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包豪斯100年，德國各地舉行隆重紀念活動。二戰前后，一眾德國建筑師流亡海外，令包豪斯在世界范圍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經過國際風格和戰后美國影響力的加持，在當下英語主導的主流學術話語中，包豪斯的盛名幾乎令其之外德國現代主義寂寂無聞。然而，當代德國建筑領域再也沒有出現一位舉世聞名的明星設計師，特別是戰后德國的現代主義建筑更是很少受到大眾的關注，人們對德國建筑和德國設計的理解僅限于“功能主義”“務實嚴謹”“工匠精神”這些碎片化的標簽。當今德國現代建筑所承載的“現代”品質究竟是什么？建筑師如何通過設計表達理性、秩序、對真實與自由的追求，又如何參與公共領域并承擔社會責任？

創立于德國漢堡，至今已走過五十四年歷程的馮·格康，瑪格及合伙人建筑師事務所（gmp）可以稱得上是理解德國戰后經濟發展、社會變革影響城市和建筑理念不可多得的樣本，也是一條進入德國戰后當代建筑語境的道路。

“籍籍無名”的“現代主義的另一種傳統”

事務所兩位創始合伙人所處的特殊時代和少年時期的經歷，對他們日后的職業生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曼哈德·馮·格康（Meinhard von Gerkan）1935年出生于納粹德國占領之下的拉脫維亞里加，二戰結束時成為了戰爭孤兒，逃離拉脫維亞，來到德國，先后輾轉于多個寄養家庭。

另一位合伙人，福爾克溫·瑪格（Volkwin Marg），1936年出生在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哲學家康德的故鄉，二戰后割讓給蘇聯，今天是俄羅斯的在東歐的“飛地”——加里寧格勒）一個自由開明的路德派新教家庭，父親是牧師。二戰期間，他跟隨家人逃離家鄉，又在柏林墻修建之前逃離了東德。50年代末，同在柏林工業大學建筑系學習的馮·格康和瑪格相遇，1965年，兩人白手起家在漢堡創立了事務所。

青年時期的曼哈德·馮·格康和福爾克溫·瑪格

20世紀五十年代，西德迎來復蘇，經濟快速增長，舉國大興土木。思想上，納粹統治結束之后的近二十年間，涌現了各種聲音，一方面清算、反思了納粹主義對現代主義的異化，另一方面對國際現代建筑協會（CIAM）以雅典憲章為代表的功能主義、機械美學為基礎的形式原則和教條化傾向進行了批判。

由于二戰前德國知識分子流亡，導致科學界學術話語權的轉移，如今在以英語寫就的建筑史中，在占據了主流話語的師承關系之外，另一條德國現代主義發展線索幾乎被人們所遺忘。在密斯·凡·德·羅、格羅皮烏斯、努特拉和柯布西耶這些被半神化的人物背后，雨果·哈靈、漢斯·夏隆、阿爾瓦·阿爾托以及更早的弗里茨·舒馬赫等等對德國現代主義產生深遠影響的大師，則在現代主義與傳統徹底決裂后淡出正統建筑史，從此籍籍無名。

曾擔任漢堡市城市建設規劃局局長的弗里茨·舒馬赫，既是建筑師、城市規劃師，市政規劃最高行政長官，同時是也是建筑教育家和博學家。他的建筑作品和規劃思想奠定了古老的漢薩貿易城市漢堡今日的格局和風貌，也對馮·格康和瑪格兩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樣作為德意志制造聯盟最初的奠基者、發起人之一，舒馬赫遠沒有他的同僚有名。當我們審視德國“現代主義的另一種傳統”時，弗里茨·舒馬赫其實成為了承前啟后的一條重要線索。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文化思想界處于一方面意圖回歸前現代的本源，另一方面同樣強烈地要求邁向現代化的困境之中。

舒馬赫并沒有以“先鋒”的方式成為某種反抗時代的力量，而是始終珍視19世紀德國城市市民階層的人文主義遺產，將一戰前“鄉土保護”運動、表現主義和從社會現實出發的新即物主義融匯在一起，以溫和理性的姿態，從歐洲建造文化傳統中汲取積淀，又從前衛中獲取時代語言，將規劃、園林、建造、造型藝術、社會政治形態和市民教育等學科整合成為整體塑造城市空間的方法和手段。

破碎，流離，割裂之后：回望德國的建造文化傳統,重建身份和秩序

馮·格康和瑪格年齡相近，共同經歷了二戰前后的動蕩和離亂。青年時期，東西分制兩種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對國家和民族認同造成了割裂，而兩德統一后的經濟繁榮也不免帶來了消費主義的盛行。外部世界始終紛亂無序，更令他們堅信，只有富有社會責任感、理性務實的設計建造，才能回應時代的吁求。在離經叛道的年代之后，應當回望德國的建造文化傳統，重建身份和秩序。

兩個躊躇滿志的年輕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而“綜合藝術”（Gesamtkunstwerk）、“整體性設計”以及“建筑作為藝術的社會化運用”這些關鍵概念始終引導著gmp的建筑實踐，從“場地”、“歷史”、“時代”、“功能”和“社會責任”等特定情況與命題出發進行設計，做善于完成不同設計任務的多面手。這樣的理念在事務所創立之初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并在未來的幾十年間由創始合伙人的學生——陸續加入事務所的合伙人們延續發展，為事務所帶來了更加長遠的社會認可和同行難以企及的成功。

gmp項目涵蓋范圍極為廣闊，從私人別墅、酒店、博物館、劇場及音樂廳、辦公樓、會展博覽中心、醫院，直到科研教育設施及交通建筑，工業建筑和總體規劃，再到家具和室內設計，均有涉及。正如1907年德意志制造聯盟成立之初提出的“從沙發靠墊到城市規劃”，將“藝術”（美學責任）與“社會化應用”（社會責任）結合，實現對生存空間形態的整體性塑造。

以問題為出發點的設計立場

回溯事務所創立初期，馮·格康誠懇直言：“最初幾年我們的設計思路都是從解決具體問題出發的！我們并沒有什么自創或繼承而來的教義或信條，也沒有按照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來建造，具體到每個項目所面臨的外部因素和設計目標之間的相互作用太過于復雜甚至相互矛盾。”

經歷了西德50年代經濟繁榮和兩德統一后90年代兩次建設大潮，gmp首先設計完成了大量滿足當時社會需要的學校、體育館、音樂廳、辦公和住宅建筑。柏林泰戈爾機場作為首創去中心化的駛入式機場獲得了巨大成功，為gmp帶來了更多參與重要交通建筑設計的機遇。

柏林泰格爾機場，去中心化概念

70年代初，泰格爾機場建成不久，襲擊機場的恐怖主義行為出現，民用航空行業結構和機場設計遭遇“范式轉換”，非中心化的檢查點分布結構不再適用。而現代機場也需要越來越多的零售空間實現自身盈利，捷徑式去中心化機場類型被中心化結構取代，gmp在90年代建成的漢堡和斯圖加特機場均為中心化機場，而即將建成的柏林·勃蘭登堡國際機場，機場主體建筑坐落在與東西向起飛跑道系統平行的中央軸線上，軸線構成整個機場的“脊柱”，連接主要交通干道，旅客會穿過一處“瓶頸”，在一個中心位置集中進行安全檢查。

80年代建成的漢堡漢薩購物商廊承載著建筑師對古典歐洲城市沿街零售店鋪形式的認同。商廊在現有街區肌理之上改造擴建而成，內部商鋪和餐飲設施均為單層沿走廊兩側分布。這是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通廊”，從幾個方向連接了市中心幾條主要街道，它是一條城市的捷徑，是充滿吸引力、優雅精致的休閑走廊，沒有惱人的噪音和令人眼花繚亂的廣告。它的建成被德國媒體譽為“內城空間的文藝復興”。而消費至上，資本和商業統治一切，往往也決定了建筑形式的今天，市中心的大型商場因其能夠提供更高的性價比，必然會淘汰沿街店鋪。2017年，有資本意圖收購漢薩商廊所在土地，并計劃將其拆除改建。消息公布之后，城市正式將其列入文物保護建筑清單，商廊將和其他歷史建筑一起，成為城市歷史身份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

成為歷史在一方面意味著一種形式的終結，但漢薩商廊所傳達的不僅是一種對古典的“鄉愁”，它承載著對城市商業空間公共性的人文主義思考。

漢堡漢薩商廊

還如柏林中央火車站，其內零售空間十分舒適，它們是火車站整體的一部分。作為歐洲最重要的鐵路交通樞紐，東西向與南北向列車線路在這里交匯。站臺的走向明確地強調出城市空間的布局，車站候車大廳中央，不同空間、不同方向上的交通線路交會處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開放的空間，零售空間作為附屬空間分散布置在各層之上，自然光線可以到達最底下的站臺，人們可以對火車站空間有良好的認知以及明確的方向定位。火車站本身實現了自治，商店都在其中。而反觀歐洲某些大型機場，人們身處于一座商場中，各處只有小標識引導人們到達登機口。

柏林中央火車站?Marcus Bredt

歷史遺產和場所精神

建筑命題與特定場所之間的對話還包括與歷史、傳統、經濟和政治的對話。建筑作為公共事務，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而戰后德國建筑領域中最重要的一個命題就是對歷史遺產的處理。

面對普魯士的遺產，納粹的遺產和東德的遺產，德國人長久受困于一種需要“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的心理狀態，對待歷史問題敏感多慮而小心翼翼。而城市中真實遺留下來的建筑遺產往往遭到粗暴和輕率的對待。最著名的例子不能不提位于柏林心臟的民主德國共和國宮。這座建成于1976年的現代主義建筑是當年傾全國之力打造的示范建筑，不僅是東德的議會大廈，還是極富活力的人民廣場。其內部設有劇院、保齡球場、特色餐廳和舞廳，建筑在落成后的第三天即對所有民眾開放，短短14年間來訪者達6000萬人次，數倍于東德全國人口。

民主德國共和國宮在巨變之前是風云際會的政治場所，同時也承載了東德普通民眾對于一個時代不可磨滅的記憶。 2008年，聯邦德國不顧前東德民眾反對，斥巨資拆除空置了16年的民主德國共和國宮，自此一個時代的記憶從柏林的大地上灰飛 煙滅。之后政府又撥出上億歐元的預算，在原址幾乎重建了毀于二戰的王城宮邸“柏林宮”，意在恢復普魯士時代的古都面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柏林宮”這座集建筑和藝術于一身的杰作也正是出于意識形態爭論從歷史中被抹除。這樣的例子在德國戰后重建中屢見不鮮，甚至有學者稱重建是對城市的二次破壞。

1936年建成的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承載著納粹時代沉重的歷史記憶，1974年世界杯足球賽之際，德國原本可以選擇新建一個球場，但最終選擇重建這座歷史的見證者，將其從內至外現代化升級，并保留朗馬克紀念堂，一個紀念陣亡納粹士兵的大廳。福爾克溫·瑪格對此評論道：“歷史不會因拆毀而被重寫，只有坦率面對，我們才能從陰影中走出來。”

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Heiner LEISKA

2000年起，gmp開始對體育場建筑進行修復，同時將其進行現代化改造，以滿足一個現代多功能體育場的需求。屋頂的形式與結構成為設計的關鍵點。出于對歷史的尊重，改建仍保留了體育場、馬拉松之門、五月塔樓和鐘塔間的軸線關系，同時將朗馬克紀念堂改造為一個展覽中心。懸挑鋼結構和半透明的張拉膜的使用，令屋面顯得尤為輕盈，有意識地脫離了厚重的歷史建筑之感。

而德雷斯頓文化宮的改建，建筑師面對的命題是文化遺產的保護性現代化翻修，同時在其中新建一座音樂廳。無論建筑本身，還是其作為重要政治、文化場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德累斯頓文化宮都是城市面貌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德雷斯頓文化宮?Christian Gahl / gmp Architekten

然而，兩德統一后，建筑作為客觀存在的實體，最容易被政治性解讀，一些東德現代主義建筑曾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工具，或寄托了對東德時代的懷念，導致兩德統一后，大量優秀的東德現代主義建筑被拆除。對于gmp的建筑師而言，德累斯頓文化宮改建及修繕任務背后的意義，在于如何將“文化宮”這一概念用建筑手法進行重新思考，如何在一座極具識別性的建筑之上處理全新的功能要求。

曾經的文化宮通過一個可以舉行多種活動的大型多功能廳來實現綜合性，但對于任何一種表演形式，多功能廳都無法提供最好的技術支持。而改建的思路則是根據不同功能設置專業的使用空間，使得多樣化的功能能夠滿足不同受眾群體的要求。演出、教育、娛樂等功能全天候輪替展開，以此實現這座老建筑的全面復興。

改建后的音樂廳成為德累斯頓愛樂樂團的駐地場所，一座中央圖書館和小劇場對新建筑實現了功能補充。而建筑內部的歷史面貌也得到了修復還原，建筑師對待重要歷史文物的態度，體現出他們尊重歷史賦予建筑的價值，并以此為出發點審慎地處理原有建筑和新建筑元素之間的關系。改建后的德累斯頓文化宮作為媒介承載了一個國家的兩種記憶，寓意著尊重與和解，以公共性和文化性彌合斷裂的民族記憶，實現城市的復興。

建筑師參與公共領域

如今gmp的兩位創世合伙人均已是耄耋之年，兩人曾在亞琛工業大學和不倫瑞克工業大學擔任教席，除設計之外，對建筑教育、建筑寫作和社會公共事務也付出了極大的熱情。2005年，兩人聯名獲頒德國建筑師聯合會（BDA）大獎。2009年兩人獲得了由德國聯邦總統頒發的聯邦十字勛章，以表彰在德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2016年兩人又獲得了德國建筑師聯合會（BDA）建造文化獎，自建造文化獎設立以來，這是建筑師首次獲此殊榮，往屆獲獎人多為政府規劃部門官員、社會學學者以及評論家。他們不僅用他們的建筑作品、也用他們在社會文化領域的作為塑造著城市和公共領域。

瑪格是最早從專業角度提出漢堡城市開發升級應充分利用其水岸優勢的建筑師和規劃者。1973年，瑪格受漢堡議會委托，做了關于漢堡水岸開發利用的咨詢報告《漢堡——水岸建造》。根據報告，由于港口和內城河岸區域產業結構的轉型，讓出大量土地可以規劃成為臨水的高品質城市居住生活空間，舊有的工業港池和交通內河水道則可規劃成休閑景觀，在漢堡內城區和港口區域之間建立連接，同時對易北河沿岸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體性景觀改造。

報告在漢堡政界和民間都產生了極大震動，直接導致了漢堡市政規劃政策的轉向。之前漢堡規劃沿用的還是1936年確立，以《雅典憲章》為指導的主張住宅、工作和休閑功能分離的思路，瑪格的報告第一次令漢堡城市管理者意識到漢堡豐富的水岸資源不僅保存著城市的場所精神，更可以創造出嶄新的居住辦公與自然景觀相結合的都市空間品質。

瑪格在1973年提出的連接老城中心和港口區域的提議，更被認為是世紀項目“港口新城”的誕生時刻。1996年，瑪格又受市政府委托，做了港口新城開發前期的可實施性規劃設計，“港口新城”得以正式立項。50年間，水岸建造的理念塑造了漢堡，gmp在其間完成了無數重要的里程碑式建筑，深切地參與了城市發展更新的進程。

漢堡港口新城可實施性研究方案 ，1997年?gmp

2007年，gmp成立基金會，致力于對青年人才的培養和對建筑、景觀建筑以及景觀保護領域的探索和研究。

2012年，基金會旗下建筑文化學院遷入改建翻修后的漢堡航海學校舊址大樓，這座新建筑運動時期的大樓正是在兩位合伙人的奔走呼吁下免于被拆除的命運。這些行為都是人們所言的“社會責任”。也正是如此，兩位建筑師在當今建筑話語圈與社會話語圈中均占一席之地。

過去54年間，每一次重大的時代變革、城市的更新、行業結構的轉型，gmp始終在場，從未缺席。在戰后的德國建筑領域，從沒有一間事務所如同gmp可以保持半個世紀穩定的發展并實現增長，始終保持所輸出設計的價值內在邏輯上的連續和自洽，不放棄對項目完成度的嚴苛要求，并始終以開放的姿態，與不同的時代、環境、文化保持對話，將堅守的價值和影響力傳播至德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

gmp于1999年中標了北京的德國學校項目，從而進入中國。二十年間，在中國建成了130多個項目，其中大部分項目是城市和地區地標性公共建筑，例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改建、上海臨港新城規劃、天津西站等等。中國過去二十幾年間的城市化進程和建筑行業發展，也為事務所在德國的實踐注入活力，同時帶來啟發和反思。

中國國家博物館?Christian Gahl

當代德國建筑師群像

gmp建筑師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德國當代建筑師的職業立場。相較于中國巨無霸式的設計院和大型設計集團，德國的建筑設計公司規模都很小，即使gmp這樣的行業領軍者在德國境內也僅有大約440名員工，大部分事務所常年保持在20人以內，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40%的設計事務所員工數目為2到4人，全德國僅有10%的事務所擁有10名以上員工。而事務所不論規模大小均都可以通過公平透明的競標機制贏得重要的項目。而事務所規模較小植根于地方可以更好的與地方文脈傳統建立聯系，并因各自不同的定位與專業方向在地域性的公共議題中實現更深度的參與。

相較于來自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北歐等國家明星建筑師，國際舞臺上很少見到德國建筑師的身影，盡管他們之間有很多人在專業界同樣享有盛譽、功成名就。相對于善于創造“奇觀”和“風格”的建筑師，德國建筑師們在職業教育中受到的訓練更加關注建筑的堅固耐久的品質，功能與結構內在邏輯的統一，對地方傳統與歷史風貌的辯證思維。

在全球化的今天，建筑師面對的設計任務將更加多元，客觀條件也將變得更加復雜。德國當代建筑師的實踐呈現了一種立場，回應時代要求同時冷靜面對外在世界的蠱惑。正像阿道夫·路斯所言：現代性是一種內在與外在的平衡，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應當忠實于內心，回歸真實。“真實性”不是憑空而來的，更不能被誰設想出來，它關于文化的由來，關乎源頭，要去接續。

（作者系旅德建筑學和城市規劃工程碩士，自由撰稿人、譯者、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