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巨頭的繁榮

美國被公認為超級大國，在經濟、文化、工業等領域都處于全世界的領先地位。

美國有著“大篷車”社會的稱號，與歐洲的“堡壘”社會截然相反：美國人總是不停地遷徙，尋找新的機會，而歐洲人則建造堡壘來保護已有的財富。19 世紀下半葉，近2/3 的 30 歲以上的美國人曾跨越國界。相比之下，只有 1/4 的英國人走出了他們狹小的島國。

美國理所是培養企業家的沃土，相比其他地方，在這里更容易創立公司，并且如果你足夠幸運且意志堅定，還能將公司發展為商業巨頭。很多偉大的美國企業家都曾是無名之輩，但他們后來創建了商業帝國。在英國，偉大的企業家功成名就后便逐步減少業務并購買地產和貴族頭銜，而在美國，沒有比企業家更高等的貴族。

與此同時，美國曾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一路領先，這是實現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所必需的重要元素。公路和運河的修建為工業騰飛奠定了基礎，而且美國曾在建設現代鐵路和高速公路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美國還是首個以相對廉價的綜合國內航線覆蓋全國的國家。

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繁榮在于它認可毀滅是創造的必經之路。美國擁有全球最自由的破產法，它允許公司倒閉；全球最大的國內市場允許人們搬遷到合適的地方，獲得最豐厚的工作回報。美國能夠接受，在發展的進程中，不得不廢棄一些城鎮和關閉一些工廠。 

全球最具價值的公司前三名（蘋果、谷歌和微軟），以及排在第六位和第七位的亞馬遜和臉書都是美國的科技公司。美國公司為全球 61% 的社交媒體用戶及其 91% 的搜索量提供服務，而且它們發明的操作系統供全球 99% 的智能手機用戶使用。谷歌每天要處理多達 40 億次的搜索量。

此外，美國公司還控制著信息經濟的基礎設施。亞馬遜幾乎占據了云計算市場份額的 1/3，其云服務部門在 2017 年擴大了 50% 以上。

同時，美國占據了全球金融的制高點。在歐洲公司萎靡不振、亞洲雄心壯志的企業家舉步維艱時，華爾街投資銀行的全球市場份額已增至 50%。美國基金經理管理的全球資產從 10 年前的 44% 增至 55%。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抵押貸款證券這類最復雜的新型金融工具都是美國所創。

美國擁有世界 20 所頂尖大學中的 15 所、超過 60% 的全球風險資本存量。美國在全球專利中的份額已從里根當選總統時的 10% 增至現在的 20%。

除了技術和金融領域外，美國擁有數量最多的全球最佳公司：科氏工業集團、寶潔公司和強生公司可以匹敵世界上任何一家頂級公司。美國公司在經歷了 20 世紀 80—90 年代的大換血后變得更強大，并通過多輪裁員和重組精簡了機構。

如今，美國這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國家卻停滯不前。

地域流動性明顯下降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報告指出，過去 30 年來地域流動性一直在減弱。州際移民率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持續下降，當前的比例相比 1948—1971 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 51%。

普通美國人遷移到經濟熱點地區已經變得越來越難。現在，一個典型的紐約人把全美平均工資的約 84% 花在房租上。這使一個普通人不太可能從堪薩斯州搬去曼哈頓。在財富聚集的高地，房價也總是更高， 因為很多人都想住在那里。今天的這些創意之都同時也是“鄰避主義”之都，充斥著各種規則和限制，導致建造新房屋或創辦新企業變得更加困難。

向上晉升變得越來越困難：三位美聯儲經濟學家和他們在圣母大學的一名同事于2015 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幾十年來，人們換工作的頻率一直在持續下降。其中一個原因是，解雇員工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雇主一開始就不太傾向于貿然雇用他們。

喪失其標榜的拓荒精神

1850 年，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曾夸口道：“我們是世界的開拓者和先鋒，被派往無人涉足的荒野，在新世界中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今天，在這些拓荒者的后代中，大部分人因過于害怕失敗而不敢踏上任何新道路。

這個問題源于學校。2013 年，馬里蘭州的一個學區禁止大力推動兒童蕩秋千、把自制食品帶入學校和在校園里送生日聚會請柬等行為。這種現象在大學里依然可見，教授因“安全空間”和“觸發警告”發起指控。類似的情況在日常生活中也屢見不鮮。麥當勞把警告標志印在咖啡杯上，注明“小心熱飲燙嘴”。丘吉爾曾對他的同胞們說：“我們不曾跨越世紀，不曾漂洋過海，不曾翻山越嶺，不曾踏過草原，因為我們是一群‘一碰就碎的人’。”如今，訴訟、監管和教學方式的組合害得“一碰就碎的人”無處不在。

道路充滿荊棘

美國交通運輸方面的公共投資占 GDP 的比例從 20 世紀 60 年代的 2.3%下降至今天的 1.7% 左右，該值低于歐洲，并且遠低于中國。

道路坑洼不平，特別是東北部地區和加利福尼亞州。與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相比， 紐約的約翰·F. 肯尼迪國際機場簡直像個貧民窟；與中國的高鐵相比，美國的火車就是蹣跚的“老爺車”。

機場擁堵和航班延誤每年所造成的損失將近 220 億美元。美國 61.4 萬座橋梁中有 40% 的建筑年齡已超過 50 年，1/9 的橋梁存在結構缺陷。美國一半以上的船閘已使用超過 50 年，通過這些船閘的船只中有將近一半會出現延誤。電力變壓器已平均使用了 40 年。電力系統的布線過于陳舊，以至有時無法將剩余的電力從東北地區輸送到南方。 

21 世紀，材料技術和工程技術的進步讓我們能夠突破物理極限，見證一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偉大建筑。2008 年竣工的迪拜哈利法塔高 2 716 英尺，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迪拜還在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機場——迪拜世界中心，預計能容納 2 億多名乘客。2005 年竣工的東海大橋全長 20 英里，連接上海和洋山深水港，是世界上最長的橋梁之一，然而，中國人已經在規劃修建第二座大橋，以應對日益增長的交通流量。令人尷尬的是，這些工程奇跡幾乎很少發生在美國。

企業舉步維艱、喪失活力

美國人發現，相比上一代人，他們創辦新公司更加艱難，而且即使創辦了新公司也很難將其發展壯大。新公司在所有企業中的占比從 1978 年的 14.6% 下降至 2011 年的 8.3%，而倒閉企業的比例一直維持在 8%~10% 之間。

公司創辦比例的下降甚至蔓延至科技行業。新興技術公司的數量在2000 年達到峰值后就持續下降。首次公開發行的企業數量銳減——從20 世紀 90 年代的每年 547 家降至近期的每年 192 家。20 世紀 90 年代， 技術型企業家常常夢想讓公司上市，自己成為下一個比爾·蓋茨。現在，他們夢想把公司賣給一家科技巨頭。他們成了既定秩序的屈從者，而非大膽的革新者。

與此同時，最大規模的公司正在鞏固其對經濟制高點的控制權。蘋果、谷歌、亞馬遜和它們的同行主導著當今的經濟，正如美國鋼鐵公司、標準石油公司和西爾斯– 羅巴克公司曾一度主導羅斯福時代的經濟一樣。《財富》100 強企業收入在《財富》500 強企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 1994 年的 57% 增至 2013 年的 63%。

大公司的擴張和新公司創辦比例的下降意味著經濟變得更加集中。1997—2013 年，美國上市公司的數量幾乎減半，從 6797 家減至 3485 家。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公司創辦比例的下降并不一定表明企業家精神的消退：很多小公司都是跟風型企業，幻想著什么都不投入也能提高生產力。美國曾見證一些初創企業風起云涌，如微軟、亞馬遜和谷歌，它們致力于實現行業變革。成功的公司超越了競爭對手，才能獲取暫時的壟斷地位。它們把從暫時壟斷中獲得的超額利潤投入更多的研發中，以繼續在競爭中保持領先。

這些企業設有各種“高墻”和“護城河”來保護自己免受競爭威脅。這一點尤其適用于科技巨頭。它們利用網絡效應來主導市場：越多人使用你的網絡，這些網絡就變得越有價值。它們還利用便利性來排擠潛在的競爭對手，例如蘋果手機很容易和蘋果平板電腦搭配使用。在購買專利和起訴競爭對手侵犯專利時，他們表現得非常積極。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固化正在減緩創新在整個經濟中的傳播速度。反應迅速的追隨者總是在“竊取”你的機密并加以改進。這會讓領先的公司沒有安全感，但對整個社會是有利的，因為這意味著新思想在整個經濟中能夠迅速傳播。令人擔憂的是，好點子的傳播速度比過去更慢了。躋身前 5% 的精英公司被稱為“前沿公司”，和過去相比，它們能在更長的時間內保持領先地位，并提高其生產力， 而其余 95% 的公司則停滯不前。信息技術行業正孕育出一批“超級前沿公司”：與其他精英公司相比，前 2% 的信息技術公司的生產力已經有所提高。與此同時，技術傳播一直停滯不前的部分原因是前沿公司能聘請到頂尖的精英，并與最好的大學和咨詢公司建立聯系。

死于絕望

社會的病態導致大量失業，底層民眾飽受其苦。在某些地方，特別是曾經作為工業革命搖籃的地區，無業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斯克蘭頓，18 歲以上的人中有 41% 已經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在紐約州的錫拉丘茲，這一比例高達 42.4%。無業常常導致人們走向輕度犯罪和吸毒成癮的生活：鴉片制劑和冰毒的流行進一步縮短了人們的壽命，并加重了社會的病態。

文中圖片均來自unsplash

近年來最受關注的變化之一就是，過去主要與美國黑人有關的社會問題現在正向美國白人蔓延。普林斯頓大學的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和安妮·凱斯

（Anne Case）指出，事實上，美國白人工薪階層的預期壽命已經開始縮短，這種情況在工業革命以來首次出現。預期壽命的縮短是由于“死于絕望”人數的增加。毒品、與酒精相關的肝病和自殺在死亡原因中的占比正在上升，而心臟病和癌癥等“中年殺手”的占比在下降。

對這一切最合理的解釋是，由于高薪工作的消失和社會矛盾的積累，在經歷過 20 世紀 70 年代初的鼎盛期后，高中學歷的白人工人階層正在逐漸崩潰。在黃金時代，美國工薪階層可以期待穩定的生活和長期的進步。現在，他們正在被逐步邊緣化，隨著其健康狀況的惡化， 還會增加社會福利計劃的負擔。

本文綜編自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新作《繁榮與衰退》，中信出版集團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