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發布的一項研究稱，與宣揚個人主義的美國人相比，信奉集體主義的中國人對競爭中的不道德手段更為警惕，也更傾向于將同伴表現出的友好行為解讀為“糖衣炮彈”。

論文作者認為，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實際上更有可能對群體成員保持警惕。

這篇論文很快在網上引發關注和討論。

有人認為，這是對中國集體主義的批判，有人認為這是戴著“有色眼鏡”的嘩眾取寵，還有人擔心類似研究會加劇種族和地域歧視，讓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偏見被“合理化”。

對于這些爭議，論文通訊作者、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管理學博士生劉詩通過“科學網”作出獨家回應。

論文的核心是一個叫做“群體內警惕”的概念。

群體內警惕：對群體中的同齡人，如同學和同事的社會警惕。這是一種預測群體內成員會對自己產生威脅的社會認知傾向。

在動物界，對捕食者警惕是非常普遍的行為。

但有趣的是，在人類的近親——靈長類動物中，很大一部分警惕性指向了同一社會群體中的同類，因為它們可能是競爭和攻擊的重要來源。

為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社會的群體內警惕，研究人員設計了3項研究。

研究1：“TA在面臨競爭時，會怎么做？”——比較美國和中國在職成年人的群體內警惕。

論文稱，之所以選擇美國人和中國人進行比較研究，是因為“有研究表明中國人比美國人更注重集體主義，而且在強調社會和諧方面，兩國差異尤其大。”

結果顯示，有62%的中國人和84%的美國人預測主人公會采取合乎道德的競爭手段，如“研究角色”“提高自己”。

20%的中國人和11%的美國人預測主人公會采取不道德的競爭手段，如“毒害他人”“與管理者發生性關系”。

此外還有18%的中國人和5%的美國人給出了游走在道德邊緣的灰色幻想，比如“成為領導的好朋友”。

值得注意的是，每個“小劇本”都有男主角版和女主角版，受試者會被隨機分到其中一個版本。主角的性別對結果沒有產生顯著影響。

結論1：

來自集體主義文化（中國）的人比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美國）的人有更大的群體內警惕

研究2：“你認為別人對你有威脅嗎？”——比較中國水稻種植區和小麥種植區的群體警惕性

研究2在研究1的“小劇本實驗”基礎上，增加了一些環節：評估受試者的道德感、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對競爭的認知。

結果發現，同樣是中國人，與來自小麥種植區的人相比，來自水稻種植區的人群體內警惕更強。

這篇論文研究的主題是集體主義文化對群體內警惕的影響，為何又牽扯到小麥和水稻上？

這里要提到最新論文的主要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學行為科學助理教授Thomas Talhelm和他著名的“大米理論”。

早在2014年，Thomas Talhelm曾在《科學》雜志上發表封面文章，指出水稻的種植模式使人更傾向于相互依賴，而小麥種植使人變得更加獨立。

也就是說，水稻種植區的人可能更具有“集體主義精神”。

結論2：

相比來自小麥種植區的人，水稻種植區的人同時具有更強的集體主義意識和更高的群體警惕性。

集體主義文化和群體警惕性之間的正相關，可能是由對競爭的敏感性介導的。

也就是說：集體主義越強→對群體內競爭越敏感→群體警惕性越強。

研究3：“他的好意是真是假？”——不同情境下的群體警惕性變化

研究3設計了一些關于同事友好行為的日常小插曲，比如提供幫助、邀請吃飯等。

但是這些行為同樣可以被理解成某種陰謀，比如假意幫忙修改文件，暗地里篡改文件內容；或者假裝熱情地請客，實際是為了灌醉對方等。

果然，一些受試者在問卷上“腦洞大開”。

一名受試者寫道：“亞當的朋友開始檢查項目，刪除了設計的一些部分……朋友還“不小心”把幾頁紙扔進了垃圾桶……他的朋友不希望看到亞當獲得成功和晉升。”

結論3：

在競爭關系不明確的情況下，有21%的中國人和4%的美國人將來自同伴或同事的友好表示視作“糖衣炮彈”“口蜜腹劍”。

在明確的雙贏情境下，中國人的群體內警惕性會顯著下降；而在明確的勝負競爭情境下，美國人的群體內警惕性會顯著上升。

論文指出，集體主義在強調緊密的社會關系時，也會產生一大副產品——內部競爭。因此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更可能對群體成員保持警惕。

這篇論文在PNAS上發表后，引發了熱烈討論。

代表性觀點包括：

1. 論文打破俗套，展示了集體主義文化在人際關系領域的復雜性。

2. 類似研究結論可能加深偏見，甚至加劇地域和種族歧視。

3. 這篇論文只能證明中國人確實比美國人更加猜疑，但無法證明這是由集體主義導致的。

4. 這項研究的一部分結論是建立在“大米理論”上的，而“大米理論”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理論。

對此，論文通訊作者向“科學網”作了獨家回應。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管理學博士劉詩：

我覺得本文的爭議主要在于對vigilance的理解。我們對vigilance的翻譯是“警惕”，取中國古話 “防人之心不可無” 里的“防人之心”。而一些社交網站上的翻譯是“猜疑”，這就招致了一些誤解。事實上，警惕不是一種過失，而是有其優勢的。

有研究表明，警惕一些對東方人是有好處的。2018年的一篇論文稱，警惕性高的日本人能更好地調節自己的行為，也更健康；但警惕性高的美國人并沒有得到這種好處。

我做這項研究的初衷，是通過了解文化，幫助人們過得更幸福快樂。

“科學網”也邀請到兩位未參與這項研究的專家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東華盛頓大學教授李寧：

我個人認為這項研究的方法和設計是合理的，也是巧妙的。可以商榷的地方是其樣本的選取并非隨機。比如，他們的第二項研究的樣本來自中國3所大學的400多位學生。因此，其結論是否具備可推廣性還有待檢驗。不過，這也算不上根本缺陷，在社科領域很難保證樣本的隨機性。

另外，我個人很希望看到類似的比較研究從中美比較擴展到更多的國家。比如，中日兩國都被認為是集體主義文化，其群體內警惕性有什么樣的差異？

對文化可能帶來的沖突的擔心，不能成為拒絕研究文化差異的理由。我們只有更好地研究文化差異，正確認識文化差異，才能采取合理的應對措施去避免文化差異帶來的沖突。

東南大學教授呂乃基：

我認為論文所涉及的3項研究，第一項相對較為靠譜，第二項實驗涉及的“大米理論”存在爭議；第三項實驗中，因受試者“腦洞大開”而缺乏邏輯一致性。可以認為，這些結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論文的關鍵詞“警惕”，隱含著對“人性惡”的疑慮。西方文化主要通過法治精神和契約精神防范人性之惡，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對他人高度警惕的必要性。

而在東方文化中，由于契約關系的缺乏，只能從心理上防備他人。“人心隔肚皮”“口蜜腹劍”，這些中國成語都表達了對他人的“警惕”。同樣，“親兄弟明算賬”“先小人后君子”等流傳至今的話語，則是集體主義氛圍下個人的維權措施。

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各有優點和弊病，探究問題并不一定就是“偏見”，更談不上用一篇研究論文將偏見“合理化”。

相關論文信息：

● 群體內警惕性論文：

www.pnas.org/cgi/doi/10.1073/pnas.1817588116

● 大米理論論文：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4/6184/603

● 反駁大米理論論文：

https://doi.org/10.1016/j.foodpol.2015.07.010

（原題為《PNAS論文稱中國人對同伴更警惕？作者獨家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