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主持“讀音統一會”數年的吳稚暉，去上海靈學會下設之盛德壇參與扶乩，問音韻問題，得到陸德明、江永、李登的三篇論音韻乩文。此三文在上海靈學會的機關刊物《靈學叢志》上發表之后，一時引起巨大社會的反響，靈學會認為此事為該會所做諸事中“惑人之力最大”者。鑒于吳稚暉的名氣很大，社會和政治地位亦高，靈學會極希望通過此事擴大靈學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而吳稚暉參與此事，最初可能是出于好奇，在扶乩過程中，雖對扶乩有所質疑，但也未嘗沒有驚訝與嘆服的態度，如他認為乩文“決非扶乩者所偽托，大約別有一物為祟”。但此事未經其允可而被公之于眾之后，吳稚暉異常惱怒，公開極力重申自己一貫提倡科學、反對鬼神之立場，與扶乩活動完全劃清界限。鑒于此事的社會影響很大，“足以使科學家信服”，當時提倡科學最力的雜志《新青年》遂刊發數篇“辟靈學”的文章，對此事加以批駁，其中尤以陳大齊、錢玄同的文章為代表。扶乩問音韻事件，對于一直堅持科學主義立場的吳稚暉而言，或只是一段小插曲，但這一事件卻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科學與靈學論爭的標志性事件，也開啟了后來科玄論戰之先聲。

本文轉載自《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原文注釋從略。

一、小引

以《新青年》為陣地的新文化學者，以“科學”與“民主”為號召，在確立科學權威的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批判鬼神迷信，“辟靈學”便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先后參與到這一論辯中的學者有陳大齊、劉半農、錢玄同、陳獨秀、易白沙、劉叔雅、王星拱等人。此處所“辟”之對象，主要指的是上海靈學會所宣揚的“靈學”。上海靈學會在1917年成立，是在西方靈學研究（psychical research）的影響下成立的研究機構，該會出版會刊《靈學叢志》。上海靈學會所設的盛德壇，是以扶乩活動為主的一個乩壇。盛德壇的扶乩活動，最有名的大概是徐班侯靈魂照相和吳稚暉參與的扶乩問音韻事件了。徐班侯靈魂照相事件，是因傳統扶乩與現代新技術的結合而倍受社會關注，而扶乩問音韻學事件則是因為主角是著名人物吳稚暉而轟動一時。

陳大齊在《辟“靈學”》中提到，在上海靈學會之盛德壇，

某日“圣賢仙佛”臨壇時，各有題詩，周末諸子居然能作七絕詩，孟軻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講音韻，能知Esperanto（世界語）之發音，此真荒謬離奇之尤者也。答吳稚暉先生音韻三篇，該會中人自謂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學家信服者。

上海靈學會及盛德壇進行過無數次的扶乩活動，而獨稱問音韻事件為“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學家信服者”，可見這一事件在當時之影響。錢玄同在后來批駁靈學的文章中也提到，這一事件是盛德壇諸活動中“最別致”者：

近來看見上海《時報》上登有廣告說，有《靈學叢志》出版。此志為上海一個乩壇叫做什么“盛德壇”的機關報。其中所列的題目，都是些關于妖精魔鬼的東西。最別致的，有吳稚暉先生去問音韻之學，竟有陸德明、江永、李登三人降壇，大談其音韻。我看了這廣告，覺得實在奇怪得很，因此花了三角大洋，買他一本來看，究竟是怎樣一回怪事。

扶乩問音韻事件，因借助了吳稚暉的名氣，而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影響，靈學會希望以此來提升靈學研究的社會認可度，而科學派的學者卻意識到這一事件對于傳播科學十分不利，遂發起“辟靈學”運動對靈學進行批駁。

二、吳稚暉問音韻始末

1917年10月15日，吳稚暉向盛德壇問詢有關音韻學的問題，當晚陸德明降乩，進行回復。吳稚暉緣何會向乩壇問音韻問題，這要從他參與讀音統一會開始說起。

吳稚暉與讀音統一會

民國初造，要建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語言的統一是件很重要的事，雖然此前已經有統一語音、文字的嘗試，但尚未形成官方性的政策。所以，南京臨時政府甫一遷京，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即于七月召集教育會議，八月通過《采用注音字母案》，十二月制定《讀音統一會章程》，吳稚暉被聘為讀音統一會主任。讀音統一會于1913年2月15日正式召開，該會目標是確定法定國音，核定音素，采定注音字母。對于方言系統復雜的中國來說，這是頗為復雜的任務。正因為所涉及問題復雜，意見多有分歧，進展并不順利，從讀音統一會成立之初有關地域代表擇選問題的爭論就可見一斑。后來漸至于出現因意見分歧而爭執、吵架竟至于打架、代表退席等事件。無奈之中，吳稚暉也選擇了辭職。交代這一背景是在說明，此事因是初創，難度極大，吳稚暉盡管殫精竭慮，但遭遇的困難還是極大的。外界對于國音統一問題極為關注，這也給吳稚暉增添了不少的壓力。

在讀音統一會之后，吳稚暉也一直在參與國語運動的工作。面對許多困難，他的壓力是巨大的。如蔡元培在1918年1月14日寫給吳稚暉的信中曾催促他說：

教育部中甚希望大著《切音字典》早日完畢，因國語研究會現正積集[極]進行，欲借此以記住國語。而陳頌平即主任此事者，故頌平曾函詢于先生，聞先生復函，頗責其迫促，渠甚惶恐，又囑弟從旁一詢，未知此字典究竟何時可成？

這說明吳稚暉的工作一直在繼續，而且壓力未曾稍減。《靈學叢志》分析吳稚暉參與扶乩之事的原因，也談到這一點：

吳君為讀音統一會編著簡字，于立母定韻煞費苦心，搜集古今韻書，研求思索，數載于茲。今所叩問，蓋系求諸現存書籍中而不可得其征實者也，今命陸氏答之。

一種合理的推測是，吳稚暉數年來投入到讀音統一運動之中，殫精竭慮，但遇到重重困難，外在的壓力很大，學理上的困難也所在多有。在內憂外困，遭遇極大精神壓力的情況下，“病急亂投醫”，人間無師問鬼神，去參與扶乩，也算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說，他根本不相信扶乩，但出于好奇，就自己所關切的事問一下，看看“鬼神”如何作答，純屬作為一種消遣，也是合理的解釋。

第一次：陸德明降乩

1917年10月15日晚，盛德壇開壇，由陸德明降乩回答吳稚暉所提的問題。當晚，吳稚暉并未到乩壇，他所提之問題，是由陳仲英提前帶到盛德壇的。吳稚暉的問題是：

周顒沈約未分四聲以前，韻集之宮商角徵羽，如何分配？崔光五韻詩，如何押韻？請西晉呂靜或南齊周顒，必皆可得。或請前賢通韻學者宣示。

陸德明降乩后所宣示的乩文如下：

四聲之說，古來無之，起于六朝，后之騷墨，奉為圭臬。原天地之籟，本具自然，發于喉者謂之宮，發于齶者謂之角音，發于舌者謂之徵音，發于齒者謂之商音，發于唇者謂之羽音。然古來傳者各異，其說或不盡同。沈氏初創，當時天子尚疑之，不見信用，猶存古法。周漢時之長言、短言，輕讀、重讀，即四聲之起原也。后世浸淫其說，變本加厲，而古意以亡。司馬九宮反鈕，神珙三十六母，更屬支離。幸陳第、顧炎武、戴震、段玉裁、朱駿聲輩，維持古韻，不致失墜。然諸書中廣韻集韻，尚覺近古，分類亦詳，無后世等韻之穿鑿，而開合收送，廣狹洪細，等次儼然，猶古音之幾希矣。

陸德明之乩文，是在16日翌晨送給吳稚暉的。吳對于乩文雖表示“心服”，但“惟于彼所疑問之主要，尚未能滿意”。錢玄同也指出了此篇乩文是答非所問，特別是后半部分：

更是“七支八搭”，胡說一陣子昏話。吳稚暉先生問的是“呂靜韻集之‘宮商角徵羽’如何分配”，與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更和明清以來的古音韻學家有什么相干？況且清朝的古音學家，有大發明的像江永、孔廣森、王念孫諸人，都不敘，忽然拉近一個碌碌因人的朱駿聲，這也可笑得狠。這種“纏夾二先生”，真是“少有少見”。

既是答非所問，吳稚暉還是希望能請到呂靜、周顒，“并欲知崔氏五韻詩之押韻法也”。但欲請之人，并非一定會請到：

呂周二人之靈魂是否至今存在，崔氏之著作是否為有價值而能至今保存于靈魂界者，此皆當然之問題，非可漫然致疑者也。

這是靈學會的一個基本觀點，即死去之人的靈魂存在時間之長短，與此人生前的成就和道德直接相關。如丁福保在那篇“扶持‘靈學’最為有功”、“可謂‘靈學’之精義”的文章《我理想中之鬼說》中談到：

人之功德學問，其淺深至不一矣，及死后或上升碧落或下入黃泉，悉視其生前功德學問之深淺而定其位置，無絲毫徼幸于其間也。人有最高之功德學問者，其靈魂如百煉精鋼，其鬼亦有偉大之體力。卑視塵世，無一當其意者。所以不入輪回，雖經歷數千年，而靈爽常在也。

盛德壇這樣的提醒，是提醒說并非所有的死去之鬼魂都能降乩，是否降乩要看其生前成就如何，靈魂是否因此得以存在至今。若按照無神論的觀點看，這可能是乩壇爭取主動權的一種說辭，即乩壇能決定何者能降乩，如此一來，也能掌握著扶乩結果的解釋權了。

第二次：江永降乩

10月16日晚，江永臨壇，宣示頗為詳盡。而且還把吳稚暉現場口頭所談之問題答出，令“吳君神色頓現信仰之狀態”。

江永之乩文較之陸德明之乩文篇幅較長，所涉及的問題也多，如論音之清濁：“呂律相成，而萬音以生。音本人之性情，以表其意，而宣其蘊。其清者為陽，發而舒；其濁者為陰，斂而郁。”又如論音、韻之不同，“蓋古人之音，本于自然；后人之韻，起于人為。”似為一些音韻知識之雜糅，而無特出之觀點。

錢玄同評論此文時說，“江永的音韻篇，滿紙胡言亂話，完全在那邊說夢話。”詳細列舉數條荒謬文字，“略懂音韻之學的人看了，必為之皺眉搖頭也”。

當晚在錄畢全文后，乩書云：“前錄恐多訛字，試一讀之。”于是：

時俞君即圈句一過，再讀一遍。將疑處摘錄別紙，復習扶乩逐條隨答，誤者正之，其不誤者即解釋之。

或許是修改解釋花費不少時間，在當晚扶乩結束撤壇時，“司誥司諭示：以后每至八時三刻，即當撤壇，非有特別緣因，不得過限。”

第三次：李登降乩

10月17日，乩壇之“值壇使者”宣示：

主壇圣諭，音韻之起自皇唐，渺兮穆兮，深邃奧微，當其嫻玩，惟淑之是謨。惟念爾好茲念茲，爰命李氏降壇，續宣音韻篇三，以資考研。倘能虔誠以求，爾必能成乃事，遂乃志。

盛德壇的“主壇”為孟子，“李氏”，為李登。乩壇常有此類的“預告”，雖然乩壇之“衛使者述李氏明后當到”，“眾弟子書一紙，問陸氏、江氏、李氏之名。”乩書云：“唐陸德明，清江永，唐李登，治五方元音字母，以為是，則共錄之，以自勉勗，以資征驗。”

10月21日晚，吳稚暉來到乩壇，“欲叩請李氏宣示音韻篇三”，當時呂祖（呂洞賓）正在臨壇，眾人認為李氏當日未必即到，但馬上乩書云李氏已到。

不論是預告還是乩文，都提到李登是唐代人，但這是個常識性的錯誤。李登是曹魏時人，怪不得錢玄同諷刺說，“想來這是另外一個李登，不是那做《聲類》的李登。”

《李氏音韻篇》中，爭議最多的是其中竟然有外文字母，如錢玄同開列盛德壇的幾大滑稽“帳”，其中一條就是：“有一個講音韻的李登，會寫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乩書中竟然還提到了世界新語、英法德奧（美附于英）、日韓滿蒙回藏、希斐尼基古文、暹羅、天方、阿剌伯、阿第安、蘇門答拉、爪哇等文。

在《靈學叢志》第一卷第二期的《記載》欄中，雜志特加按語加以解釋，稱外文字母音表是請一位外國乩仙“侯氏”所造，而非李登所作：

“旋宮之義明矣”句下，有旁注云：“報侯士到司譯通翻”八字。知已[以]下音表所列各國字母，當系侯氏所作，而經司譯通翻者，編第一期時，偶不經意認為李氏本篇內之文字。今重加推究，知侯氏造列音表，其余說明等文，或系司譯自述其意。或特奉主壇之諭如此云云，當非李氏所作也。

此處“侯氏”，乃是一歐洲人，10月22日乩書云：“昨日侯士歸國后，道及此處設壇扶鸞，研究學術，當蒙法哲允來一游。”可見，所言“侯士”是外國人。乩壇還特別聲明，乩壇并無懂西文者：“在壇職員中無嫻西文者，時適有某報記者在壇參觀，代錄數字，亦不能成句。”近現代的乩壇，較之古代非常重要的一個新特點，便是出現了許多外來的乩仙。蘇格拉底、托爾斯泰等人，經常出現在中國的乩壇中，如一次乩仙臨壇，人問其名，答曰：“《幾何原本》作者是也”。十分有趣！

三、扶乩前后吳稚暉態度之變化

首次參與扶乩時

吳稚暉雖是科學主義的支持者，但盛德壇開壇之后，他曾多次參與，在1917年9月到10月間，他至少三次參與扶乩，分別是9月17日、10月16日、21日。

9月17日，俞復、丁蕓軒二人扶乩，請已死去十年的友人杜孟兼臨壇，杜生前住在鴻興坊，死后停柩于上海錫金公所。吳稚暉或是第一次參與，俞復也或是為了提高吳稚暉的興趣，在請問之時專門向杜孟兼問道：

君習英文，能寫英文句與老友吳君面談否？

十分有趣的是，俞復請問之后，“乩書‘余’字，下接西字母，不甚能辨識。”以西文應對，算是對俞復的回應。

杜孟兼降壇之后，玉英真人、玉鼎真人先后降壇。玉鼎真人乩書曰：

人間萬事皆非真，吾存吾性保令名；與世無尤物無競，有為有守獨行吟。

“獨行吟”三字三易而成，看到此，吳稚暉或覺得鬼神作詩亦有躊躇之態，故“在旁匿笑”。在乩壇竊笑，是不敬重鬼神的表現，是為乩壇最為忌諱之行為，乩仙常常就此教訓眾人之心中不虔誠。吳稚暉的匿笑，惹來玉鼎真人的回應：

吾詩本隨意湊成，以試扶手，且多扶不出。只可將就，不值大雅一笑也。俟扶手純熟，或普鵑來滬，當有文字候教，吾去。

此中所提“普鵑”，指的是盛德壇的主要創辦人楊光熙之子楊瑞麟。楊因事返無錫，因扶手生疏，不能盡興表達，而導致“諸仙失去”再加上有參與者內心不誠，就更讓乩仙不悅。

劉半農曾對這一細節評說道：

真人何其如此虛心，又何其如此老臉！想亦“扶手太生”，臨場恍惚，致將擬就之詞句忘卻，再三修改，始能勉強“湊成”耳！

乩壇對于內心不誠、或故意搗亂的參與者十分在意，許多時候乩仙未能如預期降乩，往往歸于有不誠心的參與者。乩仙的體系中，還有專門負責紀律的機構“秉鉞部司律司”，經常諭示提醒：“凡叩問參觀，均宜恪守壇規，不得心存誹訕。”所以，玉鼎真人離去之后，土地臨壇，乩書云：

往往神臨為喧聲所擾，扶手又生，致不成文句。以后務宜靜肅，并不可以立于案之兩頭。今日玉英真人即因此不能續行宣示，只得去也。

從吳稚暉第一次參與扶乩之事可看出，他對鬼神臨壇之事或不太相信，至少沒有抱有十分虔誠、崇信的態度。

三次問音韻時

但在第一次問音韻問題之后，吳稚暉的態度就開始發生了變化。10月15日陸德明臨壇，吳稚暉并不在場，次日吳稚暉到壇，“謂乩上能出此種文字，實已對之心服。”10月16日是江永臨壇，吳稚暉全程參與：

是日吳君在壇候示，至終篇后方去。乩書至宮隆居閭時，吳君神色頓現信仰之狀態，蓋其問題中并未及此，全系答其口也。

吳稚暉在江永臨壇之前，與眾人交流一些問題，“龂龂告人”，而這些問題并未寫入他向乩仙請問的問題之中。但扶乩中卻出現了對于他口頭所言問題的答復，“蓋其龂龂所辨者，神聽已及之矣”，遂引起了吳稚暉的驚異和信仰。

盡管這些按語多出于俞復之手，而俞復對于扶乩崇信頗深，故文字或多有渲染之詞。但是吳稚暉的態度有所變化，大體還是可信的。

問音韻事公之于眾后

但扶乩之事后不久，吳稚暉給俞復寫信，其中曰：

鬼神之勢大張，國家之運告終，其預兆乎？弟甘心常隨畜道以入輪回，不忍見科學不昌，使我家土壁蟲張目。

盡管提倡科學是吳稚暉一貫的態度，但對于扶乩的態度緣何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了變化，還是很令人疑惑的。

吳稚暉參與扶乩，并問音韻之事，很快就在社會上傳播起來。蔡元培1918年1月14日給吳稚暉的信中，專門問及此事：

康心孚見告：上海有一乩壇，曾為先生請得江艮庭先生（或是江慎修先生之誤）之魂剖解許多音韻上疑義，先生已深信之，而康心孚之弟又曾在壇中與其父交談，均確否？

蔡元培還在信末叮囑“請便中詳示為幸”，可見對此事之關切。《靈學叢志》第一期也是在1918年1月出版的，蔡元培此時應該尚未見到刊物。

據錢玄同的文章看，吳稚暉應該是回復了蔡元培的信：

我還看見吳先生給蔡孑民先生的信，信中有此音韻三篇陳義敷淺，僅可供場屋中對策之用，與音韻之學相去尚遠之說。（此約舉其意，非直錄吳君原信之語）

信中所說“僅可供場屋中對策之用”，或可用錢玄同同篇文章的一段話來說明：

記得十五年前，我遇見一位“孝廉公”，他說，他鄉試時，答過一個“句股”題目。其實他于句股之學從未研究，瞎七搭八，畫了幾個圓的、三角的圖，填上些“甲乙丙丁”的字，又瞎做了幾句說明的話，連他自己也看不懂。現在這位江慎修先生的音韻之學，若和那位先生的句股之學相比，一個是十六兩，一個便是一斤。

吳稚暉的大意是說，乩文雖貌似在談論音韻，但卻是不懂裝懂的胡言亂語，并非是真正的學問。

吳稚暉在蔡元培寫信之日的四天后（1918年1月28日）即去蔡元培處，“詳示”其事，當時在場者還有錢玄同、李石曾等。錢玄同當日的日記記錄了吳稚暉與他們交流了參與扶乩的事，此則日記對于理解吳稚暉對扶乩的態度，以及吳稚暉在扶乩之事公之于眾之前后態度的變化，提供了最為關鍵的信息：

今日在蔡先生處見到吳稚暉先生，他說近來在某乩壇談音韻之學，忽有李登、陸德明、江永降壇，此事吳先生因與提倡科學甚有阻礙，本欲秘而不宣，無如為信者載諸報章，因此吳先生深為憤恨。吳先生以此扶乩者全不懂音韻之學，因謂此怪物固非李、陸諸古人，然亦決非扶乩者所偽托，大約別有一物為祟。李石曾先生則謂此事在科學上或亦可解，不必委諸渺茫無稽之怪物。

大概的情形是，吳稚暉對于扶乩問音韻之事，雖不盡相信，但還是抱有一些鬼神使然的態度，認為“大約別有一物為祟”。但參與扶乩之事，和他些許有點相信的態度，與他一貫的科學立場是悖離的，他“本欲秘而不宣”，不想為外界所知。但俞復等人卻將此事作為宣揚上海靈學會和盛德壇最好的素材，這讓吳稚暉“深為憤恨”，非常生氣，所以才在給俞復的信中堅決地表述自己的立場：“甘心常隨畜道以入輪回，不忍見科學不昌。”

俞復與吳稚暉是舊交，彼此非常熟識，俞復認為吳的態度在消息公開前后發生的轉變，并非完全是因為不相信鬼神與扶乩，而是因為礙于科學勢力獨勝的局面，從于時代風尚而恥言鬼神：

今之學者，恥言鬼神二字。一若言之即自儕于巫覡之倫，為科學家所失笑。

俞復且專門提到，吳稚暉之所以反對扶乩，是因為其某個親戚能扶乩，但吳稚暉對之頗為厭惡，惡其人，遂惡其行事，因此對扶乩亦無甚好感了：

君有戚某，鄙人也，形狀穢惡，人以土壁蟲目之，亦能扶乩，逐役于偽道一流。君素惡其人，故并其所為亦輕蔑之。

俞復說，對于有“科學”基礎的乩學來說，并不能因為某人某事而失其價值：

乩學不能因君家某而永墮其價格，真理不久霾，得時而大昌，運會之盛，其不遠乎？

吳稚暉一生主張科學甚力，對于鬼神之態度還是非常明確的。參與扶乩期間的態度，因為是俞復的轉述，與事實當有所出入，即便如其所言，有信服之態，當也是特殊情景下的一種驚異反應而已。但其“別有一物為祟”的說法，因是錢玄同的轉述，大概是可信的，這一說法表明，吳稚暉對于鬼神的存在，大概也非是一種決絕的無神論態度。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鬼神信仰的普遍存在，許多知識分子都崇信鬼神之存在，吳稚暉表現出的些微的信仰態度，似乎也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表現。科學與靈學、迷信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決非無神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涇渭分明，在中國近現代的語境中尤為如此。吳稚暉的態度變化，提示了這一問題的復雜性。

四、科學派之“辟靈學”

作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提倡科學最力的知識分子之一，吳稚暉扶乩問音韻之事公開之后，在社會中影響甚大，這引起了科學派的學者們重視：

對于吳先生此番舉動，約有兩派議論：一派是頭腦清楚的人，說：“怎么吳稚暉也信起扶乩來了！他從前做《新世紀》、《上下古今談》的思想見識到那[哪]里去了？”一派是昏頭昏腦的人，說：“你看！吳稚暉都相信扶乩了，可見鬼神之事是的確有的，是應該相信的。”前一派的議論，不過損吳先生個人的價值，后一派的議論，為害于青年前途者甚大；本志以誘導青年為唯一之天職，不可不有所矯正。

作為吳稚暉的好友，且為《新青年》的主將，頗知內情的錢玄同在批駁乩文的同時，也為吳稚暉進行開脫：

惟吳稚暉先生實為極端提倡科學，排斥邪說之人，這回因為被朋友所拉動了一點好奇心，遂致那個什么“盛德壇”上發現這三篇講音韻的怪文章。

真正對扶乩問音韻問題進行深入的學理分析的是陳大齊。

《新青年》中對于靈學批判最有力量的文章是陳大齊的《辟“靈學”》。陳大齊是中國現代心理學的先驅，1917年，陳大齊在蔡元培支持下，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心理實驗室。在《辟“靈學”》中，陳大齊首先梳理的概念是“有意作偽”與“無意作偽”。扶乩無疑是一種“作偽”，只是有“有意”和“無意”之別。有意作偽者是“奸民”，無意作偽者是“愚民”。對于有意作偽，在學術上并無討論的必要，只能依靠揭露其作偽行為，并請執法部門來處置。而無意作偽，是該文論說的重點。

陳大齊主要利用的是弗洛伊德學派的下意識理論來解釋扶乩。在他看來，無意作偽“在現今心理學視之純屬扶者之變態心理現象，精神病者優為之，固不待‘圣賢仙佛’之降臨也。”對于一些無意作偽的扶者來說，情況或許真的是手并未主動發出動作，而乩能自動（automatic action），而其實乃是“扶者之無意識的筋肉動作耳”。陳大齊舉出西方與扶乩類似的活動Planchette，經過實驗，這種自動書寫活動是源于扶者之無意識運動，絕非圣賢仙佛之力所致。在《辟“靈學”》和《心靈現象論》的著述中，陳大齊舉出許多例子加以說明這種下意識行為。

信奉靈學的人或認為，扶乩所得之文，往往超出了扶者之能力，非扶者所能作，尤其是答吳稚暉音韻三文，“扶者毫無小學知識，即欲偽造，亦斷無偽造之實力耳。扶者意識之我尚不能作，乃謂扶者下意識之我為之。試問扶者下意識之我何由能作此文耶？”。靈學派的觀點是，若謂扶者作偽，前提是扶者能有此作偽之能力，但實際上扶者并無相關知識，下意識能作文，也是需要意識之中有相關知識的，若全無一點知識，則下意識也難以作出文章來。如此一來，扶乩則只能是“圣賢仙佛”之作用于扶者之手。這一論點頗能受到普通人的認可，對于維護靈學派的主張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陳大齊說：

此種見解實為創造“靈學”之大護符，而亦常人不敢絕對排斥“靈學”之一大原因。

但陳大齊根據心理學理論指出，意識不能為之事，下意識未必不能為之：

蓋意識之我統領身心，終日營營，以經營切己之事為專職。其有與一身利害不甚密切之事，有時雖映于吾目接于吾耳，吾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有之，或雖一時聞見而知之，及時過境遷，遺忘凈盡，不稍留痕跡者有之。下意識之我則不然。以清閑之身處無事之位，得從容閑暇以觀察意識我所視為不切己之事物。故意識之我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下意識之我得見之聞之，或意識之我所既經遺忘不稍留痕跡者，下意識之我得牢記之，且經驗當時之情形無絲毫之異。

落實到扶乩問音韻事件上，雖不知扶者是否有小學知識，即使假定扶者沒有任何小學知識，也是可以解釋為何能扶出音韻學的文章來的：

其扶者有小學智識與否，非吾所敢斷言，今假定扶者絕無小學智識，于平常精神狀態斷不能作此種文字。然安保扶者不嘗寓目于音韻之文，意識之我雖忘之，而下意識之我猶憶之耶。人之不解音韻者，平時偶見音韻之文，或以不能盡明之故，或雖能解，以無關于己，便恝然置之。此蓋事理之常，故其意識之我毫不解音韻，斷不能作音韻之文。然其下意識之我與意識大異，或于意識之我不留意時，嘗留意于他人案頭音韻之書，或意識之我偶讀音韻之文，覺無味而欲舍者，下意識之我以極濃之興味歡迎之，一字一句深入記憶，遇有表現之機會，便牽合各處所得材料，作成音韻之文，以自驚驚人。

巫師在進行巫術活動中，進入到一種“入神”（trance）狀態，在這一狀態下，巫師的意識處于“輕度或部分的催眠狀態”，而“平時所沒有意識到的處于潛意識下的思考或知識便被喚醒，有時甚至會刺激出隱藏的知性。”乩手的狀態頗類似于此，在入神的狀態下，許多潛藏的認知被發散了出來。

就盛德壇來說，乩手的問題十分重要，盛德壇早期最為重要的乩手為楊瑞麟，若換為其他人扶乩，則效果甚差。如《靈學叢刊》關于1917年8月22日晚的記載：

乩自十八日起，均由楊君瑞麟兄弟同扶，今日適有事他適，由楊君宇青俞君仲還試扶久不出字。……少頃，瑞麟到，即與俞君合扶。

俞復后來經常練習，逐漸也成為重要的乩手，如1917年8月25日乩書云：“俞君之手，亦已練熟，可為值壇弟子。”但楊瑞麟還是最為重要的乩手，在他因事離滬返回無錫后，乩壇經常因為乩手的問題而扶不出內容。有一次俞復叩問練習到何時才能成熟，乩書示曰：

眾弟子誠心，人人要扶鬼神論，須發起請瑞麟來滬，駐壇教練半月，成文句，方可赴錫。今日實無妙手，真真難扶。望速速飛請瑞麟到此，即日可出文句。

此后多次提到因為扶手太生疏，而鬼神難以暢言。在吳稚暉問音韻時，主要的扶者應是俞復。俞復為光緒二十年之舉人，傳統學養深厚，對于音韻學這種“小學”，當有一些基礎。由他而扶出音韻文章，應當是毫不奇怪的。

吳稚暉或因好奇一時興起去扶乩請問音韻問題，但此事卻被上海靈學會以《靈學叢刊》為平臺大肆渲染，借此來提升靈學的影響力。科學派的學者看到此事在社會上影響甚大，遂以《新青年》為平臺展開“辟靈學”的批判活動，以此為倡導科學掃清障礙。扶乩問音韻事件遂成為了靈學派和科學派論爭的核心。吳稚暉扶乩問音韻事件，對于一直堅持科學主義立場的吳稚暉而言，或是一段小插曲，但卻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科學與靈學論爭的標志性事件。

【作者簡介】王宏超：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近年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美學的起源、中國近現代社會中的扶乩文化、巫術與中國審美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