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柳鳴九，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

今年是梁宗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編者按：本文寫于2003年）。

他是我的老前輩，比我長三十多歲。建國后，他在廣州當教授，而我上完北大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按說，我是無緣與他相見相識的，但由于一次特別的機遇，我卻有幸與他有過一點交往。

1978年11月，全國外國文學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那不僅是“四人幫”垮臺后全國第一次這種性質這種主題的會議，而且，建國后就從無先例。那次會上有意識形態部門高層領導的大力支持，又有像“翰林院”這樣的國家重點單位出面張羅，官費富足，經濟基礎堅實，會議的議題又是如此重大而激動人心：總結建國后三十年的外國文學工作，討論今后的發展大計，并成立全國外國文學學會。硬件軟件一一具備，豈能不開成一個空前的盛會？

作為盛會，它聚集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學術文化界中從事外國文化工作的名家、“大儒”：馮至、朱光潛、季羨林、楊憲益、葉君健、卞之琳、李健吾、羅大岡、伍甫、趙蘿蕤、金克木、戈寶權、楊周翰、李賦寧、草嬰、辛未艾、趙瑞蕻、蔣路、樓適夷、綠原、王佐良，等等。還有一些文化出版界的權威人士，如吳巖、孫繩武；與人文學科研究有關的大學校長，如吳甫恒，以及一大批來自各研究機構、各大學院校、各文化單位的骨干精英與負責人。名流云集，濟濟一堂， 高朋滿座，竟有二百多人，就其名家聚集的密度而言，大概僅次于中國作家代表大會。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周揚、梅益、姜椿芳等人的參加，又增加了會議的官方色彩。

在這一片繁星閃爍之中，梁宗岱先生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個，盡管他從建國后在學術文化上就沒有什么“大動作”、“大聲響”，甚至可以說是相當沉寂。但大家都知道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就已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他精湛的譯詩技藝、他才華橫溢的文學評論，他雅美而靈致的詩章早已享譽中國文化界。

那時，我四十多歲，在學術權威如云、延安魯藝老革命戰士成班成排的本單位，我們這種年紀的都被為“年輕人”，意指“在思想上、業務上尚不成熟”也。我是作為“壯勞力”來參加廣州會的，一是要承當在全體大會上做一個重點發言的任務(這就是后來令一些“廟宇人士”側目而視、怒目而視的那篇批評日丹諾夫論斷的報告)，二是在小組中當會議記錄，會后再加以整理。因此，能自己支配的“業余”時間甚為有限，不可能較多地趨近與會的名流以討教，但我把我“業余時間”的大部分都用來“走近梁宗岱”，畢竟在我本人這個學科專業中，他是資格最老，技藝最精湛的一位大師，是我敬仰已久的一位前輩。

梁宗岱很好接近。他不擺出文化名家的派頭，他不端著學者名人的架子，更不像那種以“學界霸主”自命的人滿臉威嚴逼人，不像那種自認才學蓋世的人全身傲氣，叫人感到骨子里發冷。他長得人高馬大，嗓門粗，像個豪爽的東北佬，大大咧咧的，平易近人。按說，他跟我這樣一個學界晚輩素不相識，差距甚大，廣州會議期間兩人又不在同一個小組，更無人向他引見我，是我自己主動“湊上去”的，他滿可以只敷衍幾句，但他非常親切平和，非常熱情，主動營造出一種“一見如故”甚至是“自來熟”的氛圍，使你感到很是自在。他談興很高，說起話來似乎毫無遮攔，飲食、起居、健康之道、生活常識……無所不談，特別是關于他的制藥技藝與他的“藥酒”更是談個沒完沒了，有時會議間隙在過道碰見時，他還主動跟你說道說道。

他自稱，他正在全身心致力于中醫中藥研究，致力于研制能治百病的藥劑與藥酒，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中藥醫本來就是一個大領域、一大學問，談起來還有個完嗎？何況他是個心智豐富的人，在實踐中又有那么多的心得與體會，進展與經驗，他的話匣子一打開，你就洗耳恭聽吧，他講起來那么熱情、那么專注那么天真，天真得像一個迷戀某種游戲的“老頑童”。別說需要你插話接茬，增加他的談興，即使你想把他的話匣子關掉，你也很難做到。

他如此善談，可是，他偏偏不談文化與學術，不談會上討論的那些外國文學問題：經驗與現狀，前景與道路等等，總之，言不及義，言不及這個學界、這個行當的“義”。

說實話，像我這樣的后學，之所以懷著景仰之情接近他，是想從他那里聞一點本專業致學之道，在評研與譯介的真諦上獲若干啟迪，拾些許牙慧，還想得知一些學界、文壇過去的珍貴逸事。然而他卻絕口不談這些。當你問及請教時，他也予以回避，似乎已經橫下了這樣一個決心：“好漢不提當年勇”。因此，在廣州會議期間，我雖然走近了梁宗岱，直面了梁宗岱，真可謂近在咫尺，但實際上他卻隔我很遠很遠，他大講特講的藥劑與藥酒，我不大懂，實在也不感興趣，而我想談的、想知道的，他又絕對沒有興趣去談。于是，在學子后進的面前，那個在文化學術領域里實實在在的梁宗岱不見了，面前只有一個樂呵呵、和藹可親的制藥老漢，一個陌生的梁老頭，從他身上，你看不見當年他游學歐洲的瀟灑身影，看不見他與羅曼·羅蘭、瓦萊里等法蘭西文化大師“稱兄道弟”、平等交往的痕跡，察覺不到他譯象征主義名篇《水仙辭》的那種出神入化的功力，以及他把文學評論文章寫得那樣瀟灑而富于文采的本領……

不過，他也偶爾有“老夫聊發少年狂”的時候，那就是在會議期間，他把自己的情詩出示給走近他的年輕人傳閱。我記得是一些舊體詩，有一部分是填的詞，謄寫在紅格稿紙上，紙已經相當舊了，顯然是壓在抽屜已經有好久。我當時正忙于俗務，詩稿又只能在我手上傳閱幾個小時，因此，只來得及粗讀了一讀，如今只記得內容纏綿婉約，頗有李商隱之風，而如夢似幻的意境則又使人感到有象征主義的韻味。

那次盛會，全體大會上的學術發言，只安排了三個，將近一周的會議都是以小組討論的形式進行，我和梁先生不是同一個小組，一直未聽到他的發言，但聽其他組的人說，梁先生在小組會上也幾乎不發言，絕不對文學問題、文化問題發表意見。這一切使我當時就形成了很明確的印象：在這次會議上，梁先生大有超脫出世，看破紅塵的味道。如果當時我還有些不理解的話，后來我就理解了，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次遭到毒打，他辛辛苦苦譯出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與《浮士德》第一部的譯稿，竟被毀于一旦。一個身心遭受如此沉重打擊的七旬老人，傷痛哪能迅速痊愈？哪能在“四人幫”垮臺后不久的那次盛會上就滿腔熱情地討論外國文學工作的發展大計？及至我自己的經驗有長，吃了一塹之后，就更感到梁先生真可謂是“老馬識途”了，因為我自己不知深淺在全體大會上作了一個長篇發言，大批日丹諾夫論斷，對西方20世紀文學進行重新評價。事隔不久，麻煩就來了——在第二次全國外國文學工作的會上，我就被扣上了這樣一頂小帽子：“批判日丹諾夫就是要搞臭馬列主義”。

在藥酒問題上，雖然我在天真的梁老頭面前應聲附和與表示欽佩的話都是言不由衷的，但他卻以一片赤誠待我，他見我有些“少白頭”，就主動詢問我的睡眠情況，著重介紹了他的藥酒對神經衰弱有奇效，還曾邀我去他家中去看他的“制藥作坊”，但我沒有想辦法抽出時間去看。會議結束告別時，他又送了我一大瓶“藥酒”，叮囑我服完后還可以寫信去要。那其實是一瓶咖啡色的湯藥，但放了酒，據他說是為了保鮮防腐。我嘗的時候，覺得其味甘甜，口感很好。

據說，梁宗岱的藥劑藥酒研究始于四十年代中期，這似乎是他偶爾為之的“采菊東籬下”，他專心致力于斯，顯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晚年。他在廣州會議后五年就去世了，因此，我見到的可說是“藥酒時期”的梁宗岱。

最近，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梁宗岱文集》，收入的作品都是常綠常青的，具有持久文化價值與藝術生命。雖然梁宗岱在晚年絕口不談論自己的文學作為，但世人還是要談論他的，長久地、長久地談論他的業績，后人無法取代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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