已經獲得了學界以及社會的廣泛認可。

于此同時，他研究的對象，中國，在這40年間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的東亞之星日本早已光芒不在，中國成為了世界舞臺上冉冉升起的全新力量。當初是怎樣的因緣和機遇讓彭慕蘭選擇了研究中國？這些年來，中國研究在美國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與轉變？中國研究的未來又在何方？最近，筆者有幸在芝加哥專訪了彭慕蘭教授。下面，就讓我們一起走進這位學者的人生故事。

初探中國史：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彭慕蘭教授，本名Kenneth Pomeranz，說起他當初為什么會選擇研究中國史，這背后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彭慕蘭雖然在大學就讀期間就定下了以后研究歷史的道路，但是當時他的想法還是選擇歐洲史，特別是現代德國史。但是，他的父母都是二戰期間逃亡到美國的猶太人。他的外祖父在將女兒送出德國后，自己留了下來，不幸殞命集中營。因此，研究德國史總是讓彭慕蘭隱隱有一些擔憂。畢竟這段歷史和他本人的家庭背景聯系得有點太過緊密了。這時，他偶然在大四時聽了一門中國史的課，開始萌發了研究中國史的想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研究中國史為他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讓他可以以一個“局外人”的眼光來審視自己研究的領域。同時，他當時就已經萌發出了以后要進行區域間的比對研究的想法。這也就意味著，研究中國，總是要做的，而且晚做不如早做。

“我生來就會講英語，大學期間也學會了法語和德語，對歐洲史也有了不錯的了解。這也就意味著我在以后的學術生涯中，總是可以把歐洲史重新拾起來的。但是，如果我以后希望好好地做對比研究，肯定不能依靠英語的二手資料，那我就必須要自己去學漢語和日語。我要是在二十來歲的時候不去學習漢語、日語以及東亞歷史，那么等到我三十多歲，寫完了畢業論文，出版了一本著作之后，肯定更學不來。”

但是，要說研究中國在當年最吸引年輕的彭慕蘭的地方，還是中國在1980年代所蘊藏的無限潛力。他當時已經清楚地看見，中國代表的是一條不同于當時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發展將會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因此，他希望近距離地觀察中國的巨變，他希望在未來能夠就中國的變革發表一些自己的見解。當時美國國內學術圈對于中國的研究和了解還停留在工農革命的階段，關注點還是農民革命。雖然中國開啟了新時代，但是研究中國的學術領域還在過去踟躕著。

“身處1980年代的我們當然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但是，對于許多美國人來說，他們對越南戰爭，以及美國在戰爭期間接觸到的‘農民革命’這一概念還是記憶猶新的。所以，對于他們來說，了解什么是‘農民革命’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們也只是單純地想要理解‘農民革命’這種現象罷了。斷然不會有人覺得它會成為某種模板或是榜樣。事實上，我認為在那個時候，學術圈里沒人可以預料到，在接下來的25年里，‘農民革命’在我們對現代中國的理解中會被邊緣化。”

因此，在當時的美國，現代中國研究完全不是一門顯學。從另一個側面來說，這也意味著當時在美國進行與現代中國相關的研究，那是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相比之下，當時美國的現代歐洲史研究已經非常成熟。雖然還有發展的空間，但是畢竟沒有現代中國那種‘新邊疆’的感覺。他身邊研究歷史的師長們也充分地肯定了他的見解，對他的看法表示了認同。因此，盡管身邊的許多人都對他選擇研究中國表示了不解。彭慕蘭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研究現代中國的道路。在這片廣闊的天地里，他也的確做出了一番事業。

中國史四十載在美國的發展：中國研究進入學術主流

在采訪中，彭慕蘭用了“迷人”和“困惑”這兩個形容詞來描述自己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的感受。那時正是文章開頭提到的1985年，他帶著自己的妻子來到了中國，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他們造訪了濟南、北京、南京等中國的多個城市。中國“迷人”在哪，自然是很好理解的：當時的中國，剛剛打開國門，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充滿了對外界的好奇，以及對未來的向往。這種昂揚的精氣神，給年輕的彭慕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說起“困惑”，則更多的是出于外國人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不了解。

談到這里，彭慕蘭對記者說起了他在中國獲得的第一段友誼。他和妻子在濟南認識了一對年輕的夫婦。友誼的開始，在哪都一樣：大家約定相互到家中做客，有空的時候一同出去吃個飯，每次見面的時候，雙方還會互相交換一些小禮品。就這樣你來我往地發展了大概一個月之后，發生了一件讓彭慕蘭夫婦很是疑惑的事情。有一次，男方突然把彭慕蘭拉到了一旁，并向他表示，彭慕蘭夫婦此前送來的小禮物都好，但是他們現在需要買一臺彩色電視，最好是日本進口的，因此他們需要外匯，而彭慕蘭外國人的身份正好可以幫上忙。因此，這位男友人向彭慕蘭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作為外國人的他可以幫自己在黑市上兌換一些外匯。而與此同時，女方也正在和彭慕蘭的妻子進行類似的談話，并做出了類似的請求。當天晚上，回到家中后，彭慕蘭和妻子都感到非常的失望。

“從當時西方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需要通過關系就可以進入市場。在這樣的情況下，向朋友提出幫忙換錢的這個請求，就讓我們感覺對方是出于利益或者是某些物質需求才和我們進行接觸的，而不是單純地想要和我們交朋友。我們之后花了一些時間才了解到，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因為物資都是憑票供應的，人們很多時候只有通過找關系才能獲得某些商品。因此，拜托朋友幫忙，搞到一些物資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這并不代表別人就不重視這段友誼。”

當時的中國和西方社會之間的差別是如此的巨大，產生誤會是難免的。但是，隨著中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的飛速發展，不論是中國還是中國史，在美國都完成了“正常化”的歷程。彭慕蘭正是這一過程的親歷者。

如今，在美國的歷史研究圈子里，以及整個學術圈中，中國也已經成為了主流的一部分，那份“異域感”已經幾乎完全消失了。彭慕蘭表示，現在所有的美國大學里，只要有歷史系，不論規模大小，肯定會至少有一個研究中國的人。同時，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們在美國，也可以將自己的學術成果發表在圈子里最主要的期刊上。從各種意義上來說，現在，中國研究在美國已經成為了一門顯學。

但是，這并不代表，今天的美國學術圈在研究中國時，就不存在問題了。在彭慕蘭看來，今天，有一部分美國的學術界人士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無視了中國的特殊性。在這部分研究者看來，中國和世界上其他的國家沒有什么兩樣，中國是一個“后發的發展中國家”。這個術語本身就足以讓他們了解關于中國的一切了。

“這也是為什么，在某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中，你會發現一些抱著這樣的思想做的研究。看著這些研究，你都忍不住要提醒一下他們，不能隨便把他們在其他地方獲得的模型搬到中國來，然后就想當然地覺得這個模型在中國也肯定行得通。”

展望未來：中美應積極對話，攜手共建屬于中國的知識體系

說起未來中國史研究的發展，彭慕蘭有很多的期待。在他看來，雖然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中國史以及中國研究逐漸在美國學術圈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西方在進行與中國有關的討論時，使用的依舊還是自己的那一套觀念和術語。換句話說，實際上，西方的研究者們還沒有真正地將中國和西方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美國大學的歷史教授們，如果要教授世界史的課程，現在都意識到他們不能單純地把重點放在西方，中國肯定會至少占據一個課時的內容。但是，他們很少會認為，為了將中國納入到自己的系統中來，他們必須要重新思考自己的這套系統。

彭慕蘭舉了個例子：“研究者們很容易說出類似‘中國在帝制時期的士紳，并不太像歐洲的貴族或是資產階級這樣是一個社會階級’這樣的話。那么自然而然地，你的下一步就是要找出一個新的詞匯來替代‘階級’這個詞，好讓我們繼續進行有關社會階層劃分的討論。而我們在這方面，應該說還處在一個非常早期的階段。”

在彭慕蘭看來，為中國的研究開發出一套全新的詞匯，一個全新的體系，這是需要太平洋兩岸的中美兩國同行們在未來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而中美兩國之間學術界的交流一直是越來越緊密的，良好的學術交流勢必將為新體系的誕生提供土壤。

“如果你是一個今天在美國開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那么你和我們這一代人之間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你從第一天起，就在太平洋的另一邊有一群真正意義上的同行：他們閱讀的著作以及學術論文和你讀的差不多；雖然他們提出的問題可能跟你提出的問題不大一樣，但是他們也可以理解你提出的這些問題。30年前，中國的學者更有可能用一句‘這是中國特色’就把你給堵回去，不會和你進行有意義的探討。今天我們已經都意識到了，許多西方理論體系都不能完全契合中國的現實。那么我們現在要提出的問題就是，‘什么理論體系契合中國的現實呢？’找到這樣一個，契合中國的現實，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理論體系，是現在太平洋兩岸的許多學者們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們已經開始進行這個工作了，但是還只是開了個頭而已。”

結語

根據彭慕蘭教授自己的說法，他本來給自己起的漢語名字是“彭慕然”，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被打成了“彭慕蘭”，這樣一來二去，以訛傳訛，大家也就都叫他彭慕蘭了。蘭者，香草也。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墨客們就為蘭的兀自芬芳，遺世獨立而傾倒。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采而佩，于蘭何傷。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慕蘭”也不失為一個好名字，也恰似彭慕蘭教授的人生寫照。當他在四十年前下定決心研究中國史的時候，他選擇的恰是一條與蘭類似的道路：在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潛心研究，暗自芬芳。

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今時今日的中國研究，形勢已經大不相同了。正如教授在采訪中所說的，新時期的中國研究必須要跳出西方的條條框框，找到屬于自己的道路，找到屬于自己的體系。這一點，光憑借美國的學者，是做不到的。我國的研究者們，也要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合作和交流中共建新時代的中國研究體系，是現代中美學者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