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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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衛斯理（1703-1791）是英國家喻戶曉的思想家、神學家、循道宗的創始人。他的弟弟查理·衛斯理與他并肩工作、相伴一生，也是杰出的布道家，基督教的“桂冠詩人”。

歷史學家J.H.普拉姆說：“（約翰）衛斯理本人是一個偉大而復雜的人物，是現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從某種程度上，他可與路德、列寧、甘地甚至拿破侖比肩。極少人有他那樣超凡的鼓舞人心的能力，更沒有人能將這種能力和組織管理的天賦完美結合在一起?！?/p>

不過讀衛斯理的生平傳記的印象，并不符合對我們通常對偉大的宗教革命者或社會革命家的想象：衛斯理兄弟在一生中似乎并沒有什么社會變革的宏大計劃，他們成年后直到去世前，全部時間精力都用于奔走英國各地的巡回布道、探訪監獄、工廠、幫助窮人中；對于他們那個時代最有歷史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事件，如廢奴運動、女性解放、北美殖民地獨立運動，他們的態度并不總是革命的?！靶l斯理憐憫被殖民的美國人民，但當他們與英國政府對立并尋求自由的時候，他卻變成了一個執拗的批評者。衛斯理遠不是一個革命派，他支持專制、反對民主，是一個公開的君主制擁戴者、一個決不妥協的保守派。”作為循道宗（Methodism）的創始人，他們也無意創立新宗派，相反，約翰·衛斯理認為自己一生都是英國國教圣公會的牧師，查理認為循道宗只是國教教會內部的一個更新運動，他的目的只是重新喚醒與培養英國人的信仰，但“在把真正的、嚴格遵照圣經的基督教重新帶回十八世紀的英國這件事情上，衛斯理比任何人做的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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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及美國，發生過四次基督教的“大覺醒運動”。約翰·衛斯理所帶動的循道宗是首次掀起的復興浪潮，所以它又被稱為第一次大覺醒（the First Awakening），成為后來美國人所謂的大覺醒的開始。大覺醒首先發軔于十八世紀的英國，有著政治、社會、宗教狀況的一般因素。十八世紀正是理性主義高漲的時期，啟蒙運動對基督教造成極大的沖擊。啟蒙運動對宗教的各種神秘因素皆抱持懷疑不信的態度，而自然神論的理性主義宗教觀此時頗為流行。自然神論者雖然相信上帝存在，但認為上帝在創造世界、為世界制定自然規律以后，便不再干預世界的發展；世界猶如一部由上帝上了發條的機器，啟動后便自行運作，毋須外力推動。另一方面，當時英國國教圣公會在經過長期的宗教紛爭，終于取得政治的權力和世俗影響力之后，徒剩儀式虛文，信仰極其荒涼冷淡，許多神職人員都非常松懈懶惰，講道毫無熱情。哲學家孟德斯鳩在1728年寫道：“在英國沒有宗教這一說，如果在社交場合提起這個話題，只會招來嘲笑?！?736年，約瑟夫·巴特勒主教評論說大部分人不再把基督教當回事，感嘆宗教對人心的影響一點一點消失殆盡。“我們這個年代可悲的特征就是雖然公開表示蔑視信仰的人只有一部分，但忽視信仰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普遍。”

18世紀后半葉正是英國工業革命全速發展的時期，但下層產業勞工的生活狀況卻十分糟糕。書中所描繪的十八世紀英國日常生活，也是衛斯理兄弟眼目所及的世界，處處晦暗悲慘，街上到處是泥濘、惡臭，城市里遍布酒館、妓院，監獄人滿為患。“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是個政治腐敗、道德混亂、法律缺失、宗教門派分立的社會”。由于社會風氣腐敗，社會矛盾尖銳，酗酒、賭博、暴力是普遍現象。威廉·賀加斯 （William Hogarth）所作的關于倫敦日常風氣的諷刺漫畫是當時英國社會的真實寫照：《金酒小巷》里的人們瘦脊、懶惰、漫不經心。畫面前方的女子甚至將她的孩子摔死，以便將孩子的衣服賣了換金酒。

從某種程度上，循道宗在英國取得的成功正是因為它回應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需要。工業化過程導致大量人員流動到大城市的工業中心，這些人就像我們今天的城市打工者一樣，因經濟狀況而被迫背井離鄉，他們與教會失去聯系，圣公會的教區制度也延伸不到這些城市游民。普拉姆評論說，循道宗幫助貧困者，“循道宗不是窮人的宗教，卻為窮人服務”。它的成員來自工薪階層或中下階級，特別集中在受那些甚少有圣公會教堂的新興工業城鎮。在那里他們無根無基，沒有任何機構可以滿足他們身體和靈魂的需要。循道宗給予他們社會認同感，幫助他們尋找生活目標并讓他們產生歸屬感，通過它的幫助，許多人得到提升，在其所在社區中擔當重要職責。如查爾斯·泰勒指出的，當移民、社會變化或階級沖突讓舊有教會對非精英階層倍感疏離和嚴峻時，這種自發產生的宗教團體就對他們獨具吸引力。泰勒在《世俗時代》中認為這種從精英主導的宗教中脫離出來，形成新的自愿聯合的宗教模式，構成了新教的“盎格魯”路徑，其原型就是衛斯理的循道宗，這類自由教會的增長改變了美國宗教的面貌。

包括神學家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1805-1872）在內的許多人認為，循道宗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的影響力是讓英格蘭避免步法國后塵爆發激進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拉塞爾·柯克爵士在《美國秩序的根基》中也轉述了這個觀點。雖然這一判斷在歷史學家看來過于簡單，顯得后見之明，但對衛斯理兄弟而言，社會的轉變只能通過基督信仰提供的救贖和靈魂重生改變人心而達成，而不是通過政治革命。針對英國國教提供的儀式化宗教和國教教會的死氣沉沉信仰，針對十八世紀下半葉趨于流行的世俗人文主義和自然神論，循道宗提供了超越階級的大愛和靈魂復興的解決之道。正如柯克爵士所說的，“盡管他們的目的是為靈魂提供秩序，而非為國家提供秩序，他們在英國和美國傳道的一個效果是，讓這些國家避免出現以狂熱政治面目示人的某種假宗教——這種情況出現在18世紀末的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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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斯理兄弟所喚起的福音運動既不是一場社會運動，也不是一種改革神學的運動，鐘馬田將循道宗定義為“一種實驗性和經驗性的宗教，一種生活方式”。 對他們來說宗教本質上是一種個人化的真實經驗，由此帶出強烈的對于認識上帝的渴望，對于赦罪、得救和重生的宗教情感的追求，以及一絲不茍地將信仰在生活中實踐出來，過一種“圣潔生活”的決心?！缎l斯理兄弟傳》講述了衛斯理兄弟生平重大事件中的許多生動細節，讓讀者得以一窺此種“清教徒”對于生活和信仰的嚴肅性。

其一，清教徒非常重視家庭教育對于孩子靈魂的塑造。衛斯理兄弟的父親是一個圣公會牧師，但家庭中卻有著強烈的清教徒氣氛。其母親蘇珊娜對他們施以嚴格教育的事跡廣為人知。蘇珊娜生了十九個孩子，八個夭亡，約翰是第十五個，查理是第十八個。雖然孩子眾多，蘇珊娜卻逐個地施以嚴格教育：孩子剛學會講話它便教他們背誦主禱文；她教育孩子要不折不扣地遵行大人囑咐，做某件事情之前都要先得到許可。衛斯理家的孩子相互稱呼必須冠以“弟兄”或“姐妹”；每天必須雷打不動地集中學習六個小時。她在一周里有一個晚上的時間單獨教導一個孩子，查理的這段特殊時間是周六，約翰的則是周四，這樣的單獨教導證明很有效果。有一次，塞繆爾聽說他的太太就同一件事跟一個孩子反復講過整整二十遍。這令他很詫異。問她為什么，她回答：“如果我滿足于講十九遍而停止，我會前功盡棄，因為真正起作用的是第二十遍?！彼智褰掏降牡赖掠^，認為不受約束的個人意志是所有罪和和痛苦的根源，必須通過教育和規訓來加以扭轉。

其二是清教徒對于嚴肅信仰生活的追求。衛斯理兄弟年輕時從不同的學校畢業后都進了牛津大學，一七二八年查理·衛斯理在牛津大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成立了圣潔會(The Holy Club)，在一起學習希臘文舊約，聚會禱告，以及救濟窮人，拜訪監獄。他們的“瘋狂熱情”遭到周圍人的批評非議，一度在牛津引發危機。約翰·衛斯理因幼時家中失火，他被人從燒著的房子中救出，日后他稱自己是“從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相信自己是為了上帝特別的目的而揀選的人，成年后他秉持一套嚴格的工作習慣，絕不浪費時間。每天四五點起床，每周舉行十五至十八場布道會，平均每年騎馬加乘馬車旅行四千至五千英里，同時還擠出時間編寫了成千的書籍、手冊、贊美詩，學校讀本、自選集。他通常騎馬出行的時候，松開韁繩，讓馬自行選擇最佳路線，他則在馬背上讀書。無論在哪兒，他能睡的時候就睡，能吃的時候就吃，從不被所謂的“晚餐著裝不妥、床鋪太硬、房間太差、被雨淋濕或路上揚塵”所困擾。無論白天還是夜晚的每一分鐘，約翰都安排了工作?！拔疑洗惨院笫且X的，而不是要說話?！蹦骋惶飚斠晃荒贻p人和他同住一個房間，希望占用衛斯理寶貴的休息時間來探討幾個難題，衛斯理是這么回應他的。有人曾問他，如何在這么短的時間完成這么多的工作，他回答：“弟兄，我一次只做一件事，并且全心全意做好它。”

其三，清教徒對宗教“情感”的重視。衛斯理帶動的覺醒運動的一個特點是不滿足于知道正統的教義或僅在頭腦中“相信”基督教的信條，而是渴求有活生生的“相信”的經驗。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真的知道、真的相信呢？這個悖論常常帶來信仰的深深挫敗感，甚至屬靈危機。在衛斯理兄弟第一次去美國佐治亞州傳教以失敗告終，1738年返回英國的船上，約翰·衛斯理就陷入懷疑自己信心的危機。他彼時想起他在來美國時的船上遭遇巨大風浪，一群來自德國的摩拉維亞兄弟會（當時德國的敬虔主義宗派）的信徒卻絲毫不驚慌，他好奇他們為何有如此堅定的信心?；氐接男l斯理立刻聯系了摩拉維亞兄弟會并受其影響。不久，衛斯理得到了改變他生命的經驗，成為基督教史上類似奧古斯丁花園皈依的一個著名回轉經歷：1738年5月24日晚，他本不情愿地去倫敦阿爾德斯蓋特街聽道，在有人讀了路德寫的《<羅馬書>序言》，突然，“我的心感到異常溫暖，而且我確實地知道，自己的罪得到了赦免?！睆哪菚r起，他開始到處傳道，圣公會的牧師反對他，不允許他在教堂里布道，于是他在露天布道，聲稱“世界是我的教區?！辈槔硪苍诖笾孪嗤瑫r期獲得了重生的經歷，此后靈感爆發，基于圣經創作了大量贊美詩。歷史學家威廉·萊基對此評論說：“幾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阿爾德斯蓋特街那個小聚會中發生的那一幕開啟了英國歷史的新時代?！?

約翰·衛斯理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盡你所能賺取，盡你所能節省，盡你所能奉獻?！保∕ake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今人會驚訝于這兩個出身普通的年輕人為何會對生命有如此的自省，會對歷史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其震撼的力量一直影響到百年后的中國?，F代人的生活總體上都是圍繞著感覺和便利來安排的，不過西方從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以來，另外奠定了一種基于信仰重整生命的精神形態，這種形態的回歸，仿佛特是為了挽救文明的頹勢。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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