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由于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整合，中央決定我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任黨組書記、副主任。重回中心，感謝組織的信任，也時常回想起那段難忘的歲月。

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畢業后，1988年底我正式分配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流通部工作。畢業前，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夢奎同志曾要我到他那里工作，林兆木同志當時是綜合組組長，我的師兄、好朋友郭樹清也在計委研究中心綜合組。由于孫尚清老師希望我到他身邊工作，我最后還是選擇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八年間我先后在市場流通部、市場經濟研究所和宏觀經濟研究部工作。

由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專門的咨詢研究機構，再加之自己正當盛年，中心八年是我學術生涯一段“豐產”時期。據不完全統計，1989-1995年，我共發表論文170余篇，撰寫、主編或參與撰寫的專著12部。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貨膨脹成因與治理、宏觀經濟分析、產業組織研究和計劃與市場關系四個方面。

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處在一個進一步明確改革方向的特殊時期。中國經濟改革重心從1984年轉入城市以后，改革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種漸進型的“雙軌制”。從宏觀管理體制看，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從所有制發展格局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為補充；從價格體系看，是以國家定價為主，市場定價為輔。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新的經濟運行機制。按照黨中央的要求，當時國家體改委等部門和經濟學界開始研究制定改革的總體方案，并形成了兩種主要思路：一是以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為中心的改革方案；二是以價格改革為主，配套進行財政、稅收、計劃等改革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經過一段時間的比選和討論，1988年年中，中央選擇了第二種方案，決定以“調放結合”方式推進“價格闖關”改革。由于種種原因，“價格闖關”改革尚未正式實施就帶來了商品“大搶購”和物價過快上漲，引發了持續數年的通貨膨脹。我一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流通部工作，便參與了通貨膨脹的研究與治理工作。市場流通部的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1985年與經濟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一起，整合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著名經濟學家馬洪同志。由于市場流通部的前身是價格研究中心，熟悉物價工作，便承擔起了這項研究任務。

具體負責人是時任中心黨組成員、市場流通部部長田源同志，部內參加人員還有王育琨、李由鵬、任興洲、陳共炎等同志。正是這一研究任務的需要，我的研究重點開始拓展到宏觀經濟領域，開始深入研究價格、貨幣等問題，并成為我一生都在關心和參與的研究題目。我對通貨膨脹成因和對策的研究持續了3年左右。1991年上半年，中心領導派我到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拉美通貨膨脹問題，回國后還在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才曉予和顧問楊魯同志的帶領下，到英國、意大利考察兩國的通脹治理經驗和教訓。在英國考察期間，由于原定承擔翻譯任務的同志患病，我被“趕鴨子上架”承擔了翻譯任務。盡管我知道這是勉為其難，好在剛從美國回來，又熟悉相關理論，大家還認為我翻譯得不錯。

這段時間，圍繞通貨膨脹成因和治理，共發表了11篇論文。比較重要的被收進《治理通貨膨脹的思路和對策》（田源、王育琨主編，我是主要作者之一，哈爾濱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中國通貨膨脹研究》（馬洪、高尚全主編，改革出版社1990年出版）。

由于黨中央、國務院及時采取控制總需求、保值儲蓄和暫停“價格闖關”，物價大幅上漲勢頭在1990年就得到了有效控制。消費價格指數由1988年的18.8%、1989年的18%，回落到1990年的3.1%。但是，隨著緊縮政策的實施，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也在回落。1988年GDP增長11.3%，1989年和1990年僅分別增長4.3%和4.1%。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也從治理通貨膨脹轉向防止國民經濟的緊縮，我研究工作的重點也同時轉向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與研究。這一研究興趣伴隨著我之后的所有工作經歷，成為一條30年不間斷研究的主線。特別是1995年1月，中心黨組調我到宏觀經濟研究部任部長，對經濟運行的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成為我當時的主要研究任務。1989年，在《財貿經濟》第6期發表了《緊縮效應和進一步緊縮的方向》，提出要堅持“緊中求變”的戰略，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尤其是科學的和強有力的調控手段，促進經濟結構在總量緊縮中優化。1990年在《財貿經濟》第11期發表《目前的經濟形勢及今后調整與改革的方向》，在《經濟研究》第5期與喬剛同志合寫《適當增加最終需求逐步消除市場疲軟》。1992年在《金融研究》第2期發表《1991年宏觀經濟運行留給我們的啟示和教訓》，在《財貿經濟》第4期發表《1991年中國的宏觀經濟與經濟政策》。這些文章對這一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從控制總需求轉向擴大總需求做了諸多理論的分析和政策建議。這里特別要提到《貨幣、貨幣主義與貨幣政策》這篇發表在《金融研究》1992年第11期上的文章。1992年8月，《金融研究》編輯部邀請部分經濟學家在甘肅蘭州召開了一次理論研討會，專題研究當時的經濟形勢和貨幣政策。我在會上提交了這篇論文，就我國儲蓄的性質定位、貨幣的內生與外生等重大金融問題發表了意見，認為居民儲蓄不只是消費剩余，也是一種金融資產，不會隨時成為“籠中虎”；中國貨幣的供給主要是內生的，貨幣供應只要是適度增長，就不要過分擔心。雖然我不是專門研究金融問題的專家，但這篇文章我認為是自己這一時期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學術性與實踐性結合得最好的論文，現在我也要求我的博士生們研讀這篇文章。

1989年，我申請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企業結構與市場組織研究。以此為契機，產業組織成為我的又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并獲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的申請還有一段令人難忘的插曲。應該是當年的七八月份，我從北京赴地處四川峨眉山的西南交通大學進行課題答辯。我在成都火車站轉車時，住在火車站旁一個賓館的三人間中，當我從公共浴室洗澡回來發現，我的錢包被人偷走了，只好打電話給紅光電子管廠的好朋友冉慧敏求助。她連忙趕到火車站，幫我買好成都到峨眉山的火車票，還給了我回北京的車票錢，關鍵時刻幫了一個大忙。2017年，已定居法國的慧敏好友攜女兒回國探親，我們還回憶了這段往事。

產業組織研究的理論架構是結構-行為-績效，即SCP分析框架。申請這一課題是我對企業行為研究的深化，我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研究是從所有制角度來分析企業行為的。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影響企業行為的因素還有市場的結構，即企業所處行業的競爭程度，行業中大多數企業行為的集合便構成了這個行業的運行績效，如創新力度、價格水平，甚至對消費者的態度。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產業組織研究也是產業結構研究的深化。通過產業組織研究，把微觀的企業行為與中觀的產業結構變動聯系起來了。由于有經費的支持，我組織了一個研究團隊，中心內部參加的有陳小洪同志，外部參加的有內貿部的侯云春等同志（我與侯云春同志后來成為經貿委同事）。圍繞這一研究領域，我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雜志發表論文十幾篇，主要的有《我國企業行為研究與現代產業組織理論》（《經濟研究》1991年第11期）、《中國行業集中度與行業績效》（《管理世界》1993年第1期）等。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我作為主筆撰寫出版了《結構與行為--中國產業組織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該書榮獲1994年第六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著作獎。該書的出版和獲獎，特別要感謝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梁晶女士。她不僅在該書編輯出版上花費了不少心血，在申請孫冶方獎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她的熱情、開朗和專業、投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說這一時期從事產業組織研究是前期企業行為研究和產業結構研究的深化和延伸，通貨膨脹成因與治理研究是單位工作職責的需要，那么1992年前后研究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則是中國改革大潮不斷深化對經濟理論工作者提出的時代要求。

1989年風波之后，一方面，由于控制通貨膨脹，經濟增速下滑較多；另一方面，由于各種原因，改革方向變得模糊，理論認識有所倒退，發展改革進程有些停滯。正是在這關鍵時刻，已88歲高齡的小平同志站在歷史潮頭，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毅然南巡，沿途就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要求有條件的地方經濟發展盡可能搞快一點，力爭過幾年上一個臺階；指出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點，敢于試驗，大膽地闖。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講話澄清了一些重大認識誤區，回答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重大問題，堅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航向，推動了改革開放又一個春天的到來。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1992年前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研究成為我的一項重要研究工作。期間除了撰寫和發表了相關的研究論文，有幾件工作還記憶猶新。

一是在馬洪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參加中央一老同志研究計劃與市場的研究小組。在中央籌備黨的十四大期間，這位老同志要求馬洪同志找幾個研究人員一起研究計劃與市場問題，我有幸參與了這項工作。這位老同志對計劃與市場的研究，經中央批準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并作為馬洪和孫尚清主編、喬剛和我副主編的《市場經濟與經濟計劃》一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代序。在這一研究過程中，我和喬仁毅同志作為助手，還協助時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馬洪同志撰寫出版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二是在馬洪同志的領導下，參與編寫《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干部培訓教材。1992年10月在京召開黨的十四大，江澤民總書記代表全黨正式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了使全黨的思想更好地統一到黨的十四大報告上，江澤民總書記1992年5月在中央黨校作了極其重要的報告，對統一全黨、全國思想界的認識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四大閉幕后，為了便于黨員領導干部更好地學習貫徹黨的十四大精神，為了全國上下更好地知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江澤民同志親自指示馬洪同志組織力量編寫一本干部讀本。接受中央任務后，馬洪同志很快組建起了寫作班子，編寫人員主要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同志，馬洪、孫尚清、佐牧、昌天啟、馬建堂、劉世錦是常務編輯組成員，馬洪、孫尚清同志總負責，佐牧同志具體牽頭。為集中精力開展工作，常務編輯組專門在萬壽賓館租了房子。在馬洪同志領導下，編輯組認真學習黨的十四大報告，全面搜集市場經濟的相關資料，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實踐要求和干部學習的方便，經反復討論和研究，決定書名叫《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問答形式通俗易懂地解釋和回答了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問題。江澤民總書記親自為該書作序，要求全黨為了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都要學習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這本干部學習讀物是由中心下屬的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的，后來多版多次印刷。《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版，既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的學習和普及，有助于提高廣大黨員干部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也為中國發展出版社創造了不小的經濟效益。

談到計劃與市場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我和賀曉東、陳實同志合著的《市場組織與政府干預》（海洋出版社1990年出版）這本著作。我們三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系1985級同學。畢業前后，我們商議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題，合作撰寫一本專著，并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海洋出版社盡管是國家海洋局下屬的一家專業出版社，但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出版了不少知名的經濟類圖書）。畢業后由于我們三人各奔東西，陳實去了海南，便由我和賀曉東牽頭，以陳實的博士論文部分內容為基礎，重新構思框架，最后由我統稿完成。該書比較早地（成書時間是1989年）研究了市場與政府的歷史與邏輯起源、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的長處與局限，以及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建議。該書對政府與市場的認識是比較清醒的，強調了市場不是萬能的，需要政府干預；但政府干預也不是萬能的，要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書中的諸多觀點現在讀來仍有價值。

首次在國研中心工作了八年，我先后在市場流通研究部、市場經濟研究所和宏觀經濟研究部工作，無論是咨詢研究，還是協調管理，都得到了不少中心領導，如馬洪、尚清、中一、百甫、楊魯、田源等同志的愛護、關懷，耳提面命；得到了許多同事，如泊溪、善同、興洲、英敏、仁雄、紅日、承惠、劉煊等同志的支持、幫助，同心協力。其中一些老領導已經作古，大部分也已退休。念茲在茲，不禁感慨良多，不勝唏噓！首次在中心工作的八年，正是我國開啟改革開放進程、國民經濟發展日新月異、社會面貌發生深刻變化的八年。在中心黨組的正確領導下，我們這些當時的“年輕人”（大部分是1985年畢業的碩士研究生）意氣風發，不負時代，投身改革洪流，熱愛咨詢事業。時隔多年，此情此景，仍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初次到中心30年后，有幸又回到中心工作，這是組織的厚愛，也是人生的際遇。我將和中心同志們一起，在歷任黨組出色工作的基礎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領中心工作，為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建設成為黨領導下的國際一流高端智庫而努力工作、鞠躬盡瘁、不懈奮斗。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本文首發于《中國經濟時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國研人的初心故事”欄目。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