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瀛”一詞，如今普遍被用作對日本的代稱。不過，在晚清以前，“東瀛”的原意一直并非如此，甚至還曾用來指代崇明島和臺灣島，直到近代中日交流興起，才變成現在人們所理解的含義。在這背后，不僅是中國人對海外地理認知的變遷，還有文化心理上的轉變。

“東瀛”的本意是指東海，在古典詩文中不時可見，但又不僅是現在所說的有明確邊界的“東海”之意，還隱含著兩層意味：一是因中國東瀕于海，“東瀛”意味著東邊無邊無際的海洋；二是這一“瀛海”是因傳說中的海上仙山瀛洲得名，帶有神話色彩。在傳統的宇宙模式中，這其實是環繞中土的大洋，故《清文獻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序：“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正因此，晚清時徐繼畬論述世界地理的名著書名為《瀛寰志略》，因為這一宇宙模式中，“瀛海”環繞大地，故“瀛寰”即世界。之所以不稱“大洋”，是因為早先還沒有這樣的說法：“在唐以前整個海洋都被稱為‘海’，如‘大瀛海’、‘漲海’等名，當時尚未以‘洋’來指遠離陸地的深水區。一直到宋代，才出現‘海’、‘洋’并逐漸以‘洋’代‘海’的情況。”（辛元歐《上海沙船》）

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就已逐漸形成了海上蓬萊、瀛洲、方丈三神山的神話，發展到東漢以后，結合道教他界觀、緯書地理說，以及原本的樂園神話，形成一種新的仙境模式；到魏晉時期則進一步增衍出“形如壺器”的圣島想象。受實證主義影響的現代學者，認為這些神話中的島嶼均有其現實原型，但其說法不一：江聞杰結合古漢語和古埃及語、古希臘地名，認為三神山中，蓬萊與吉薩大金字塔（Pyramid）極其吻合，方丈極有可能是古埃及的法羅斯（Pharos）燈塔，瀛洲則是埃及的神圣之城因努洲（Innu）；連橫《臺灣通史》主張“澎湖則古之方壺，而臺灣為岱員，于音實似”；而周運中則考證海外五大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員嶠、岱輿，實即今加里曼丹、澎湖、臺灣、屋久、九州，從南到北排列，譯名兼顧音意。但王颋《圣王肇業》一書中，則根據《漢書》卷二五《郊祀志》中關于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禽獸盡白”等特征推斷，這些海外仙島其實只是冰山：“北極的禽、獸：如北極狐、北極熊等毛色皆白；就是毛色本雜者，如雷鳥、旅鼠等，逮秋以后，也都得換上銀裝。冰山在海上邊浮邊融，初見時或‘望之如云’，及至眼前，或因消解與海水平齊，‘反居水下’。由于冰山不停的移動，加上春初的風潮，船只靠近當然不易，‘臨之，風則引去’。冰上世界，在太陽光的照耀下，瓊樓玉宇，令人聯想萬端。”

這種想象或許原有所本，但在長久的文化演變中已增添了太多豐富的意涵，使得純粹實證式的考證無甚意義。BBC紀錄片《文明》第三集“畫卷天堂”在談到波斯地毯藝術時說：“地毯并不是精確表現自然世界的照片，它象征了自然界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們也可以認為，它不能被看作是一張關于天堂或者來世或者關于另一個世界的地圖，而是我們認為的天堂中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那么，這道理對中國的“海外仙山”想象也一樣。

張經緯認為，這些天堂般的海外神仙世界“十洲三島”，其實就是祖先之靈生活的地方，是東夷觀念中人們死后要去往的彼岸永恒世界，但在秦漢以后，卻變成無數生者向往的仙境，并且被人具體地描繪出來，“從這座海上神山開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被基本定型，以后包括繪畫、雕塑、園林，甚至地毯編織在內所有的平面和造型藝術，全都是從這里演變出來的”。的確，在東南亞馬來等族的葬禮神話中，“逝者之船”會帶著死者的靈魂返回“最初的家鄉”，那是一個神話之地，而一片被視為死亡水域的海洋將之與人們現在居住的大地分開。在這樣的儀式中，“歷史”被不斷轉化為神話，但秦漢以后的中國文化中則出現了逆轉：現在神話被不斷轉化為“歷史”。

因為，人們在向往仙境之余，很自然的反應就是在現實中再現這一仙境。高莉芬在《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圣敘事》中指出，這一海外三神山的仙鄉模型逐漸成為中國園林中構建人間仙境的典范藍圖，乃至成為中國園林景觀的基本設計建構圖；所謂“一池環三山”的景觀模式，甚至向外傳播到日本、朝鮮半島，成為東方園林的典型庭院特征。這里的“一池”是太液池，象征環繞大地的海洋，而“三山”即蓬萊、瀛洲、方丈三神山；從漢武帝的建章宮開始，到隋煬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岳、乾隆的頤和園，歷代帝王的宮廷園林多包含這一基本形態，南京玄武湖中的四島，雖然現在已難看出痕跡，但最初其實也是南朝帝王模仿三神山堆出的三個小島；私家園林中鑿池堆島象征仙山，如蘇州拙政園、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壺狀明白象征壺形仙島，故名“小瀛洲”），全都采用了這一模式，它其實就是中國人心目中關于海外仙島的一個宇宙微縮模型。

由于這樣一個仙境首先為帝王所享，故而其含義又出現了引申。唐太宗在長安設文學館，當時入選者被稱為“登瀛洲”，自此“登瀛”寓意士人身登榮寵，到科舉時代又有了新科進士及第授官之意——這種將科舉及第與升仙隱喻的話語，可能在唐代即已出現，所謂“來年遂鵬化，一舉上瀛洲”。明清時代各地都出現了諸多祈愿科舉高升的“登瀛”地名，如鹽城八景之一的登瀛橋、江西婺源舊有登瀛坊、四川筠連縣有登瀛塔，北京以往很多舊飯莊（尤其是魯菜館），多冠以“登瀛樓”之名，以招徠士人。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不同文化中都有一種基本沖動，即在人間再現神圣空間；而中國文明的特殊之處在于，這種神圣空間并不完全是宗教性的，它在皇家園林中被賦予政治性的意味，并且還普遍滲透到民間，投射到現實的地理空間里，轉化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

這樣的地理投射，有時是在水濱，如太湖中有三山島；南京西南長江南岸舊也有三山，晉太康年間王濬伐吳，自牛渚順流而下，抵三山，即此地。南朝定都建康，此處是形勝之地，南齊時詩人謝朓有《晩登三山望京邑》，唐李白的名篇《登金陵鳳凰臺》中一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即是此地。在杭州，西湖除了三潭印月象征“一池三山”之外，還有“西湖三山”，即孤山、丁家山（小孤山）、夕照山（雷峰）。白居易詠孤山如見仙島：“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孤山也因此舊稱蓬萊島、瀛嶼（據康熙《錢塘縣志》），明末張岱《西湖夢尋》記述的孤山則是“亭觀繡峙兩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用《漢書》卷二五《郊祀志》記述海外求仙的典故：“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清人孫嘉淦《南游記》筆下孤山的清帝行宮也運用同樣的隱喻：“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蹤也。”在這里，“三山”與“蓬萊”或“瀛洲”當然密切相連，甚至是同義詞，如唐雍裕之詩《曲江池上》：“何必三山待鸞鶴，年年此地是瀛洲。”

除了水濱之外，“三山”更多的則是在各地城市中，其格局中有“三山”被視為關乎當地風水氣運。潮州有“三山國王信仰”，祭祀揭陽縣明山、巾山、獨山，雖然其起源未明，但“三山”發展為民間信仰，并非無由。北京有著名的“京西三山五園”，此三山通常指香山、萬壽山、玉泉山；武漢的三山（龜山、蛇山、洪山）扼守江漢，鎮江也有“京口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濟南有“三山不見”，雖然哪三座山諸說不一，甚至有人認為這是指老濟南城中有三座山，雖在卻看不見——這個看似奇怪的說法，只有結合三神山的傳說才能理解。不過，最有名的“三山”還是在福州，據說是因福州城中西有閩山、東有九仙山、北有越王山，自宋代起“三山”遂成福州別稱。雖然這些山的名稱表面上看與仙島無關，但這么多城市中不約而同出現“三山”，這決非偶然，只能解釋為世人心理上神仙世界在現實地理中的投射。

不僅如此，人們還把這些海外仙島的名字對應到地理空間中。這其實也很好理解，就像“香格里拉”（Shangri-la）一名原是美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在《失落的地平線》中描述的一個世外桃源，小說中根本不曾提到它的具體地理位置，這就像“香巴拉”一樣只是個虛構的文化象征；但當這個形象廣為人們所向外之后，“香格里拉”不僅成為一個連鎖酒店的名字（一如古代園林使用“小瀛洲”、“蓬萊勝境”之名），還引發爭訟，很多地方爭相宣稱自己這里才是最符合小說中描繪的世外桃源。1997年，云南省政府正式宣布：傳說中的香格里拉就在迪慶州；2001年，迪慶州的中甸縣正式更名“香格里拉縣”。

池泉

古人在尋找海外仙島時的心態也大體如此，許多地方因與三神山沾染某種聯系而被命名或更名。今山東蓬萊縣，就是因漢元光二年（前133）漢武帝東巡，“于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筑城以為名”。唐開元二十六年（738），江南東道采訪使齊澣奏請，析越州鄮縣地置四縣，其中翁山縣（今定海）下設富都、安期、蓬萊三鄉，而其中后兩個地名均與海外神仙有關——“安期”是以傳說中長生千歲的安期生而得名。現舟山下轄的岱山縣，唐至清末便為蓬萊鄉地，而“岱山”（岱嶼）之名原本也是源出仙島。舟山自古也別稱“瀛洲”，城中至今有東瀛路、東瀛賓館。

在這樣的文化心理下，不僅園林中有模擬仙境的“小瀛洲”，自比為“瀛洲”的也所在多有。今福建寧德便有“古瀛洲”（俗稱莒洲，為河中小島）；福州臺江有瀛洲社區、瀛洲街道、瀛洲河，倉山則有“登瀛勝境”；安徽績溪縣也有瀛洲鄉；但更常被指稱為瀛洲的，除了舟山之外，則是崇明島。明太祖朱元璋便曾為崇明題字“東海瀛洲”，此事寫入縣志，為當地所自豪，至今也有瀛洲公園、瀛洲賓館等地名遺留，摘錄當地歷代詩人的一部詩集，索性便名為《清瀛洲詩鈔選注》。

在現在看來或許不可思議的是，清末之前但凡提到“東瀛”，都不是指日本，而是指這些濱海之地。明初崇明籍詩人秦約提到“東瀛”時，其實是指崇明島；清代崇明詩人楊家駒（雍正十二年秀才）《木棉歌》中一句“東瀛蕞爾種偏多，七分棉花三分谷”，則更明確是以“東瀛”指本鄉。清初，據守臺灣的鄭經曾在答福建總督書中稱“本島風帆所指，南極高遼，北止東瀛”，此處所說的“東瀛”還沒有明確指向，猶言“大洋”；但到乾隆年間，臺灣已不時被稱為“瀛壖”，晚清王韜論臺灣的著作仍名《瀛壖雜志》。同治十二年（1873）刊印的一部丁紹儀所著臺灣記述，書名就叫《東瀛識略》，可見直到此時，“東瀛”都還可用以作為臺灣的美稱。

事實上，現在文獻中可查到的“東瀛”，最早竟是朝鮮半島上新羅王國的代稱，出自晚唐陸龜蒙詩《和襲美為新羅弘惠上人撰靈鷲山周禪師碑送歸》：“一函迢遞過東瀛，只為先生處乞銘。”在當時，這類美稱并無專指，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朝鮮原本也多被喻為海外仙山，甚或以此自比。入唐的朝鮮詩人崔致遠的友人顧云有贈別詩《送崔致遠西游將還》，這是中韓關系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首詩，第一句就是：“我聞海上三金鰲，金鰲頭戴山高高。”暗示朝鮮是三神山。李仁老《破閑集》卷中，記載昌華公李子淵游歷中原，到鎮江之甘露寺，歸國后與人說：“況我東國，去蓬萊山不遠，山川清秀，甲于中朝萬萬。”直到清代中葉，乾隆帝仍以“東瀛”指稱朝鮮，他在“賞集東瀛西大蒙”一句之下，自注是指朝鮮及漠西外藩。

和朝鮮一樣，日本自古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甚至日本古代的藤原京，也由“大和三山”（香具山、耳成山、畝傍山）環繞而成，這顯然是受中國式三神山觀念的影響。類似中國園林“一池三山”格局的池泉、中島、龜島、鶴島也是日本園林的核心要素，同樣旨在模擬傳說中的蓬萊仙島。有意思的是，日本本身就是中國人最經常投射“仙島”的地理空間，據張俊哲歸納，日本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名稱多達24種，其中多包括蓬萊、瀛洲、蓬瀛、三島、扶桑、祖洲這類海外仙島的隱喻；日本學者巖橋小彌太《日本的國號》一書則列舉出日本27種稱號（其中“扶桑”、“倭國”等7種屬于“和漢通稱”），但其中卻沒有“三山”、“東瀛”這類帶有強烈中國文化氣息的稱號。除了“扶桑”一詞之外，中國歷代對日本的雅稱也大多已被人所淡忘，現在最流行的代稱倒是近代興起的“東瀛”。實際上，中國詩文中雖然早就用“扶桑”來指代日本，但也不盡然，如宋人呂勝己《促拍滿路花》詞：“凌仙仙子，邂逅水云鄉。更約南枝友，游遍江南，共歸三島扶桑。”這里無論是“三島”還是“扶桑”，都是指其本義（“海外仙島”），而不是指日本。

巖橋小彌太《日本的國號》內文

晚清時，精通典籍的文人偶爾還會用“瀛洲”借指日本，如章炳麟《獄中贈鄒容》詩：“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魯迅《集外集·〈題三義塔〉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但或許是為與日語中的“東洋”對應，隨著中日交流的頻繁，人們越來越多使用“東瀛”來指代日本。1869年起來滬的日本高級妓女，當時就被稱為“東瀛名校書”。清光緒八年（1882），岸田國華專程攜帶日本各家漢詩集來華，約請著名學者俞樾編選日本漢詩，次年六月，俞氏編成《東瀛詩選》四十卷刊印，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編選日本漢詩；又過一年，1884年，日本人岡千仞在上海發現，中國人漸漸關注東亞大勢，《東瀛詩撰》（即《東瀛詩選》）、《朝鮮志略》、《安南國志》等書大賣。《辭源》“東瀛”條提到指代日本的最早一例，即是俞樾此書。

從1880年初起的三十年，可能是關鍵節點，正是在此期間，“東瀛”開始頻繁地用來指代日本。光緒十一年（1885），署名“四明浮槎客”者刊行《東洋神戶日本竹枝詞》，此人生平不詳，據周作人推測很可能是旅日商人，書前有婁東外史作序：“如生長中原未步東瀛者，購讀一過，不啻身入蓬萊。”這里雖然仍借用了傳統的“蓬萊”說辭，但已明確用“東瀛”指代日本。此后東渡日本者遂習以為常，曾任四川提督的丁鴻臣，1899年赴日考察軍事，歸而撰成《四川派赴東瀛游歷閱操日記》一書；1903年方守敦詩《東瀛歸來聞近事，書憤一律》；又如秋瑾1907年《〈中國女報〉發刊辭》中說：“自茲以后，行見東瀛留學界，蒸蒸日盛矣。”這里均以“東瀛”指日本。

當時深受中國文化熏習的日本知識分子，仍會用諸如“蓬壺”這樣的隱喻來指代日本。1881-1884年和1887-1889年間，黎庶昌兩次出任中國駐日本公使，其隨員、參贊官陳明遠在回國之際，曾得日本史學家、詩人重野安繹贈別詩，其中“云帆夕日渺蓬壺”之語，即以“蓬壺”稱日本。黎庶昌的另一隨員黃超曾，世居崇明，出洋歸來后著《東瀛游草》六卷。在日本，他所結識的日本漢詩人森槐南（1863-1911）為其詩集題寫一闋《國香慢》詞，其中有一句“草綠瀛洲”，夏承燾注稱“此借指日本”，但從主賓之禮和全詞意義來看，其實森槐南恐怕是以“瀛洲”指崇明島，他就算不知崇明的這一雅稱，必定也會從黃超曾處得知。這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話：兩地都曾被稱為“瀛洲”和“東瀛”，但在此之后，“東瀛”漸漸成為日本的專指，黃超曾的《東瀛游草》顯然因日本得名。到宣統元年（1909），另一位崇明籍女詩人施淑儀刊印其詩集《湘痕吟草》，其中提到“游學東瀛”的弟弟，此“東瀛”當然也是指日本。

在此之前的1906-1907年間，日本軍人日野強穿越內陸西行，后著有《伊犁紀行》一書。值得留意的是，該書附錄“新疆瓊瑤”的詩歌酬答中，中國人大多提到“大瀛東”、“瀛海蓬萊”、“滄瀛水”、“瀛海九州”、“東瀛”、“海外三山島”，以此指稱日本；而他本人在陜西渭南時曾賦漢詩：“渭南正值天長節，遙望東瀛拜紫宸。”意味著日本人也已用“東瀛”指代本國。到民國以后，隨著日本的存在感強化，“東瀛=日本”更在中國人的印象中占據了壓倒性的地位。1918年，毛澤東因友人留學日本，在《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有“東瀛濯劍有書還”一句；常任俠1935-36年留日期間的散文所結集的書也名為《東瀛印象記》，此類事例極多。自此，“東瀛”已被視為日本專用的代稱，并被社會普遍接受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