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二十二》上映23個月后，導演郭柯被部分“慰安婦”子女公開討錢：靠“慰安婦”的名聲賺了錢，把錢拿給別人花，為什么？

2017年8月14日，《二十二》公映。這是中國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紀錄片”，導演郭柯與工作人員輾轉黑龍江、山西、湖北、廣西、海南拍攝。在拿到公映許可證后，該片曾因經費不足眾籌100余萬。演員張歆藝亦曾無息借款100萬。

上映首日，《二十二》票房破300萬；次日，突破1200萬；不到六天即破億。《二十二》成為中國首部票房過億的紀錄片。

導演郭柯曾公開稱，這部影片的意義大于票房，如果影片在扣除成本之外有盈利，將全部捐給上海師范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管理，用于這些老人未來的生活及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工作。“我不準備從中掙一分錢。除了成本，如果還有一些盈余的話，我想把它們花在這些老人身上，有多少捐多少”。

同年10月8日，@紀錄電影二十二 發布《捐款公示》，影片資助人張歆藝、導演郭柯、出品方四川光影深處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攝制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共同決定向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捐資10086003.95元，設立“慰安婦研究與援助”項目專項基金。其中顯示，郭柯捐出導演個人收益400萬元。

這份《捐款公示》特別注明，“2018新春探訪行（1月1日—15日）已將改善生活援助金送至影片中老人或家屬手中”。

正是這筆援助金掀起了波瀾。

多名“慰安婦”受害者家屬告訴紅星新聞，郭柯在山西錄制紀錄片期間，曾承諾，紀錄片如有盈利，將捐獻給受害者或其家屬。“啥時候上映的，我們不知道，也沒人通知我們。只知道賺了很多錢，郭柯沒有兌現承諾。”

紅星新聞了解到，向郭柯討錢者均為已去世受害者的家屬，在《二十二》中未上鏡。

但這些家屬稱，雖然大部分老人已去世，未直接在《二十二》中出現，但該片系“慰安婦”題材紀錄片，“她們都是‘慰安婦’，沒有她們的努力，就沒有這個題材。沒有這個題材哪有你的電影。主要是，電影賺錢了，有必要給其他受害者和家屬錢。拿我們母親的名聲賺錢，反而把錢給別人花。為什么？”

部分受害者家屬認為，1995年起，16位山西盂縣籍受害者千辛萬苦幾十次前往日本向日本政府索賠，“如果沒有16位受害者家屬子女的支持，索賠無從談起。沒有這個題材，哪有《二十二》？”

其中一人告訴紅星新聞，“今年3月，我才從其他人口中得知郭柯給上鏡受害者家屬錢，并叮囑他們，不要讓其他人知道”。

其實，在此之前，曾有多人已知曉此事，并且多次打電話向郭柯討錢，均被拒。

討錢的不止受害者家屬，還有張雙兵。《二十二》在山西拍攝期間，被稱為“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的張雙兵曾予協助。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張雙兵在山西盂縣任教時，就已著手調查被日軍侵害的山西籍受害者情況，先后核實127名受害者。多年來，他自費收集采訪山西多地“慰安婦”資料，協助發起對日本政府的訴訟，多次出席國際“慰安婦”會議。

張雙兵告訴紅星新聞，《二十二》在山西拍攝約半年，他曾多次參與錄制或幫忙，并出鏡，“忙了20多天，去北京參加首映時，他們給了2000元交通食宿費用，再沒給一分錢”。

“我覺得自己的勞動沒有得到尊重，”張雙兵稱，“是我翻開了歷史的舊賬，撬開了老人們的嘴巴，哪怕不給我那么多錢，一點辛苦費總該給吧。”

張雙兵告訴紅星新聞，因為他從中聯絡，所以部分受害者家屬以為郭柯將錢交給了他，被貪污了，“有的人和我要錢，我幾個月不能回家”。

7月8日，郭柯接受了紅星新聞的采訪。

據其稱，2018年1月，影片中出現的李愛連、曹黑毛、駢煥英、郝菊香、任蘭娥、李秀梅、張先兔、劉風孩、劉改連等9位山西老人，他都給了援助金，“或本人或直系親屬或養子養女，都簽了收條。影片頭尾葬禮中的老人張改香、陳林桃，2019年1月，將援助金給了家屬”。

郭柯告訴紅星新聞，除山西外，其他地方的、在影片中出現的受害者或家屬也已給了援助金，加上《二十二》影片頭尾的兩位老人，一共給24位老人或其家屬發了援助金。“我沒給張雙兵錢，更沒讓他將錢轉給其他受害者或家屬。”

郭柯稱，要錢的人并未在《二十二》內出現，“我拍攝時，這些老人已去世，我也沒見過他們的家屬。去年，他們不斷給我打電話，想法設法要錢。我只負責我拍到的、在影片中出現的老人或他們的家屬，他們曾給予我配合”。

郭柯告訴紅星新聞，未在影片內出現的受害者或家屬可通過合理途徑申請救助資金，比如向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提出書面申請。“未在影片中出現的人，未給予我配合的人，于情于理，我也不該給他們錢。”

據公開資料顯示，2019年4月1日，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發布《2018年度受贈資金使用情況》。其中顯示，2018年度，“慰安婦研究與救助項目”收入為878.67萬元，因“學科扶持”年度支出4.5萬元。

（原標題為《《二十二》票房過億！部分“慰安婦”子女向導演公開討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