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上海進入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新時代。

怎么看待“強制”，大家不一定意見一致。我個人的理解是，立法強制的是人的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人的行為本身。即政府強制的是，從你家庭交出來的垃圾，是分類好的、純凈的垃圾，至于怎么達到這個目的，政府不會強制。

對小區也一樣。法律強制的是，小區產出的垃圾，應該是分類好的、純凈的垃圾；至于怎么實現，每個小區有很多選擇空間。

依據這樣的理解，我們來看看，上海的垃圾分類“定時定點”原則，如何能比較好地實現。

作為專業人士，我們知道，定時定點是做好垃圾分類的重要手段，尤其對于大型社區，垃圾管理難度極大，不定時定點幾乎不可能成功。

即便如此，在我看來，上海推出的定時定點的辦法，也并非強制性方案，而是“推薦方案”或“倡導方案”。小區是否采納這個辦法，是有自由意志和選擇空間的。如果小區管理者認為，定時定點是做好垃圾分類的好方法，居民也同意這樣的方案，那么完全可以實行定時定點的制度。如果小區覺得自己有更好的辦法進行垃圾分類，不需要定時定點，那么小區也可以不選擇。

可是，為什么在上海出現了不少強制定時定點的做法呢？

首先，高層政府的政策要求，層層下沉到基層，在傳遞中，很多信息失真，導致一些倡導性要求變成強制性要求。

其次，垃圾分類任務下得很快，基層管理者缺乏開展垃圾分類的更好的辦法，工具箱里工具有限，選擇空間很小，只能上面給什么用什么，用成什么樣子也沒有預判，更沒有針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預案。

更多基層管理者把定時定點理解成必須推進的任務；而在做的過程中，又不遵循社區工作的基本方法，沒有征詢更多居民尤其是平時參與社區較少的年輕群體的意見，造成少數居民各種抱怨，抵觸情緒較重。

面對少數居民反感定時定點的狀況，解決方案一定要超越定時定點，回到“如何使交付給政府的垃圾是分類好的、純凈的”這個最原初的問題上。

最理想的狀況是：在小區里，居民們坐下來，重新討論垃圾分類。可能有居民說，每個家庭把自己的垃圾分好，小區的垃圾就純凈了。也會有人說，我不愿分，可以請別人來幫我分嗎？各種意見都會出來，小區居民要選出大家能接受的那種。

如果小區決定由每個居民自己做分類，那就面臨一個問題：必須要有人引導和監督居民的分類行為。誰來監督呢？如果小區能動員足夠的志愿者，即使小區點位很多，理論上也都監督得過來。如果小區找不出那么多志愿者，大家就要商量，如何減少監督的點位和時間，這個時候，“定時定點”或“減時減點”的命題就應運而生了。

這就是最佳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模型。在這種模型下，社區的各種公共問題，可以被廣泛地討論，被理性地分析，被合理地解決。

上海其實已有不少比較成功的案例。浦東新區的芳瀾苑，是一座有5座高樓的高端商品房小區，在前期跟開發商的溝通中，涌現出馬總、李總等一批德高望重的居民領袖。決定推動垃圾分類后，6月20日，小區召開了居民代表聽證會，大家提出兩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把小區地面垃圾桶全部撤除，只保留地下室的垃圾桶，第二種方案是撤除小區其他所有垃圾桶，只保留1個24小時開放的垃圾投放點。代表們在討論后提出，只設立一個點位的話，有的樓棟太遠，建議保留目前5個地面點位。但是，這么多點位，誰來監管呢？業主骨干立刻承諾“我們自己管”，居委書記表態，可以給予業主一周時間嘗試，如果做得不好，就需要撤除該點位的垃圾桶。但首先要撤除地庫的桶，以門棟為單位進行垃圾桶管理，代表也表示，自行招募志愿者，包干樓組工作。

7月8日，小區垃圾分類正式開始。第一天，骨干人員竟然從單位請了假在小區值班，督促居民的分類工作。芳瀾苑的工作就這樣推動起來了。當然，垃圾分類具體效果有待觀察，但芳瀾苑通過居民自我組織，自我選擇，確定了小區垃圾桶擺放地點和時間，并各自負責自己樓棟垃圾分類的效果。芳瀾苑這樣的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令人敬佩。

在為這樣積極探索實踐的社區叫好的同時，我們真心希望上海有越來越多這樣的小區出現。希望更多居民尤其是年輕人，進入垃圾分類這樣的社會議題中，提訴求，出建議，出方案，身體力行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同時，我們也希望基層管理者不斷提升自己發動組織社區的能力，有效動員和引導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推動上海基層治理能力持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