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福州某大學一留學生拒不配合民警執法，還對民警進行推搡和追趕。事后，警方對該外籍男子的交通違法行為依法進行處罰，其所在學院則將其帶回加強教育。推搡視頻經網絡傳播，引發諸多質疑，有人認為相關處置有優待外國人之嫌。

對于外籍人士的超國民待遇，民間詬病已久。去年底，ofo小黃車退押金風潮中，一名用戶冒充外國人，用英文給ofo公司寫投訴信，要求退押金，結果一天之內解決問題，還收到一封道歉信。此事最終粉碎了用戶對ofo僅存的信心。而在某網絡購物平臺，一項由外國人代為報案的服務十分火爆，可以說長盛不衰。

就在福州留學生推搡警察的第二天，7月10日，天津一男子騎自行車逆行，被交警攔截。該男子對民警進行推搡并撕扯民警警服，警服被撕壞，民警輕微傷。該人因涉嫌妨害公務罪被刑事拘留。

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命中妨害公務罪的案例有八萬多個，屬于最高頻多發的犯罪之一。然而，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理解妨害公務罪中的暴力與威脅，對公務人員的推搡行為是否一律應當以妨害公務罪論處？

對此問題，刑法并無明確的規定，有關妨害公務罪，刑法只有概括性的抽象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那么，“暴力、威脅”的程度和對象應當如何把握？至今仍無統一的司法解釋，各地的處理意見也不盡相同。

一如任何問題至少都有正說、反說、折衷說三種立場，上述問題也有三種不同的意見。對于“暴力、威脅”的程度，學界一直存在行為說、危險說和實害說三種觀點。

“行為說”認為只要實施了暴力威脅行為，就可構成妨害公務罪，不需要達到足以妨害公務執行的程度。與此對立的是“實害說”，該說認為暴力、威脅需達到使公務人員無法執行公務或放棄執行公務。介于兩者之間是“危險說”，這種立場認為要根據暴力、威脅的具體手段、程度、對象、性質以及職務執行的樣態等等進行具體判斷，看是否足以妨害公務人員的職務執行，比如向警察投擲糞便阻礙執法。

三種立場對于證據的要求顯然不同，按照“行為說”，只要有暴力威脅行為就一律推定為擾亂公共秩序，故可以妨害公務罪論處；按“危險說”，除了有暴力威脅行為，還需證明此行為可能危及正當公務執行，方才構成犯罪；但按照“實害說”，除非可以證明實際阻止了正當的公務行使，否則就不能以犯罪論處。

“行為說”打擊面太大，而且導致治安處罰和犯罪的界限無法區分，比如拍打警車，咒詛、辱罵警察、拉扯警服等等，有些地方都認為屬于犯罪，這種處理忽視了刑法只是補充性的最后懲罰手段，也很容易導致選擇性執法。“實害說”的范圍又過于逼仄，無法體現對公務行為有效保障。

因此，“危險說”可能更合乎中道。上海市公、檢、法、司2013年7月5日出臺的《關于本市辦理妨害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意見》曾規定了七種妨害公務罪的暴力威脅方法，其中之一是以拉扯、推搡等方式阻礙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造成民警輕微傷或造成群眾圍觀,交通阻塞等惡劣影響的。這可以看成是“危險說”的一種體現。

至于暴力威脅的對象，也存在三種觀點：“限制說”認為對象僅限于公務人員；“擴張說”則認為可以包括任何人，甚至可以包括行為人本人。比如行為人以自殺、自殘相威脅阻止公務，或者躺在警車前不讓車輛經過。但“折衷說”認為可以包括公務人員和有關的第三人，但不包括行為人本人。

個別地方采取了“擴張說”的立場，比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依法處理妨礙政法干警履行法定職責違法行為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以自殺、自殘……相威脅，造成群眾圍觀或交通阻塞的”，應認定為“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政法干警依法執行職務”。

“擴張說”咄咄逼人，太過強調國家本位，不僅忽略了刑法對暴力威脅的限制，也無視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與很多犯罪不同，刑法有關妨害公務罪的規定并未使用“其他方法”作為兜底，這就意味著立法機關對暴力威脅的限制，防止權力的過度擴張。法律從未將自殺、自殘、自傷作為一種違法行為，自然也不宜將其理解為妨害公務罪的手段行為。如果自損行為可以成為犯罪的手段行為，那么以自殺相威脅搶劫、敲詐、強奸似乎都可以犯罪論處，那么刑法的打擊范圍幾乎就是天馬行空無所不包。

妨害公務罪的本質是通過對公務人員的利益損害來阻止公務，不應擴張至以損害自身權益來阻止公務。許多的自殺、自殘、自傷只是一種言語的過激表示，不一定有實際行動。即便有實際行動，民不畏死又奈何以刑懼之。更何況，公務行為的本意是為了保障民眾的人身財產安全，而將他人逼至絕路，甚至還用刑法武器予以打擊，這也與公務行為的正當目的相去甚遠。

“折衷說”依然是比較恰當的做法，無論是對公務人員，還是公務輔助人員，或者相關第三人實施暴力威脅，都可能妨害公務的行為的合理開展。但“擴張說”是錯誤的。

當然，對于妨害公務罪，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限制就是妨害的必須是依法進行的職務行為，對于非法的職務行為進行阻止不能構成本罪。非法的職務行為既包括實體非法，也包括程序違法。在推進法治建設的今天，程序合法的理念也許更為重要。在江蘇常州三圣寺僧人妨害公務案中，辯論的焦點正是警察的傳喚行為是否符合程序。如果有證據證明警察沒有按照正當程序傳喚，那么就不宜追究僧人妨害公務罪的罪責。

法治社會當然要尊重執法機關的權威，但更要對執法機關的權力進行合理的限制。當執法機關尊重規則，民眾自然也會對執法機關保持足夠的敬意。如果執法機關無視規則擅權專斷，那么民眾也很難遵規守法，敬重權力。不當執法與執法受阻就會形成一個死循環。打破死循環的主動權在強勢的執法機關，而非弱勢的普通百姓。

數日前，我入住酒店，正好遇到警察查房。出于職業習慣，我讓警察出示工作證，他十分詫異，說未帶證件，但警服警號就等同于證件。我說，根據《居民身份證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出示執法證件是查驗居民身份證的必要條件。警察愣了一下，還是下樓去取證件了，半小時后，再次查房。警察出示證件后，我自然非常配合地讓其查驗身份證件，而這位警察的“克制”也讓我對“法治”二字多了一分信心。

最后，回到前文所提及兩個推搡警察案，外籍人士只是一個案外因素，它與定罪量刑毫無關聯。如果福州警方對留學生的處理是恰當的，那么對本國人也應同樣處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既反對超國民待遇，也反對國別歧視。在法治的榮光之下，無論外籍本籍、或男或女，無論貧窮富裕，或尊或卑，都應享有的法律的同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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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翔，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