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之前，所謂“租”不過就是使用土地、房屋這類不動產而支付的報酬；而今，像是過年時節“租”個男友、女友回家，支付報酬，也不是什么新鮮事。那么，同樣是“租”，租地和租人是否一樣呢？

“租”（rent），或者說“租金”，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一個經濟詞匯。但比較怪異的是，如果諸位讀者翻翻任意一本國內外標準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會發現教材中涉及“租”的內容很少，即便有，通常也解釋得相當簡略甚至是含糊其詞。相應地，大部分接受標準經濟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常常說不清道不明“租”到底是個什么東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這幾年來業界常常把“共享經濟”和“租賃”混為一談。

這篇文章是有關“租”的經濟學小史。

在經濟思想史上，人們對rent的思考由來已久。不過在19世紀之前，rent通常僅僅指“地租”，間或指“房租”，其意義比較狹隘。從17世紀英國學者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開始，學者們最為關心的問題就是地租——即使用土地的報酬——是如何決定的。當年休謨讀了斯密的《國富論》之后，就在寫給斯密的信件中指出：他有關地租的解釋是錯誤的。因為斯密一會兒說土地上產出物價格的高低決定了地租的高低，一會兒又說地租的高低會影響土地產出物價格的高低。可惜的是，休謨還未來得及說明他自己對于地租的理解，就去世了。

1815年，被稱為“現代地租理論元年”，標志著現代地租理論的誕生。因為在這一年中，四個人——李嘉圖、馬爾薩斯、托倫斯（Robert Torrens，英國軍官，后為國會議員，是19世紀英國第二次貨幣爭論中的領導人物）和韋斯特（Edward West，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后去印度擔任法官，不幸病故）——相繼各自獨立地發表了同一種地租理論，這就是級差地租理論。

現代地租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價格決定地租，不是地租決定價格。

舉個例子。假設土地有優劣之分，現在你在最優等土地上，投入100元，可以收獲200斤麥子；市場上麥子的價格是0.5元/斤。那么200斤麥子的收益就是100元，正好和成本相抵。此時沒有租金，差一些的土地也不會投入使用，因為只要100元投入下的麥子產量低于200斤，就會虧損。但是如果市場上麥子價格上漲，變成1元/斤，那情況就不一樣了。首先，次等土地會投入使用，比如另一塊地投入100元，產出只有100斤，但是現在也能做到收益與成本相當，因而耕種這塊地至少不會虧本；其次，對于最優等地而言，200斤麥子現在能賣得200元，扣除成本后還獲得了100元的盈余。這100元盈余歸誰所有？如果前期100元投入是資本和勞動投入，那么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其實都已經獲得了回報，這多出來的部分，只能歸于土地所有者，即李嘉圖所言的“使用了原有不可滅的土壤力，必須給地主一部分生產物”，這就是地租。

所以，只有當土地產出物價格上升，劣等土地投入使用，優等土地才會產生地租。隨著谷物價格的不斷上漲，越來越次等的土地逐步投入使用，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就相繼獲得了級差形式的地租，這就是級差地租。（前述例子是粗放耕種模式，如果隨著谷物價格上漲，在同一塊土地上不斷增加投入，那么就是集約耕種模式，級差地租的產生機制不變。）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級差地租的核心邏輯是存在多種生產要素的情形下，固定某種要素的投入（比如土地），不斷投入其他要素（資本或勞動），那么就可以解釋固定要素的價格（地租）是如何產生的。所以后來級差地租理論被用來分析其他生產要素的報酬。比如馬歇爾應用該理論來解釋固定資本的報酬，他稱之為“準租金”。而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現在被稱為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拉克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則更激進，應用級差地租理論解釋一切生產要素的報酬（固定資本要素的投入量，不斷增加勞動投入，可以計算得出資本的報酬；反之，則可以計算得出勞動的報酬），這就是邊際生產力理論的誕生，也就是如今寫入教科書中的廠商最優生產理論——要素的邊際產出等于其價格。

但是“租”的現實解釋力還遠不止如此，其還可以用于分析更為廣泛的社會現象，比如“尋租”（rent-seeking）。

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經濟學家圖洛克（Gordon Tullock），在發表于1967年的論文“關稅、壟斷和盜竊的福利成本”一文中提出了尋租理論——“尋租”這個詞匯，則是克魯格（Anne Osborn Krueger）于1974年開始使用的。不過一百多年前，法國最杰出的經濟學家薩伊（Jean-Baptiste Say）就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詳細描述了尋租現象。

按照目前流行的見解，尋租就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獲得壟斷性資源的利益，是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會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以及福利損失（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關尋租問題的工作論文，“尋租和內生性收入不平等”）。倘若給定適當的前提條件，這類觀點不算錯。但是，籠統地將“尋租”歸結為一種貪腐行為，只是毫無意義的價值判斷，并無助于我們真正了解尋租現象。

事實是，尋租是任何一個社會在轉型期都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光榮革命之后的英國，西進運動時期的美國，還有19世紀之后紛紛獨立的拉美國家，都存在大量的尋租行為。更重要的是，不同社會中尋租產生的結果完全不同，它既可以促使市場法治社會的形成，也能導致拉美經濟模式。所以，如果我們不清楚尋租的內在機制，就很難作出好壞優劣之判斷。

理解尋租，首先要弄清楚“租”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在19世紀之前，所謂“租”不過就是使用土地、房屋這類不動產而支付的報酬；而今，像是過年時節“租”個男友、女友回家，支付報酬，也不是什么新鮮事。那么，同樣是“租”，租地和租人是否一樣呢？

答案是“一樣”，因為這類行為都是為了使用某種“獨占權利”而支付報酬。土地、房屋的所有者對土地、房屋擁有獨占性的物權；同樣，個人對自己的身體也擁有獨占性的權利。正是這種權利上的獨占，或者用更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壟斷，才產生了“經濟租”（economic rent）：使用某種資源帶來的收益高于其機會成本，而給資源所有者帶來的回報。

因此，只要具備了某種排他性的獨占權利，即由法律、行政或者其他權力所賦予的壟斷能力，就有可能產生租（注意，只是“有可能” 而已，因為這是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像是“專利費”、出租車的“牌照費”等等，本質上都是“租”。

有讀者可能會立刻想到：這不就是教科書中說的“超額利潤”嗎？沒錯，租就是超額利潤，只不過和后者著眼于壟斷企業的收益相比，租更強調的是一種超過資源使用之機會成本的額外盈余。

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明白“尋租”的實質。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而言，尋租就是動用一切手段“尋找超額利潤”，這當然包括了非法手段。但是在我們指責尋租行為之前，先試著想象一下當一個社會從前現代世界向現代世界轉變，從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情形。此時，社會中絕大多數有價值的資源被特權人士所獨占，其潛在價值被國王、貴族或者政府所“窖藏”。倘若要讓這些資源真正得到利用，必須投入到市場過程中去，而能采取的方法，要么是天真地相信特權人士會放棄利益，要么就是不擇手段地從特權人士那里將資源“贖買”（賄賂）出來：這才是尋租的本質。

在此意義上，尋租不僅不是壞事，還是一件好事。這就是十多年前某位經濟學家提出“尋租有利論”的意思。毫無疑問，這樣的論點甫一提出肯定會招致非議。只不過，大多數對于“尋租有利論”的批評都沒有點出實質問題。因為就社會轉型問題而言，判斷尋租行為的好壞根本不是合不合法的問題，因為不存在這樣的司法制度。試想，在一個前市場經濟社會中，連基本的市場法規都不健全，所有尋利的行為都可以說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這完全取決于那些資源壟斷在誰手中。

“尋租有利論”的真正問題是，把資源從特權人士手中贖買出來后，經過市場過程產生的資源價值不一定會提升社會福利，因為此時有可能存在“租值耗散”（dissipation of rent）。

“租值耗散”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戈登（H. Scott Gordon）在1954年一篇有關漁業公共資源的文章中提出，是張五常老先生力推的概念之一。其核心含義就是流傳更廣的“公地悲劇”的另一種表述：一項權利界定不清的資源，其租值在邊際上會下降至零。公共魚塘、公海捕魚，這些是最為典型的例子，由于缺少實際的權利所有人，誰都可以任意捕撈，最終導致涸澤而漁，資源價值耗盡。

尋租就是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隨著資源逐步從特權者手中釋放出來，進入市場過程，但是相應的市場法規卻始終未能建立起來，無法確定資源的具體所有者，或者雖能確定所有權，但是并不能真正保障資源所有者的利益，那么這些資源創造出來的價值最終只能是被某些特定人士所瓜分，形成新的特權群體，而不能增進社會福祉。

所以，要使得尋租行為產生積極影響，就必須杜絕租值耗散現象的出現，即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是確定資源的具體所有者，并切實保障資源所有者的利益。這就是英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成功之處，也是拉美經濟的失敗之處。

（作者方欽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