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跟大唐的長安城比起來，現代人遠沒有唐朝人吃得那么恣意，更缺乏了一種詩意。大唐的長安城與如今的北京、上海一樣，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聚集的國際化大都市。盡管當時人們所擁有的食材遠遠無法與現在相比（珍饈除外，畢竟吃了上千年，有些不是滅絕就是在滅絕的路上了），我們如今餐桌上司空見慣的果蔬大部分唐朝人聞所未聞，但他們卻用有限的食材創造出一個琳瑯滿目的美食世界，同時還演繹出別具一格的飲食文化。我們如今的網紅店、黑暗料理、升學宴，無一不是在唐朝就已經出現。“舌尖上的長安”離不開大唐帝國的富足，更離不開長安那些“吃貨們”對于飲食孜孜不倦的追求。

現在的年輕人對網紅店趨之若鶩，有時為了一杯奶茶恨不得要排上幾個小時隊。但其實早在唐代的長安城里已是網紅店云集，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數《清異錄》中記載的“張手美家”了，單從店名上就能感受到一股濃濃的文藝范兒。這家位于長安城皇宮正門外朱雀大街上的美食店，每逢節令就會推出當季的一種傳統美食，“遍京輻湊”，京城中的吃貨們紛至沓來。其中有一些是繼承了前朝舊有的招牌美食，比如人日（正月初七）的六一菜（七菜羹）、寒食節的冬凌粥，也有一些新創的菜品，比如上元節（正月十五）的油飯、端午節的如意圓（皮蛋）、伏日的綠荷包子、中秋節的玩月羹、重陽節的米錦糕、臘八節的萱草面（黃花菜面）。

在我們的唐朝兄弟姐妹看來，飲食并不只是為了口腹之欲，而是融入了一種別樣的生活情調。我們所熟知的大詩人白居易在擔任杭州刺史期間，就曾邀請自己的親朋好友來到自己家，吃了一道別樣的“黑暗料理”：他家有一大片池塘，上面可以泛舟，于是咱們的樂天居士便命人做了一百多個油布袋子，然后里邊裝好了酒菜，系在船上沉入水中。當船宴開始的時候，船在池塘上兜兜轉轉，每吃完一道菜，身邊的隨從就偷偷從水里把另一道菜取出端上來，賓客們未見廚子不知酒菜從何而來，一時間被弄得莫名其妙。在過端午節的時候，長安城還流行著一種游戲：人們將粉團（類似今天的麻團）、粽子放在盤子里，然后用袖珍版的特制小角弓去射擊，射中了便可以一品美味，這有點像現代的商家促銷：參加活動便可以贏取免費“霸王餐”。

如今的人們喜歡追求一種“儀式感”，但唐代的長安城恐怕是最有“儀式感”的城市了。每當金榜題名或官員升遷時，都要舉辦一場隆重的“燒尾宴”，取“神龍燒尾，直上青云之欹意”。《清異錄》中記載了韋巨源升任尚書左仆射（從二品，相當于副宰相）時宴請唐中宗的一次“燒尾宴”，冷盤熱炒、燒烤湯羹、甜品面點一應俱全。其中光是“奇異者”就多達58種，其中有些菜名極為巧妙，比如貴妃紅（加味紅酥）、雪嬰兒（治蛙豆莢貼）；甜雪（蜜爁太例面）和白龍臛（鱖魚羹）等等。除了高中的新科進士要舉辦“燒尾宴”，朝廷還要在長安城東南隅的曲江為他們舉辦一次盛大的宴會。因為時值櫻桃初熟的季節，宴會上會有一道最具特色的時令甜點——糖酪櫻桃，所以也便有了“櫻桃宴”的雅號。宴會當日，赴宴的人里有新科進士，還有他們的老師、主考官，他們每人拿著一小盅的糖酪櫻桃，一邊細品著甜點，一邊談笑風生，還有人帶著樂工和舞妓泛舟湖上，別提有多恣意了。

此后不久便迎來了唐代三大節日之一的上巳節，“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在這七天的“黃金周”小長假，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歡在曲江這片風光秀美之地舉辦大大小小的宴會活動。皇帝妃子們落座紫云樓，“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帝國的高級官員們則在近旁的亭臺設席，翰林學士們則被皇帝特允在彩舟上開懷暢飲、吟詩作賦，他們身旁還有無數的歌妓和舞姬前來助興。真正的盛世是可以全天下人共享的，普通的老百姓也不受絲毫限制，紛紛舉家攜手聚集在曲江的花木之中，一同享受著帝國的歌舞升平。大唐是一個空前開放的國度，《開元天寶遺事》中還記載了“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沖、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詣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唿，自謂之顛飲。”幾十個大小官員坐著牛車，帶著舞姬，來到曲江邊脫光了衣服，坐在草甸上，大呼小叫、開懷暢飲。這恐怕是今天的道德標準無法接受的，但當時的那些才子們卻很享受，還特別造了一個新詞“顛飲”來描述這個美好時光。

唐代的長安城是國際大都市，當時的長安吃貨們也對胡人帶來的“西餐”頗為鐘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餅。自唐高宗以來，小麥的大規模種植讓這一美食得以進入尋常百姓家。胡餅又分為普通版和豪華版，普通的胡餅有點類似于今天西北地方吃的馕，《唐語林》里則記載了豪華胡餅的做法：“起羊肉一斤，層布于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為‘古樓子’”。這張巨型胡餅里放了足足有一斤的羊肉，然后還加入了來自西域的珍貴香料黑椒豆豉，再涂上酥油往火上一烤，那撲鼻的香味實在讓人欲罷不能。不光是老百姓，就連那些習慣了“玉盤珍饈”的朝廷大員也抵擋不住誘惑。唐朝的公務員是很辛苦的，五點鐘就要上班，雖然沒有早高峰，四點鐘天還沒亮就得出門了。唐代宗時期有一個副宰相名叫劉晏，也就是《三字經》中“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的那位，有一天估計早晨沒顧上吃飯，一路上迷迷瞪瞪，忽然從路邊的胡餅店飄來了陣陣香味，就讓隨從買來，一個人偷偷在車上吃起來，吃得滿嘴都是，還樂呵呵地跟那些等待上朝的同僚夸道：“美不可言！”當然，不只是胡餅深受喜愛，大唐自己的糕點也是頗有特色，其中有一種餅叫畢羅，是一種帶餡的薄皮小點心，《酉陽雜俎》中記載了晚唐的時候有一個叫韓約的士人，“能作櫻桃鏵鑼，其色不變”，這恐怕是歷史上最早的“水果派”了。《嶺表錄異》中還記載了一種蟹黃畢羅，“珍美可尚”，也同樣是長安城的一大美食。

平日里，我們早已習慣了“海鮮拼盤”、“水果拼盤”，但是“拼盤”的創始人卻是晚唐的一位女尼姑梵正。她不僅廚藝高超，而且頗具藝術修為，在《清異錄》中記載了她獨具匠心的首創——“輞川圖小樣”風景拼盤，她“用炸、膾、脯、腌、醬、瓜、蔬、黃、赤雜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輞川圖小樣。”《輞川圖》是唐代著名詩人和畫家王維的作品，所描繪的是其晚年隱居之地“輞川別墅”，一共有包括白石灘、竹里館、鹿柴等20處風景。梵正就用當時的烹飪之法重現了這幅絕世之作，她也因這道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菜肴榮登中國歷史上十大名廚之列。時過千年，我們甚至根本無法想象這道美得讓人心動、卻不忍食用的“超級大拼盤”。

除此之外，我們后世習以為常的“食療”便是在唐代有了很大的發展，被后世尊為“藥王”的孫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第二十六卷就專門是食治專論，被后人稱之為《千金食治》。在這一章中，孫思邈談到飲食能排除身體內的邪氣，能安順臟腑，悅人神志，如果能用食物治療疾病，那就算得上是良醫。他還談到飲食要適量，而且要注意選擇對人體有益的食物，還列出了配餐搭配時的禁忌。這足以說明唐朝人已經在“吃貨”的路上走火入魔，需要注意飲食安全了。比如唐武宗時的宰相李德裕，他發明了一種李公羹，配料是珍玉、寶珠、雄黃、朱砂、海貝煎汁，且不說每杯羹要耗費三萬錢，一看到朱砂的字樣喝了不中毒就已經要燒高香了。

長安城的百姓之所以可以將飲食發展到如此登峰造極的地步，歸根結底源于大唐的富足，那時的長安已基本解決了溫飽，從而可以將飲食上升為一種口腹之欲之外的享受。其實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人，一個在唐朝史官筆下被追謚為“煬”的人——隋煬帝楊廣。“煬”字在古代《謚法》中的解釋是：“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眾曰煬，逆天虐民曰煬，好大殆政曰煬，薄情寡義曰煬，離德荒國曰煬”，如果作為一個君主被稱呼為“煬”，近乎十惡不赦的千古罪人。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傾舉國之力（強征天下15歲以上的男丁，一共近400萬人）以“中國速度”修建完成了連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的“大運河”，以一種無私奉獻精神一舉奠定了大唐長安、北宋汴梁數百年的繁華：唐朝的長安是擁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仰賴于從外地源源不斷的糧食供給，而大運河上的漕運就是長安“吃貨”們的生命線。安史之亂后，由于北方的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長安城愈發仰賴于江南的漕運。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爆發李希烈之亂，途徑汴河的漕運因而被阻斷長達四年之久，長安城里的君臣民眾苦不堪言，游走在餓死的邊緣，別說“玉盤珍饈”了，就算是個胡餅也都是人間美味。直到貞元二年（786年）叛亂平定，江南漕米又運到陜州時，德宗才如釋重負地對太子說：“吾父子得生矣。”于是，長安城的“吃貨”們又活蹦亂跳地重回餐桌，開開心心地又度過了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