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許同莘與《張文襄公全書》、《張文襄公年譜》

戴海斌

2019-08-08 10:13

來源：澎湃新聞

筆者按：因為研究的需要，《張之洞全集》是手邊常置的史料書之一，尤其“電稿”部分，大概翻的是最多的。電牘作為近代新興的一種公文類型，張集所收者，無論以絕對數量，還是史料價值來衡量，在同時代人文集中，恐怕也只有《李鴻章全集》可與并論。我個人有一個自以為是的想法，也是在課堂上經常與學生交流的話題，即我們利用史料時，需要對其文體有一定的敏感，而關心史料本身性質、源流、形成（包括收藏、傳播、編輯、出版等等）方面的問題，實際上與借助史料所欲解決的具體課題并不脫節。這層意思，在方家看來，或不足道，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領域，仍有其針對性。趁著近期整理許同莘輯《庚辛史料》的機會，想把以前積累的想法做一點清理，順便以“張之洞電稿”為例，雜談一些有關史料學的問題。這個工作，對張之洞文獻的編纂與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補充，更緊要的，或在于牽扯出一種意識，即我們可以用何種眼光來看待與利用“電稿”，而一旦有了這種意識，我想對于其他類型史料，也同樣是適用的。

因篇幅較長，分成三篇刊布。此為第二篇。

宣統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張之洞在北京白米斜街寓所病逝，隨后靈柩歸葬故里南皮縣雙廟村。與此同時，由張之洞故吏朋僚發議，整理遺著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據許同莘作于“庚申（1920）五月”的“編輯張文襄公全書敘例”，此事緣起如下：

宣統元年冬，文襄張公之喪既歸南皮，梁節庵先生及公之子君立京卿兄弟，謀輯遺文行世，設廣雅書局于地安門內。同莘曩者辱公知己之感，又習聞公居官治事之要，誼不敢辭。而閩縣王君司直（孝繩）受公知深，見聞尤真切，因相與商榷體例，質正于先生及師傅陳公弢庵。發篋中遺稿，可盈一室。時舊僚在局者猶四五人。

許同莘：《編輯〈張文襄公全書〉敘例》，庚申[1920]五月）

可知，編輯遺集事由張之洞之子張權（字君立）以及幕僚梁鼎芬（字節庵）率先主張，在地安門內擇地設立廣雅書局，聘請王孝繩（字司直）、許同莘等故吏，分工著手整理工作。張之洞生前至交、原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陳寶琛（號弢庵），時已開復，亦在都，曾就“體例”問題多予指導。復按《許寶蘅日記》，也記錄了發起編輯遺文、謀設“廣雅書局”的一幕，而且提供了更多細節，本年九月廿七日（11月9日）條記：

到油漆作，赴履初、司直、望屹之約，因議為張文襄刊集事，有梁節庵廉訪、陳叔伊、陳仁先、許溯伊五人，尚有曾剛甫、伍叔保二君未到，節庵議文襄電稿最多，擬分類刊刻，以事相從，又議定油漆作之宅，題名為廣雅書局，余意均不以為然。私家著稿體例最多，昔人刊刻奏疏公牘，皆以年月日為次序，至于時政始末自有國史，不能以臣子奏疏為斷，況文襄所經營之事業，如法越之戰、中日之戰、戊戌之變政、庚子之拳禍，皆非文襄一人所能為力，則文襄之奏疏，亦不能括盡當時事故，若欲以此歸美于文襄，亦殊非征實之義。至于廣雅書局四字亦不妥，為文襄刻集，究非與國家修書比，萬無因事標名之理，況此四字既與廣東官書局犯復，且近于市招，似不如名為張宅為妥，五時散。（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第1冊，中華書局2010年，第268頁）

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第1冊，中華書局，2010年

許寶蘅時充憲政編查館科員，以前年（1907）考取軍機章京時，為張之洞所賞識，且多與其幕府人員往還，對張之洞晚年事情所知頗深。按“油漆作”，即地安門大街路西油漆作胡同，近白米斜街張之洞故居。“履初”，董方剛（許寶蘅二姐之子）；“司直”，王孝繩；“望屹”，張曾疇。當天討論遺集事，還有梁鼎芬、陳衍（字叔伊）、陳曾壽（字仁先）、許同莘在場，曾習經（曾剛甫）、伍體萃（字叔葆[保]）約而未到。除擬設廣雅書局外，梁鼎芬特別提到張之洞遺文中“電稿最多”，并有分類刊刻的計劃，而許寶蘅對此二事“均不以為然”，態度有所保留。從此記錄看，關于“刊集事”的發起，主要由梁鼎芬出面，代表張之洞族人召集朋僚，可留意的是，最初與議人員中，王孝繩、陳衍、伍體萃均福建侯官人，與陳寶琛關系較密。

白米斜街的張之洞故居

廣雅書局設立后，許同莘所言“舊僚在局者”，不過四五人，而“未二年，諸共事者散之四方，書局亦撤”，時逢辛亥國變，最佳合作者王孝繩也“羈愁以卒”。在此情況下，有能力、有毅力主持完成此項工作的人，惟余許同莘一人。至1920年（民國九年，庚申），《張文襄公全書》稿成，他總結“編輯敘例”，自表心跡：

深懼（遺稿）放失，無以副公后嗣鄭重傳播之意，乃發憤自任。其散佚者，自樞垣史館、京曹省署，下逮私家記錄、坊刻叢殘，展轉借抄，時有所獲，于是十年有七月矣。以類厘次，為奏議五十卷、公牘二十八卷、電牘六十六卷、書札六卷、駢體文二卷、散體文二卷、雜著四卷、金石文四卷。慮世變之未已，而人事之不可測也，歸全稿于京卿，并質之賢人長德，非敢謂定本也。

同文又言： “奏議、公牘、函、電四種卷帙既多，錄副不易，京卿喬梓屬先以聚珍版印行。”據此可知，許同莘手訂之《張文襄公全書》，成奏議、公牘、電牘、書札、駢體文、散體文、雜著、金石文，共計八種，而至此時，全稿均交呈張之洞后裔，以為前度托付的交代。鑒于奏議、公牘、書札（函）、電牘四種體量過巨，不易多儲副本，為防散佚，故先行付梓，由鉛活字排版（聚珍版）印刷，是即 “張文襄公四稿”，含《張文襄公奏稿》（1918）、《張文襄公電稿》（1920）、《張文襄公牘稿》（1920）和《張文襄公函稿》（1920）。“四稿”付印之際，有吳縣張澤嘉、徐鼎、會稽徐乃謙分任校對，“相助之力為多”，張之洞弟子陳慶龢商榷義例，折衷取舍，“裨益尤巨”，以上各方扶助之力，許同莘均載入“敘例”，以為“念時事之變遷，感群賢之風義，斯役幸而就緒，實非始愿所及，并記于此，以見公忠誠感人，身歿之后，猶有人樂為盡力若是。而京卿兄弟委任不疑，終始如一，皆可敬也”。其后二年，《廣雅堂駢體文》（1921）、《廣雅堂散體文》（1921）、《廣雅堂雜著》（1922）三種相繼刊行，合稱《廣雅堂集》。以上總計7種，159卷，77冊，奠定了張之洞著述整理的基本體例，也是后來多個版本的《張文襄公全集》、《張之洞全集》的核心材料。民國學人金毓黻讀張集，便特別注意到許同莘所撰“敘例”，對其工作之精審、勤謹印象深刻，并嘉許他能恪盡職責、不負舊主：

閱《張文襄公全集》，敘例為許君溯伊所撰也。搜羅既備，撰次亦有法，文襄遺稿之存者，無不盡入編中。又能精于去取，條例秩然，此真難能而可貴也。往者，曾文正公卒后，得一王安定而遺集就理，而精氣遂不可磨滅。而溯伊之于文襄，亦然！文襄九原有知，為之瞑目矣。（《靜晤室日記》第4冊，第2904頁）

后世論者總結張之洞文獻的“整理歷程”，也認為許同莘“以十余年時間，廣泛收集資料、精心編輯、仔細校勘的成果，在繁雜混亂的大批存稿中，去粗取精，編輯成有體系的著述，奠定了張之洞全集的基礎，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不可沒”。（秦進才《張之洞全集的整理歷程》）

繼《張文襄公全書》之后，許同莘又有《張文襄公年譜》之作。據其自述，“此書草創于辛酉（1921）以前”，也就是說在《全書》編成印行以前，已著手修撰《年譜》。他又說：“既輯遺書而刊印之，遂及斯譜，自草創迄于寫定，歷十五年，為卷十，其體例斟酌于前人之作而加詳焉。”

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初稿卷一》，《河北月刊》，第1卷第3期，1933 年

1944年11月16日，與許同莘早有文字之交的金毓黻在重慶第一次與之晤面，日記記：

午前詣李子壩花紗布管制局訪許溯伊（同莘）……晤溯伊，留在其寓午餐。溯伊無錫人，長于文筆，兼究考證。早入張文襄幕府治公牘，民國后出關，佐張文襄之孫忠蓀（厚璟）于哈爾濱，與余數通函問于沈陽，且承其撰著見贈，實未得一面也。今日握手相見，如平生歡。……文襄遺集由溯伊手編付刊，近又為文襄撰年譜，其于文襄可謂極盡后死之責矣。（《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23頁）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沈書社1993年

金毓黻在會面之際，已見許撰張之洞年譜，稍后贈詩，故有“展讀文襄譜，老眼為之明”等句。今人所見許編《張文襄公年譜》版本，多為民國三十三年（1944）五月商務印書館重慶初版，以及三十五、三十六年（1946、1947）在上海的兩次重版。據筆者調查，尚有更早的民國二十八年（1939）武漢鉛印本（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第173—174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是版為十卷，有許同莘序、總目、張仁蠡后記，無凡例，內頁版心下鐫“舍利函齋印于漢上”字樣。張仁蠡，張之洞第十三子，畢業于北京大學，華北事變后投日，任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廳廳長，1939年4月出任偽武漢特別市政府市長，1943年轉任偽天津特別市市長，新中國建立后被判刑處死。

張仁蠡（1900—1951）

張仁蠡所作“后記”，透露年譜出版緣由：

許君溯伊曾佐先文襄公鄂幕，先公歿，均為編輯遺書，既竟，復纂年譜十卷，歷時十余載，凡五易其稿，而始寫定，嘗以手稿油印，投贈好友，未廣流傳。傳譜中于先公立身、教士、政事、文章諸大端，排比編次，詳贍有法，搜羅撰述，劇費苦心。惟四十六歲以前稍病疏略，是蓋與先公遺書之詳于撫晉以后者，同為簡編未備，故老凋零，舊聞軼事，綴拾難周也。君自序固嘗言之矣。仁蠡比歲每詣溯伊，必承其出手稿相示，殷勤道其所欲損益及待諮訪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竟夙志，其致力之勤，蓋如此。惜仁蠡于先公為季子，童稚之年即違色笑，而諸兄姊又多先后早世，于先公行事鮮所知聞，不能于其書有所獻替商量，寧非憾事？……今春南來鄂渚主武漢市政，固先公故治也。二三耆舊及先公門生故吏，爭相踵門，以先公舊事遺聞見詢，仁蠡懼未能盡道其詳，乃思藉年譜以代答問，用昭征信。……爰檢溯伊之稿略加校讎，亟付剞劂，以分餉是邦直賢人君子。

張仁蠡為1939武漢鉛印版《張文襄公年譜》所作“后記”

是記署“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張仁蠡時為汪偽武漢特別市政府市長，在武漢將許同莘此前“投贈好友”之油印本付梓。書前許氏自序，交代此編“自草創迄于寫定，凡五易其稿”，并述為其所“景慕”之張文襄公作譜，無論出于公義私誼，均屬責無旁貸：“考其身世、敘次其文章事業，以寄低回想往之思，雖未必合于古人，而論者有取焉。況親炙其人，得見其行事，而怵于著書之難，不及其時，薈萃考訂，以成一編，是便私圖負知己，而非公義所宜出也”。后出之商務版，文字、體例一仍前版，全書共十卷，以張之洞生平事業之段落為分卷準則，大字提綱，小字附注，其事不能純以年月區別者，則附入各卷之末。

許同莘自謂“此書網羅事實，兼備國史取材，所采自遺稿外，凡檔冊、邸鈔、官書、方志及同時諸公奏議、詩文、日記之屬，觀覽所及，咸有采摭，其得之口述者，必確鑿可信，然后著之”。（《張文襄公年譜·凡例》）當時書評家推介其書，評價不俗：“讀其序例，知寢饋于斯者十五年之久矣。搜羅之富，去取之嚴，編纂之審，可以晚清史視之”；又贊賞作者不負舊主、始終其事的專注精神：“編者之辛苦可見矣。嗚呼！年譜之纂，有益于人，無利于己，非忠心敬仰者，誰為操觚。非文襄何足當許氏之椽筆哉”、“若許君者，可謂文襄之身后知己”。（任樓：《新書介紹：張文襄公年譜》，《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第1號，1947 年）胡鈞重編同名年譜，以及后世陸續新出的若干種張之洞年譜，固然可自標榜后出專精，但究其實質，仍多有取材于是書者，且“不免有掠美之嫌”。

當世著述姑不論，只就胡鈞版年譜言之。該書于民國二十八年（1939）十二月由北平天華印書館刊行，約與武漢版許編張譜同時問世。據張仁蠡為許譜所作“后記”：“去年胡鈞千之在舊京亦嘗發憤為先公編年譜，而于許君之書初未寓目，經仁蠡出是編，供其為考訂抉擇之助。近已觀成，頗聞其書多所增廣，因待梓，未得卒讀。”則胡鈞從張仁蠡處得見許稿，取為藍本，加以改訂，且在一年后即成重編本六卷，公開刊行，而流傳尚較許譜為廣。胡譜“凡例”表示“不敢沒許君之勞，故名重編”，但一則言，改許稿十卷為六卷系“以救其失”，再則言“茲編成稿距許君輯譜已二十余年，其間耳目所及佚文遺事足錄者，補輯之”（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影印本，第3頁），對許稿似大有改進，實則未然。許同莘本出版后，有人細校兩書異同，即指出：

蓋（胡鈞）于同莘之稿不無微詞，而吳廷燮之后序，則直稱同門胡千之先生病舊稿未盡善，重為編定之語。在未見許譜之時，必以胡譜為盡善盡美矣。乃勝利以還，許譜亦再版滬上，不脛而走。校讀之下，知許譜之善，遠勝胡氏，非可以道里計也。胡氏既乏新增之材，而字句亦少改動。光緒六年，王大臣續上會議折，附注陳弢庵語，胡氏全用許氏原文，彼按亦按，非有所見。許云按抱冰堂弟子記，言疏論俄約事，凡數十上，考軍機處月折，公折片言俄事者凡十九件，本集已備錄之。胡氏僅改本集一句為許同莘編輯遺書已備錄其文云云，不免有掠美之嫌。

同文所作批評，對今日編譜之業亦不乏啟示意義：

編纂年譜之業，非倉卒可辦之事，初必對于譜主一生行事，師友往還，熟悉如數家珍；然后搜羅遺聞佚事，立辨時日，分別入譜。從事編纂之人，往往以所得之材料為不足，日盼增益，冀其無遺，與所謂重編之人，心理不同。一則不事耕耘，遽有收獲，一揮稿就，指日書成，其著作之捷徑也歟？（任樓《新書介紹：張文襄公年譜》）

任樓：《新書介紹：張文襄公年譜》，《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第1號，1947 年

那么，許編《張文襄公全書》與《張文襄公年譜》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許同萊曾經“為兄參預編書之事”，親睹兩種著作成書的經過情形，對許同莘從事“文襄文字之役”的甘苦“知之最審”。他在《年譜》出版后言道：

予兄溯伊，早歲即入南皮張文襄幕府。……自文襄逝世，訖于其后十五六年，則搜集文襄遺稿，編次奏議、函電、公牘、文集、雜著之屬，用力最勤。又其后則撰為年譜，以結編書之局，歷十年而始成。書成后，隨時增損改定，以訖今日，為之付梓，計前后盡力于文襄文字之役者，凡三十余年。自來幕僚之對于府主，其用力之艱，歷時之久，鮮有能及此者。（許同萊《張文襄年譜編纂始末》）

許同萊：《張文襄年譜編纂始末》，《東方雜志》第40卷第7號，1944年

眾所周知，張之洞任清廷大吏凡四十余年，輾轉北京、山西、廣東、江南、湖北多地，“前席陳言，封章論事，樞機慎密，不得備聞，而遺草滿籯，猶數百冊”，身后留存文稿不僅龐雜，各類型文檔的保存狀況也千差萬別。張曾疇曾言，“自癸巳（1893）以后，奏稿批牘，函稿雜文，均檢點齊全，分訂成冊，毫無遺漏，前則口取手撿，尤為整齊精密”。（張曾疇《張文襄公辭世日記》）此處主要就奏議、公牘而言，至于書札、電稿，情況則大不一樣。許同莘自言初編張集時，“發篋中遺稿，可盈一室”，欲一一厘定年月、分類整理，殊非易事。許同萊記錄下當時的工作場景：

文襄遺稿，合手跡及幕僚所擬，以及各處來電，凡數十箱。余兄編輯全集之時，寓居北京東城之什方院，以東廂房三楹專儲稿本。室中以木板為長幾，逐次發篋，陳列幾上，先排比月日，必使一無舛錯，月日既已不誤，則稿之重復與否，一覽而知，乃去其重復者，又去其照例之件，不應采輯而毫無疑義者，于是精華畢露。稿本之中，有原本，有鈔本。原本不可毀損，其尚未抄錄副本者，則雇書手給資抄寫，前后歷兩三年，所寫不下數十萬字，隨寫隨校，則發見其中遺漏之處不可勝數，尤以函電為甚。蓋奏折經當時幕府中人命書吏謄出一分，隨手編次，所缺尚少；電報則當時視為秘密之件，多不發抄；書函則文襄手書者，并不留稿。若文襄早歲官京朝督學政時，則所上奏折，所發文牘，直無一件存留。而此等文字，在全集中不能一字不載，于是采訪之勞，視排比已有之稿為尤難矣。

由此不僅可知許同莘整理張之洞存稿的地點、工作方式，還可以歸納幾個基本的整理原則：

（1）按照形成時間先后，排比文件，去除重復和無意義的“照例之件”。

（2）凡有原稿，而無錄副者，皆雇人抄寫，其中尤以“電報”、“書函”兩類數量最多。關于電報的情況，詳見后述，即“所缺尤多”的書札而言，就有寶熙、吳士鑒、許寶蘅、閻迺竹（閻敬銘子）、張志潛（張佩綸子）等人“先后錄副見示”。此處涉及問題很多，例如近刊《張佩綸家藏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有一個“奇怪的問題”，便是信札中獨獨少見與張之洞之間的往來書信，衡諸常理，絕不至此，而許同莘當初編譜之際，反而從豐潤張家輯錄若干張之洞來函，為“南皮集外書札”，以廣流布。（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

（3）有事可考，但無奏折、文牘保存者，必盡力采訪，以求完整。張之洞向長于奏議，撰作頗夥，然“京朝奏議，向無存稿”，也就是說早年京官時期成了一塊例外的空白，許同莘針對“遺篋無存稿者，就史館月折、總署檔案、邸鈔官報，檢抄增補……其數銜會奏，而確知非公主稿者，雖結銜在前，仍不編入，意在征實”。（許同莘《〈張文襄公奏稿〉例言》）至于其他階段，尚有若干先期歸檔、可資依賴的底本，如“督粵時，奏議公牘，原本為趙竹君大令（鳳昌）所編；督楚者，則望圮先生（張曾疇）所編為多，其后開局京師，先生在湖廣幕府續有抄補”，許同莘的工作是在此基礎上繼續訪查，盡力增補。以公牘為例，機要文牘原鈔本尚多遺漏，“始開局時，從山西撫署補鈔，衡甫中丞（丁寶銓）委四員主其事，……太守張望屹先生（張曾疇）居幕府最久，督楚公牘，皆所手訂，其后復為補錄。督江公牘，舊鈔只十余通，樊山方伯（樊增祥）任寧藩時，同莘托向督署檢鈔。”（許同莘《編輯〈張文襄公全書〉敘例》、《〈張文襄公公牘稿〉例言》）

秋岳（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中央時事周報》第5卷第1期，1936年

許同萊也記錄了乃兄在京中多年奔走，多方訪史的努力情景：“北都為文獻淵藪，內閣大庫、軍機處檔案具存，中外交涉之案，則外交部所藏之總理衙門、外務部檔冊具存。若當時發抄之奏折，世稱邸鈔者，則有《諭折匯存》《閣鈔匯編》之屬，琉璃廠書肆，往往可見。余兄于檔案則親往檢查，屬人抄寫，或托管理之人代為檢查。其散在書肆者，每以星期日乘小車赴各處物色，薄暮歸來，則懷挾累累，家人非笑之，全不介意，如是者六七年。常于無意中得極可寶貴之資料，所收書籍，亦以是時為多，固一生樂事也。”

據許同莘自己回憶，“同莘生晚，從文襄之日少，文襄既歿，輯遺書，始得遍觀所為文字”，此與前引“發篋而盡讀之”一語意同；又說“不見于文字者，惟當日與文襄上下議論及朝夕于左右者知之”，則現有文字以外的“采訪”，除了從“樞垣史館、京曹省署”各處借閱謄錄，在“私家記錄、坊刻叢殘”中搜查線索，還包括向“并時人物”直接叩問請教，主要對象有張之洞族裔及朋僚故吏如陳寶琛、梁鼎芬、趙鳳昌、汪鳳瀛、樊增祥等人。末一種途徑最體現許同莘作為編者的特長，他的人際關系網絡對于《全集》、《年譜》的編纂大致有兩方面意義：一是為體例商榷、材料去取、文字審訂，提供內行人的意見。許同萊即言：“編書之事，初患資料之少，繼患資料之多，多則去取之間，折衷至當，良非易事。余兄于此，極費苦心，編成以后，送老輩閱看，叩其意見如何，所就正者非一人，亦非一事，即此一端，可見其非貿然從事也。”二是有助于史料的擴充，尤其是《年譜》內容，多有“得之口述者”。許同莘交代說：“（年譜）以蒐採綦難，屢作屢輟。及脫稿，則公夙昔交游與夫門生故吏，已多物化，猶幸弢庵陳公（陳寶琛）、竹君趙先生（趙鳳昌）皆享有大年，得以就正。陳公并審定義例，閱定前三卷文字。趙先生多所指示而不欲著姓名。其詩文紀事，則得之云門樊先生（樊增祥）為多。早歲及晚年事實，則得之公子仁侃、公孫厚琬、從子樞、族孫宗芳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