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我們的英國間諜與任性妄為的小說家們之間，始終有著令人發狂，有時又頗為滑稽可笑的愛恨糾纏。英國間諜們就像小說家自身一樣，他們想要好的形象，想要無盡魅力，不過不要指望他們能夠忍受嘲笑，或是忍受那些負面評論。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不同風格的間諜小說家們，從厄斯金·柴德斯到威廉·勒丘和愛德華·菲利普斯·奧本海默，正是由他們激起了民眾反德的公憤。所以也可以公平地說，最初是他們幫助了秘密情報局的建立。在這之前，一位紳士本不應該去翻看屬于另外一位紳士的信件，即使事實上還是有不少紳士會這么去做。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小說家薩默塞特·毛姆將他筆下的英國秘密特工展現在了眾人面前，不過，根據大部分人的說法，這本小說并不是太出色。當溫斯頓·丘吉 爾控訴他這本《阿申登故事集》違反了《國家機密保護法》時， 正面臨著同性戀丑聞威脅的毛姆，燒毀了自己十四篇未出版的短篇小說，其余的作品也推遲至一九二八年后才得以出版。

小說家兼傳記作家，同時也是蘇格蘭民族運動支持者的康普頓·麥肯齊，就沒這么容易被嚇到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因傷病退役之后，他轉入了軍情六處，成了英國反情報組織在中立國希臘的主管頭頭。然而，他發現派給他的指令，還有他的上級經常都很荒謬，作為一名作家，他理所當然地把這些都拿來作為取笑的素材。一九三二年，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他遭到起訴，并被罰款一百英鎊。這主要是因為他那本帶有自傳性質的《希臘回憶錄》里事實上塞滿了駭人聽聞的輕率言行。不過他這次并沒有受到教訓，一年之后，他又借由另一本帶有諷刺意味的作品《腦子進水》來訴諸報復。我聽說，軍情五處麥肯齊的檔案里有一封寫給局長的信，措辭極其嚴厲，署名用的是英國情報局局長通 常會使用的綠色墨水：

“最糟糕之處在于，”局長對身在圣詹姆斯公園另一側的戰 友寫道，“麥肯齊揭露了情報局通訊專用的一些符號，有些目前仍在使用。”麥肯齊的亡靈要是知道這些。肯定會高興地搓起雙手。

不過，說起軍情六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叛徒，自然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屬。雖然我很懷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差點就跟麥肯齊一樣，要被送上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庭了。關于此事，我最喜歡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一段回憶，那時我在英國情報局最棒的餐廳里和軍情五處的一名律師一起喝咖啡。這名律師是個性情溫和、愛抽煙斗的家伙。不像一名官僚，反倒更像是家庭事務律師。但那天早上，他卻處于深深的焦慮中—他收到了《我們在哈瓦那的人》的樣書，已經讀了一半。當我開口說，我真嫉妒他的好運時，他卻嘆了口氣，搖了搖頭。他說，格林那個家伙肯定要被起訴了。格林利用戰時在軍情六處工作得來的工作經驗，精準描繪了英國大使館情報主管與外勤特工之間的關系，因此，格林一定會被關進大牢的。

“不過這真是本好書，”他抱怨道，“他媽的實在太好了，就是這樣才麻煩。”

我嘗試在報紙上搜尋格林被捕的消息，不過他始終逍遙法外。可能軍情五處的巨頭們最終決定一笑了之——這總比大呼小叫來得好。為了報答他們的寬容大度，格林二十年后送給他們一本《人性的因素》，書中描繪的他們，不僅僅是傻瓜，還是殺人兇手。不過，想必軍情六處已經提前警告過他了。在《人性的因素》前言里，他小心謹慎地向我們保證，他并沒有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掘地三尺找出一本早期版本的《我們在哈瓦那的人》，你也會發現同樣的免責聲明。

然而歷史證明，我們的罪孽最終都會被遺忘。麥肯齊最后獲封爵位，而格林則被頒發了功績勛章。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說里——”有個真誠的美國記者問 我，“您的一個角色說，如果他以前能夠寫作，就不會變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請您告訴我們，如果一開始沒能寫作，您會變成什么樣的人呢？”

在給這個危險的問題搜尋一個安全答案時，我心想，我們的情報組織是不是應該感謝感謝我們這些轉向文學界的叛徒。與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風血雨的方式相比，寫作簡直像小孩玩積木一樣人畜無害。有多少處境困難的間諜希望愛德華·斯諾登當初選擇去寫小說啊。

摘自《鴿子隧道》，約翰·勒卡雷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