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訊，據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有關人士消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代表性學者余敦康，于2019年7月14日在北京家中去世。

余敦康，1930年5月生，祖籍湖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現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第九屆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敦康先生歷經坎坷，從1957年到1977年，曾被下放擔任中學教師十多年，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室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代表著《何晏王弼玄學新探》、《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魏晉玄學史》、《中國哲學發展史》（合著））、《中國哲學論集》、《易學今昔》、《周易管理學》等。

余敦康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研究，對儒、釋、道三家均有建樹，是學界公認的最有思想性、創造性與現代性的中國哲學研究大家，同時具有文字訓詁學、版本目錄學和校勘學的功力。其易學研究史論結合，系統深邃，自成一派，影響巨大，為國內外易學界所推重。 他關于中國古代宗教與中國文化精神特征與起源的研究亦自成一家，影響深遠。

余敦康教授的學術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以“人能弘道”的文化擔當，關注現實，尤其關注和深入研究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問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闡釋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余敦康先生豁達坦蕩，不失赤子之心，在人格精神上儒道合一，是具有魏晉風度的學術大家。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轉發余敦康先生生前所作自傳，于先生駕鶴西行之際，聊表哀思。

蘇格拉底在《斐多》中曾說，“哲學就是練習死亡”，而對于學者余敦康而言，哲學使其絕處逢生。當余敦康先生在八十八歲高齡回顧自己與哲學結緣的一生時說，在他人生遭遇重大挫折、前途一片黯淡的那段歲月，正是魏晉玄學家與命運對抗的堅毅品格，給予困境中的他最大的精神慰藉。以下轉載北京大學出版社文史哲事業部主辦的微信號“博雅好書”刊載的余敦康先生的一篇自傳，讀者或許可從中了解哲學何以帶給人克服困苦的勇氣。

【余敦康：吟到夕陽山外山——我與哲學】

《莊子·知北游》說：“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我今年86歲了，回望過去，八十多年的歲月，亦是忽然而已。在這忽然之間，個人伴隨著時代流轉，有過希望，有過彷徨，有過奮斗，有過無奈，那些身外的榮辱已如云煙，最終沒有留下什么，僅當翻看過去寫下的文字，便稍有些寬慰，那是思考在歲月中留下的痕跡，似乎表示著這一生沒有徹底荒廢。然當寬慰之情剛起，便馬上涌起另一種感受，遂起無限悵惘，因為語言文章不過是“跡”而已，以一己之“跡”解古人之“跡”，乃是“跡”外之“跡”，那潛在的、終極的“所以跡”為何？卻是語言文章難及之處，每思及此，只好默然。

1930年，我出生在湖北漢陽，1951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在進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學習一年后，1952年，院系調整，武漢大學哲學系并入北京大學，我隨之轉入了北京大學。

1955年，我大學畢業，分到天津一所中學教學一年后，1956年，我回到北大哲學系讀研究生。

1957年，北京大學涌起了一股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當時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我身臨其境，激動不已，一連寫了四封信，道出了心中的感言，信中說：“在現在，光喊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是不夠的。還要喊：理性的原則萬歲！民主和自由萬歲！社會主義的法制萬歲！”

這幾封信，成為我人生重大的轉折點，我因此而被劃成了右派，人生遭受重大挫折，而當時的社會形勢日趨嚴峻，這使我陷入痛苦和焦慮之中，我努力地用更深入、更冷靜的哲學思考分析時代和自身，二十幾歲的我在受到心靈的震動和打擊后，尋找著思想的出路。之后在北京農村勞動、在北大做資料工作、摘帽后1969年分配到湖北棗陽平林公社任八年中學教員等人生歷程中，我在生存和思想的艱苦磨煉中進行著生命的積累。那些年，我埋頭于漫長無言的歲月，日復一日，有時會使人覺得人生似乎將以此終老，而我內心所崇尚的價值理想卻愈加堅定，我對于時代的哲學思考和學術的鉆研一刻也沒有怠惰停止。

在二十七歲到五十歲這段生命的時光里，我沉潛下來，勞動、讀書、思考、反思、體悟，時間如涓涓流水不停地向前，我的思想情感也越來越對魏晉玄學產生了興趣，有意無意之間，魏晉玄學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從中尋求著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滿足，魏晉時期的哲人，具有深沉的時代憂患意識，他們崇尚思想解放、個性自覺的人格，將這些精神訴諸筆端，這些都非常契合我的性情。玄學家在承受著生存困境和悲慘命運的情況下仍然苦心孤詣地去探索天人新義，我以自我生命的體認，從中發現了我作為整個人的本體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條不從知識論入手而以整個人為裁判者來解讀玄學的新途徑。

時光的涓流未曾稍停，在艱苦的思考中探索、再探索，轉眼已是天命之年。年輕時的學術訓練和活躍的思維以及對時代敏銳的洞察力加上中年時代于現實生活中的身心磨煉，形成了我用整個生命詮釋哲學思想和人生價值的思維特點，想來人生的許多事，幸與不幸總是相伴相隨。

1978年，我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終于可以作專業思想研究了，這正是我年輕時就立下的人生志向，這時我已失去了寶貴的二十年時間，直到近五十歲，我才有條件和機會開始從事真正的學術研究，如果說五十歲以前，是我思想生命的磨煉和積累期的話，五十歲以后，我的思想生命進入了反思期、開拓和日臻成熟的收獲期。我無比珍惜這難得的可以專心做研究的機會，抓緊剩下的時間，埋頭耕耘，正如當代詩人臧克家的詩所言：

塊塊荒田水和泥，深翻細作走東西。

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

從1978年進入社科院宗教所到1997年，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我除了對玄學進行思考研究外，我的學術興趣逐漸轉到了易學史的領域，圍繞著先秦易學、兩漢易學以及魏晉易學寫了些文章，當研究進展到北宋易學時，萌生了寫一部稍成系統的易學史通論的念頭，考慮到這個愿望一時不可能完成，就將已經理出發展線索的北宋易學寫成了這本《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詮釋》先行出版了。北宋易學在易學發展史上是一個輝煌的高峰，易學大家輩出，從李覯、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到周敦頤、邵雍、程頤、張載，他們將才思與熱情投注到易學之中，探索時代的主題，尋求明體達用的詮釋途徑，尋求內圣外王的貫通之道。在研讀他們的著作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那理性思維的英雄氣質和擔待精神，并為之感嘆不已。儒家思想中的“三不朽”，為無數仁人志士和學者英雄樹立了人生的目標，一代代的儒者，心懷天下，思接千古，他們勇于探索，敢于突破窠臼，以這樣的精神凝聚成火炬照亮時代前進的道路，這樣的情懷又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人。在研讀和寫作的過程中，我體會著探索的艱辛和收獲的愉悅，將由此而引發的思考融入到字里行間。

在這本書中，我將我的前輩學者金岳霖、馮友蘭、熊十力三先生關于易道探索的文章附于書后。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他們探索的主題和北宋易學探索的主題是完全一致的，用張載的話來表述，這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外 ，生活在當代的中國哲學家與生活在北宋年間的古代哲學家所感到的困惑也是完全一致的。這種困惑用金岳霖先生的話來表述，就是“理有固然，勢無必至”，凡是合理的不一定必然能成為現實。如果哲學家通過一輩子辛苦的探索，最后所達到的結局不是確信而是困惑，而這種令人遺憾的結局又作為一種最基本的精神原動力驅使著歷代的哲學家去從事不懈的追求，那么，這就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探尋之旅，我所感受到的悲壯的英雄氣便源于此。我感到了這股力量在鼓舞我向前，也同時接納了這種困惑。

2004年，北大出版社出了我的《魏晉玄學史》，2016年該書再版。這部書傾注了我的心血和情感，也是我對玄學情有獨鐘的一個印證。玄學的主題是自然與名教的關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貴名教，名教與自然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如何調和？通過什么途徑得以會通？這是時代擺在玄學家面前的課題，玄學家帶著自身對歷史和現實的真切感受投入了一場圍繞這個課題進行的思考和辯論之中，在那個戰亂頻仍、權力斗爭日趨白熱化、強權壓制人性自由、精神生命無所依托的悲苦時代，玄學家站在由歷史積淀而成的文化價值理想的高度來審視現實，把時代所面臨的困境轉化為一個自然與名教、儒與道能否結合的玄學問題，探討這個問題的過程體現了他們對于合理社會的熱切追求，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匯聚成了那個特定時代的時代精神。當我研讀梳理完那個時代的玄學思想發展脈絡之后，回顧這段歷史，不禁由此產生了極大的困惑，名教與自然，儒家與道家學說能否在現實生活的層次達于會通？如果事實上難以解決，那么最大的阻力來自何方？玄學家的探索給后人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鑒的普遍性的哲學意義？我對此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與思考之中，儒道會通的難題，實際上是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不休而又永遠不能解決的天人關系問題。

自然即天道，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內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應然之理。從天道自然的角度看，“天地不仁”，始終是遵循著自己的必然之理獨立運行，而人則是創造了一套價值觀念，按照社會運行的應然之理來謀劃自己的秩序和未來，從這個角度看，人道是有逆于天道的。而從人道社會的角度看，人首先是一個自然的存在，擁有自然本性，其次是社會的存在，擁有社會本性，必然之理和應然之理內在地統一于人性的本質之中。人道既有逆于天道的一面，也有同于天道的一面，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同，也不可能出現完全的異。倡導自然主義的道家思想和推崇人文主義的儒家思想發展到魏晉時期，雙方的矛盾對立達到了尖銳的程度而趨向于融合。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哲學思維正是由于儒道兩家的這種復雜關系而形成了一種穩固的張力結構，在同異分合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向前發展，一部中國哲學就是圍繞天人關系這個基本問題而展開。

幾十年來我一直反對照搬西方的模式來看中國古代文獻，所以我追本溯源，努力探索中國哲學的源頭。后來我也寫了好多文章來和西方哲學的源頭進行比較，和印度哲學的源頭進行比較。我要證明，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源頭。我是利用《尚書》《詩經》這些原典來做解釋的，我就是要重新解釋這些經典，通過詮釋來確立中國哲學的地位。在我的《宗教·哲學·倫理》一書的第二部分，我寫了《春秋思想史論》，我的目的是用中國本土的語言，用中國的話語系統來闡明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的突破”，和希臘、印度相比，中國哲學具備與前兩者“三足鼎立”的“合法性”的地位。

在埋頭于哲學史的研究中，我有一種自覺意識，也就是說，從學理上講，一個哲學家，如果離開了哲學史，絕對不能成為哲學家的，因為哲學是個歷史發展的過程。當學者進入了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當把前人的思想論述讀過、想過之后，我們可以根據時代的特點，以自己的理解而標新立異，甚至完全反對前人也可以，但是我們所有的思想都是通過詮釋得來的。哲學史和哲學二者之間是交叉的，絕對不能畫出個涇渭分明的界限。關鍵在于：是“照著講”，還是“接著講”。只有“接著講”才有創新。

所以，我明確地提出：“詮釋學是哲學和哲學史的唯一的進路”的觀點，這是一個普遍規律，無論中外古今，無論是搞哲學還是哲學史，都是詮釋學。

西方的詮釋學在西方的文化語境中產生，它有它的文化理路，這個理路在我看來，就是在西方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兩極對抗的時候激發出來的。從17世紀以來，科學主義占了上風，實證主義占了上風，就有一批人來反彈，要維護人文的神圣地位和獨特性，就搞了詮釋學。其實，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是不是詮釋而來的?找找根源，可以一直找到古希臘，它也是通過詮釋而來的。如果離開了對古代的詮釋、對經典的詮釋，沒有這個依據，它的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沒法成立的。所以，這兩派，不管是哪個主義，都是通過詮釋而來的。由于西方文化語境逼出個詮釋學來，詮釋學就向哲學的路上發展。它向哲學的路上發展以后，西方的詮釋學——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就跟中國古代的經典詮釋學不是一回事了。

中國的經典詮釋學，從先秦就有了。在中國的語境之下，提出“詮釋學”這個概念實際上是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世紀之交才提出來的。我們古代的詮釋，都是一個人有詮釋的思想，然后馬上化為詮釋一個經典作品，朱熹的詮釋、陸象山的詮釋、王夫之的詮釋，所有的詮釋，每一個詮釋家、經學家都有詮釋思想。我認為，關于人文和歷史的東西，必須有自己主客合一的理解，不能僅把它當作一個對象來研究。我對詮釋的解釋是：詮釋就是對話，就是理解。

一個民族，一個偉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經典，而經典的形成也就是那個文化的形成。這個東西帶有原創性，帶有開放性，可以允許各種不同的解釋，它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發展，絕對不是固定的。經學就是中華民族從遠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現象學、精神發展史，精神由開辟、發展，到壯大，支持著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這是精神的支柱。所以，我主張中國的詮釋學就是要通過對經典的詮釋，體現我的關懷，我的理解，使我整個人走進去，和古人對話，獲得思想和情懷的滋養，獲得同情的理解，然后“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寫出時代氣息，寫出自我的理解和精神。這才稱得上是哲學家。

我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利用詮釋學，我幾十年的學術經歷，著重詮釋兩個東西。一個是玄學，一個是《周易》。

本來我是要順著《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論》還有戰國時期這樣的一個詮釋傳統，來搞一個先秦的哲學，建立中國哲學的合法地位，我要解釋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必須從歷史上解釋，要找很多的材料。但是，我沒有完成這個想法，也沒有時間再去做這個事情了。回顧我的學術生涯，我對自己很不滿意，我的幾個基本觀點也不成體系，但我愿意將這些觀點拿來與大家探討，也希望后來人能夠在我的困惑和不成熟的思考中繼續前行。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體看法，大致有三個要點：

一，在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思想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它的整合性以及由此體現出的和諧精神。這是由中國特定的歷史選擇決定的。因此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宗族—宗法制度是研究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內在線索；

二，對中國文化源頭的研究，指出中國歷史的連續性，關鍵在于文化而不是政治。這種以宗族制度為依托的宗教文化，其發生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顓頊時代，此后歷經堯、舜、禹一直到夏商周三代，構成一個連續性的系列。雖有不同政治利益集團的相互抗爭，但又有對共同宗教感情和共同價值觀念的認同，這種文化認同能夠超越血緣種族的分歧，對不同政治集團的現實利益進行有效調節，發揮著整合功能。由于文化向心力大于政治上的離心力，中華民族方能雖平行而并進，雖多元而一體；

三，基于對中國歷史文化過程和源頭的研究，提出中國歷史社會在道統、政統、學統、俗統四要件的內在構成及有機運動中發展，其中道統與政統之間的合理張力是社會正常發展的關鍵。依據普遍性的價值原則進行文化整合，還是為維護個別集團利益實行權利整合，是中國歷史興衰的重要原因。

2002年我就退休了，但我沒有停止我的哲學研究，有幾本重要的專著都是退休后出版的。除了埋頭著書外，我同時希望能為年輕人做點什么，所以我經常去給北大的學生講課，看到年輕的學子朝氣蓬勃、求學日新的樣子，我很高興。（那些講稿經寇方墀女士整理，結集成為《哲學導論講記》，于2018年初出版了）

2014年，我84歲了，還在不斷地講課，12月8號，是我到北京大學最后一次講課，后來因為身體不好這兩年就沒有再去過。那次是北大嚴復論壇第六屆講座，我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在講座中，我從雅思貝斯提出的軸心時期說起，提出了中國哲學何以能夠從遠古走到現代這樣一個問題。我認為：這需要從中國哲學的起源與目標上尋找答案。中國哲學起源于夏商周三代豐富而深厚的宗教傳統和文化積累。夏商周以敬天法祖為主要特點的宗教文化傳統，賦予中國哲學以獨特的展開路徑、精神氣質和思想特征，而與古希臘、古印度哲學思想殊異。中國哲學的目標乃是自古及今哲人們所追尋、所關注的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集中體現于“橫渠四句”，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一種目標足以跨越古今。

2015年初，我身體出了些狀況，行動不再像以前那樣運動自如，但我的思考還在繼續。

這些年，除了對學術研究有一些心得外，在對《周易》的研究中，歷代易學家的品格氣象對我有很大的觸動和影響，拿宋代的易學來說，每個易學家自有不同的取向和不同的做法。比如歐陽修、司馬光、邵雍、蘇東坡，都有不同的取向。就我的取向來說，是什么呢?有些人我是佩服，但是我做不來。有些人我既不佩服也不想做。有些人和我的性情相投。我佩服兩個人：一個是邵雍，他有一個安樂窩，在安樂窩里頭研究他的《周易》，我佩服他有個安樂窩，我到現在一輩子都沒個安樂窩。還有蘇東坡，我喜歡他。通過研究《東坡易傳》，我才真正認識了蘇東坡這個人。以前只知道他多么瀟灑、曠達，其實他也有內在的苦悶，內在的矛盾不能解決。他把這些東西都集中寫在《東坡易傳》里頭去了。通過它我才知道《易傳》居然有這么豐富的內涵。而當我寫《周易現代解讀》寫到最后一卦未濟卦時，就有了一種說不出的惆悵和無奈，最后的結局竟然是未濟，多么令人心有不甘哪！正如清代龔自珍的一首詩所寫那樣：

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缺陷好。

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余情繞？

我覺得自己有許多想做的事沒有完成，一路努力向前，當走不動時，抬頭遠望，夕陽西斜，群峰縹緲……

我想起了五十歲之前那些不由自主的歲月，想起了五十歲之后的俯首耕耘。我是一個旅客，磕磕絆絆地走過了一生，卻最終沒有到達心中的站點。然而，我知道在我開始玄學研究時的感受一直伴隨著我，通過一輩子辛苦的探索，最后所達到的結局還是一個沒有完成的“逗號”，獨對夕陽，感慨萬端，我深深理解了歷代旅者共同的情結和感受。

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余情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