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世瑜、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偉、溫春來在北京建投書局進行了一場沙龍，主題是“區域史的魅力”。三位教授聚談區域史，對于熟悉他們研究經歷的讀者來說，這樣的相聚大概也算不上難得，因為他們在一起跑田野、論問題的機會實在也不少，他們身上帶著一些共同的標簽，比如“華南學派”、“歷史人類學”“區域研究”……而這次沙龍舉辦的背景也與此有關——近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兩本新書，一是《區域史研究》（創刊號），二是劉志偉教授的書評序跋集《借題發揮》，兩本書都表達了他們多年從事 “區域史”研究的心得。

《區域史研究》是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主辦的一本新刊物，主編溫春來教授，期望新刊物能成為“華南研究”諸多學者長期行走田野，搜集民間文獻，進行區域研究的學術追求一代一代延展下去的一個陣地，未來必將呈現更多的區域史研究成果和這個領域的學者思考、學術資訊。至于《借題發揮》一書，劉教授在活動一開始就向讀者進行了說明：這本書中的文章都是與書有關的，有序跋，有書評，其中談及的不少書就是區域史研究著作，有的即使不是，但他讀人之書，發己之想，“借題發揮”出來的、表達的讀書治學之所得，都是在區域史研究中形成的。

作為學界廣為人知的、區域史研究領域中的領軍學者，在三位教授的眼中，區域史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區域史是什么？

在中國學界，區域史研究的傳統和實踐已走過大半個世紀，從廈門大學傅衣凌教授開始，這是廈大、中大等一批南方高校學者一直在堅持的研究方向，而且已經為學界所普遍接受和認同，也有很多學者受此啟發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實踐——雖然有的并不冠之以“區域史研究”，但看起來理路大致相同。從這個角度來說，區域史一定是有魅力的，否則怎么引得這么多學者的關注呢？但是，劉志偉教授并沒有以此作為這個問題的回答，轉而他提到，學界對區域史的認識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種看法以為：首先，區域是相對于國家而言的，與以國家作為尺度進行的研究不同，區域研究著眼于更小的地理或歷史單元，比如一省、一鄉村，甚至一座廟、一個小人物；其次，正因為區域研究在更小的尺度展開，所以更具體、更精致、更生動豐富，比大歷史的敘事看得更清楚——從后面提問環節來看，這似乎的確是一些讀者心中的“區域史”的模樣，但這是對的理解嗎？這真的是區域史研究所追求的旨趣所在嗎？似是而非。

劉志偉教授重申了一個問題——什么是“區域”？他說，區域確實是相對于國家而言的，但是區域不見得比國家小，比如亞太地區、地中海、環南海，這都是區域；當然它也可以是一個村子，甚至一個村子的某個角落。那么，在歷史研究中怎么理解和把握“區域”？劉教授認為，這要回到對史學的理解中。傳統歷史敘事以國家為主體，歷史就是國家紀事書，而新史學的出發點是人的歷史，從這個出發點，區域就是由人的活動、人的行為所形塑的空間。人有很多活動，因此就產生很多種不同的空間范圍，也有不同的邊界。這樣理解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再去糾結“什么是區域”的問題。也就是說，區域不等于地方化，區域史不是地方史。雖然在已有的研究實踐中，區域史研究的確能看到更精致、更生動豐富的歷史細微處，但這并不是區域史研究的真正追求。

區域是人的活動所形成的空間，那什么樣的邊界是合理的？劉教授認為，劃區域有兩個因素，一個直接因素就是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比如因山、水、地形等因素而來的西南山區、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等這類地域空間；但是，地理交通條件劃出來的空間是以人類的活動形成的，而人是活的，可以到處走，山、水等自然因素分隔的地理單元，由于人類的介入，而形成不同的聯系。當然其中的差別也比較大，有的人一輩子都在一個村莊，有的人——比如商人，則到處走。所以，從人類活動考慮，不同的主體的行為，可以劃出不同的區域，農民、商人、讀書人、官員，其活動的區域是不同的。因此，我們的研究對象不同，區域的意義自然跟著不同。而每一種主體，隨著我們關注其社會活動的差異，也會形成不同的區域范疇。以不同的角度去界定出來的多種區域范疇，又是相互疊加，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就成了一種層次豐富的、立體的區域體系。因此，區域研究的單元，就不是一個單層的平面化的區域，畫地為牢的地理單位。當研究者面對有不同人，不同活動，不同層次的區域的時候，就需要對你所研究的地理單元有更全面，更整體性的把握。所以，研究的區域無論規模大小，但對整體性研究的要求更高。從這個意義上說，與以國家為歷史單元進行的歷史敘事相比，區域研究不是小了，恰恰是大了——空間大、問題（意識）大，因此對研究者的視野、理論水平、資料收集的要求更高。所以，如果說因為區域研究的著眼處小，而因此覺得這樣研究容易上手，更容易取巧，恰恰是對區域史研究的一個誤解。

這三點之外，在讀者提問環節，教授們還回應了另一個問題——碎片化。

近些年，史學界關于研究碎片化的議論不少。但這么說的時候，似乎應該有一個前提性的思考和認識：什么是碎片化？那些被批評為“碎片化”的研究，究竟是它呈現出的什么特質讓人們有這樣的批評？問區域史如何避免“碎片化”，提問者沒有說出的前半句可能是這樣的——因為區域研究著眼地方，研究對象小，所以容易“碎片”。但回到劉教授的發言就知道，這不應該是他所說的區域研究的問題——“區域史研究，注重整體性，不會碎片化，越是小的歷史單元，對整體性的把握要求更高，其內部的整體性、外部聯系的整體性，都是研究者需要把握住的，都是對研究必須提出的基本要求。就研究的旨趣而言，一個村子的歷史整體性需要聯系到全球史的層次。作為歷史學者要透過這些研究對象去看到更廣、更整體的話題。”

趙教授更進一步地明確和申明了劉教授的看法。區域是相對于國家而言的，但區域與國家并不是對立的。過去大歷史的敘事，利用官方史書、檔案做研究，我們看不到基層社會的情況，看不到他們如何跟老百姓打交道，而走進田野，找資料，發掘民間文獻，利用地方資料，我們能更好地認識個人、人群，認識某個地方所經歷的歷史過程，由此更能理解國家尺度上林林總總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趙教授說，不用擔心研究區域的歷史就會碎片化，這是不可能的，哪怕在非常小的空間尺度上，歷史及其運行法則都是相互聯系的。而且，趙教授說：“歷史留給我們很多東西，那些史學工作者試圖去復原、重構的材料，都是真實發生的歷史中極小極小的部分，九牛一毛都不到，這些史料本身就是支離破碎的碎片，歷史學者的工作就是想辦法讓這些過去碎片的資料變得更完整，所以歷史研究無論在哪里都不能說碎片，史料要碎片得多。”

區域史是什么？在這場沙龍中，談到近半的內容其實是這個問題——別致的是，問題的回答是以“區域史不是什么”來展開的。區域史不是聚焦于小地方，不是拋開了國家的，它的問題意識恰恰就是落在大的歷史關懷上，而以“區域”、以“地方”呈現出來的，諸如村廟田野、碑刻文書，它們不只是代表“區域”或“地方”。用劉教授喜歡的說法講，區域是他們的實驗場。這一番表白的背后，讀者也能從教授的發言中明了“區域史的魅力”。

所謂“讀史明智”，區域史讓人所明的智，不只是搞清楚了一個地方，而是從一個新的角度、新的眼光去理解歷史，在這個研究實踐中怎么形成自己的看法——這個看法是與過去以國家為研究單元的歷史不一樣的收獲——“一個區域幫助我形成這個想法，這個很關鍵，我在《借題發揮》一書所收的文章表達的很多歷史認識，是只有通過區域史研究才能得到的。”劉教授說。

區域史怎么做？

區域史怎么做，一個首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確定一個區域，它的邊界在哪里。

劉教授說，怎么選擇一個區域，問題不在于你劃定了什么“區域”，而在于你要提出和回答什么問題，區域是跟著問題走的。“我們常常遇到，問題跟區域是匹配的，但是史料不足，受史料的制約，不可避免地需要逐步擴大研究空間——這是不是就和前面說的矛盾了呢？我的回答，你的研究肯定要有足夠的史料，所以，很多時候，你研究的區域會隨著史料的要求而擴大，但這樣一來，相應的是，你的研究所涵蓋的區域擴大，就需要把問題的層次也提升。例如，你把云貴川看成一個區域，你的問題必須是把西南三地當成是一個有意義的單元。區域規模調整了，理論方法也要調整。”劉教授說，“這就是說，區域研究的核心還是如何把握你要研究的歷史。”

溫春來教授進一步解釋了劉教授的觀點。他說，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問題確定區域，這個區域不是與國家相對的，它可以比國家大，可以比國家小，可以正好等于某個國家，可以是幾個國家之間相鄰的一片地域，也可以是無任何國家管理的一片地區。很多讀者之所以有區域研究是相對于國家的地方研究的印象，主要是因為看到了大多數的研究確實是在比國家小的地區內展開的，但不能把這個現實當作是區域研究的本意。接著，他分享了自己的研究體會。

溫教授說，自己的研究起意于讀書時候的一次學術會議，當時有學者提到“國家化”，即不同地區是什么時候進入到大一統的秩序中的——“后來不知道為什么，好像就沒學者這么提了，回過頭想，這個提法也有問題，忽略了區域的主體性，好像區域就是等著被‘化’似的，所以學者們后來不提，是有道理的。”——出于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溫教授決定做土司制度研究，“當時的想法是，改土歸流后，就‘國家化’了，這個想法當然是粗淺和簡單化的，不準確的。”但接觸了相關的既有研究和史料后，他就意識到，“如果是寫土司制度，是達不到區域史的要求的，因為土司只是一個籠統的標簽，標簽里面的社會各不相同，如果把土司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就只能考察王朝所規定的各種制度條文，看不見內部的東西以及實際的社會。”于是，區域進一步收縮，就到了他的家鄉——貴州西北部，“我回到家鄉做研究，不是因為我是貴州人，而是順著問題進去的，地域變窄了，但問題討論深入了。”溫教授說，西南地區在宋代就有很多地方性政權，彝族人建立的就有十多個，他選取了其中的兩個，考察在宋代還是獨立的地方性政權，從元至清中葉，是如何整合進大一統的秩序中的。由這個研究，就能明白大一統的秩序是如何在西南地區展開的，并能夠明白在此過程中非漢人群的主體性——看似地域小了，但其實境界大了，因為問題得到了有效的回答。

博士論文之后，溫教授思考的下一個問題是：既然博士論文探討的是傳統王朝國家內的問題，那進入到現代國家，這些人的歷史又發生了什么，從王朝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轉型中，他們是什么樣的？于是，溫教授再次回到西南，找到今天被稱為“彝族”的這個群體中的精英分子，“我們常說，中國歷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但在民國時期，在‘滿漢蒙回藏’的框架下，西南非漢人群不是漢族，也不是少數民族，由此而無法享受到一些應有的政治權利，于是他們就要求承認他們是一個民族。我的研究就關注他們是怎么爭取的，透過幾個人勾勒這一段歷史”。溫教授進一步分享說，他這本書關注的區域變得更大了，因為他考慮的問題是云南、四川、貴州、西康，這些不同省份的少數民族精英在民國是如何聯合起來建構民族身份的。問題更大了，區域自然也不是以前關注的那個區域了。

說明白這些問題之后，讀者因為“區域史”那些似是而非的印象、標簽而產生的疑惑也隨之明朗。這次沙龍的讀者提問環節中，還有另一個問題，頗有意思。有讀者提問：區域史是不是就是明清區域史？區域研究的范式是不是能用在更早階段的歷史研究中呢？

其實，這個問題也來自區域史研究現實歸納出的一個標簽，也是三位教授自身帶有標簽——他們都是明清史研究中的著名學者，都是結合民間文獻研究地方。或許可以說，三位學者與他們的研究是互為標簽的。那么，他們要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趙教授說，從研究理念上來講，區域史研究當然不局限于明清。只是從史料來說，使得前此的研究多限于明清時期。從做田野調查、搜集民間文獻的角度說，明代中期以前的資料要少很多，這是很正常的。但需要了解的一個事實是，不同的時代，資料情況不同。“在明代中葉以前，地方民間文獻保存的程度遠遠超過那些正史，即包括考古發掘的簡牘，很多的簡牘材料的性質都類似地方檔案——說的這些還不包含器物。”所以，趙教授說，關注人和人的生活，不應該把材料區別化對待，相反是希望融進更多的材料。“我們對早期的資料不應該有那么多學科分類上的限制。像中古史的研究過去已經大量在用碑刻、墓志材料，還關注到南北朝到隋唐的譜牒資料，所以，關鍵不是資料問題，是研究思路和問題意識的問題。”趙教授看來，同樣是用墓志材料，中古史學者用墓志做的問題和區域史學者用墓志討論的問題是不一樣的。這是區別所在，未來二者是不是有交流溝通，進一步推動彼此的研究則有待年輕人的開拓和實踐。

趙教授還提了一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用人類學田野的方法，重新梳理傳世文獻和這些文獻編纂者的思路，或許這是可以重新理解傳世文獻的一個路徑。“我原本是做華北研究，跟著劉教授他們跑南方的田野就有一個體會，我們去一個小廟，廟里有一個主神（國家祭祀的神），旁邊甚至是角落上還有一些小神，可能很不起眼，劉教授他們就說不僅要看這個正中間的神，旁邊角落里的神可能才更重要。看看當地的老太太如何拜神、燒香，才知道地方是怎么樣的。那么，文獻的情況也是這樣。”

劉教授則認為，中國史學有很好的區域概念，只是他們不是以“區域史”這樣的名頭示人。比如考古學文化就是一種區域概念，而且是以考古解釋歷史很成功的一個實踐。再者，古代史利用居延漢簡的研究，敦煌學研究，或是講關中、山東，都是區域。

正如似是而非的標簽無法代表“區域史”一樣，只看三位教授的研究，或聽聞中他們身上的那些標簽，也不能代表他們對歷史的全部思考。區域史的魅力，在區域之外。學者對區域史的關懷，更在區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