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廣州中山大學從石牌遷入河南康樂園，昔日嶺南大學變成“新中大”。原來分別任教于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商承祚與嶺南大學中文系的容庚從此共處康樂園31年，先后擔任中文系主任，共同創辦古文字研究室，甚至同住一樓（東南區一號，現“陳寅恪故居”），并稱“容商二老”。

容庚與商承祚相識于1922年，他們的關系持續一甲子，商承祚謂之“六十年老友”。然而他們友誼的主旋律中時而夾雜著不協調聲音，到晚年齟齬愈多，甚至有反目傳聞。容商二老在康樂園留下太多難以磨滅的痕跡——如他們為嶺南大學十所著名建筑所題匾額，如文科大樓內的古文字研究室和容庚商承祚先生紀念室。容商生前，他們的關系就被人津津樂道，直到如今，有關容商的話題在康樂園仍不絕如縷，時有聽聞。

對于容商關系，最有切身體會、最有發言權的，是他們的子女后人及友朋弟子。而他們本人留下的文字記載更有價值、更不容忽視。筆者整理《容庚北平日記》，對其中有關容商交往的記錄印象深刻。經統計，商承祚在《容庚北平日記》20年中共出現203次（一天中重復出現不計），數量僅次于容肇祖（三弟，337次）和于省吾（312次），而多于容妻徐度韋（170次），足可見兩人交往之頻繁，關系之親密。這些記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容庚南下前容商兩人關系，筆者略為排比，敷衍成篇，并提出容商關系晚年變調問題，以為讀者及研究者參考，且就正于方家。

北上求學 容商初識

《容庚北平日記》始于1925年1月1日。1月3日，日記中有“寄內子及錫永函”，這是商承祚第一次出現。容商初識于1922年夏天，因此有必要補述他倆相識經過及最初交往情形。

1922年夏歷五月，容庚北上求學，路過天津時拜訪羅振玉，商承祚正師從羅氏研習甲骨文，前往容庚下榻的客棧拜訪，兩人因此相識。商承祚晚年在《我與容希白》一文中回憶：“有一天，羅振玉老師告訴我：‘你有位廣東同鄉剛才來過，名叫容庚，字希白，東莞人，做過中學教師，他愛好銅器文字，編了一部《金文編》，是擴大吳清卿（大澂）《說文古籀補》之作，很好，現住泰安棧。’我一聽，高興極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聯系上了，又是同鄉，志趣相若，不易得。于是馬上打電話到客棧和他聯系，然后去拜訪他。希白初次北上，不諳北方話，我們傾談時同操粵語，真可謂他鄉遇故知，都非常的興奮。我們談家鄉的風物，談京津的見聞，談共同感興趣的甲骨文、金文，談古文字研究的計劃。”

容庚字希白，出生于1894年；商承祚字錫永，出生于1902年。容庚年長商承祚8歲。兩人相識緣于羅振玉，鄉情、鄉音和共同的志趣更使他們一見如故，友情迅速升溫。容庚在《金文編》序中也說：“十一年（農歷）五月，與家弟北游京師，謁羅振玉先生于天津，以所著《金文編》初稿請正，辱其獎借，勖以印行，未敢自信也。時羅先生之子福頤有《古璽漢印文字徵》之作，其弟子商承祚成《殷虛文字類編》，與余不謀而合。”他在《甲骨學概況》中又說：“初余訪羅振玉先生而歸旅舍，忽有電話至，余甚驚訝，詢之，則羅氏弟子商承祚也。承祚從羅氏撰集《殷虛文字類編》，聞余有《金文編》之作，志趣相若，故亟謀一面。”

同年秋，容庚得羅振玉介紹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夙愿以償，喜出望外。1923年春，容庚致函商承祚，商氏復函稱“近因趕寫《殷文》，致忘作復，頃理積書，始發見尊緘，健忘抑何可笑”，又稱自己《殷墟文字類編》“已書十四卷，如釋重負”，并轉達羅先生對《金文編》古器考所定目次的意見。此函容庚生前一直保存著，現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當為容商友誼最早的文字和實物見證。

1924年2月14日，容庚與商承祚、容肇祖訪顧頡剛。顧頡剛日記：“錫永、希白、元胎來……錫永與容氏兄弟，皆今之少年金石家也。”經容庚介紹，商承祚亦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商承祚在《我與容希白》中：“希白北來，耳目一新，不愿南返，后經羅先生介紹，進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當研究生，因初創，只有他一人，勸我也入學，免得孤單，后來我也去了（但未畢業），我們又成了名副其實的同學。”但那一次商承祚赴京應該只是短暫逗留，因為同日顧頡剛致容庚手札中有“錫永兄想已回津，得晤面，甚快”之語。

離多聚少 鴻雁傳書

如果以1952年為界將容商關系分為前后30年，則后30年他倆同行同事，朝夕相處，而前30年離多聚少，鴻雁傳書。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北京師大等校任教，1932年4月，顧頡剛致容庚函稱“錫永師大之事總非辦法，聞中山大學劉奇峰已走，現由陳鐘凡任文學院長。錫永如肯回粵，可函聞野鶴君詢之”，可見商承祚在師大任教是臨時性質。1934年，商承祚離平南下，任南京金陵大學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容商二人同處北平時常過往的時間只有4年，在此前后，他們除了偶爾互訪（如商承祚來平，容商歡聚；容庚南下探親，順道在南京或廣州拜訪商承祚）外，大多以書信方式聯系。

商承祚離開北京大學，1925年任南京東南大學講師，與《容庚北平日記》起始時間基本吻合。容庚是年通訊錄記有商承祚地址——南京北塘子巷。從日記記載看，僅1925年上半年，容商往來函件即達20多通。而這些函件多未留存，令人惋息。日記多未記函件內容，但有兩個細節很可玩味：

一是商承祚結婚事。2月3日，容庚收到羅君美來信，同日寄商承祚信。君美在信中告訴他：“錫永于1月31日（正月初八）在六合縣舉行結婚，通信由六合縣東門內孫宅轉交。”

二是容庚為商承祚寄贈資料及雙鉤碑銘：3月14日，“寄商錫永信，坿贈漢石經殘石拓片兩紙；4月11日，為商錫永雙鉤《西狹頌》、《韓仁銘》、《尹宙碑》、《孔宙碑》、《尚博碑》篆額五種；13日，“雙鉤《景君碑》、《樊敏碑》篆額兩種”；15日，“摹蘇君神道并前所鉤篆額，寄商錫永”；23日，“臨秦公敦一過，寄錫永”。5月2日，容庚“接錫永信，并贈二大筆”。商承祚贈筆，可能與容庚為其臨摹碑帖有因果關系。

是年暑假，容庚南返探親，隨后偕母親從廣州乘船北上，經上海、杭州等地，沿途旅游觀光。9月3日晨抵達南京下關，下午“訪商錫永，乘馬車游明陵、秀山公園、莫愁湖”。這是兩人在日記中第一次見面。4日，“與錫永往各書肆購書”；5日，“錫永與其舅孫雨廷來，與母親同往游秦淮河”；6日，容庚母子早“六時乘馬車往車站，錫永送行”。雖然只是寥寥數筆，字里行間仍流露出數年間兩人結下的深厚友誼。

此后兩人仍然書信聯絡不斷，互尋資料，互贈著作。如容庚代商購《長安獲古編》、《陶齋藏石記》、《金石叢書》等，商承祚贈容庚《石文編》、《殷虛書契類編》。容庚還曾代商承祚在成興齋購棉連紙。

1926年容庚《金文編》問世，曾寄贈商承祚并請其代售。他作為教材的《文字學講義》印行后，也曾寄贈商氏。年底他統計《金文編》贈售情況，售出的82部中，商承祚即占8部，可見其推廣之得力。

商承祚在《我與容希白》中說：“在京聚首數年后，我又于1933年南下，任職于金陵大學。”1933應為1934年之誤，1934年9月5日容庚日記：“飯后至史語所。五時至泰豐樓，公宴商錫永、戴家祥、吳其昌，送行。”1935年初，容庚與唐蘭受教育部委托南下考察送展倫敦博覽會青銅器，1月16日抵達南京，“八時至浦口，頭乘船至下關。寓中央飯店。訪容大塊、商錫永”。

廠甸淘寶 力持異議

容庚畢生以研究青銅器及其銘文文字為志職，他的青銅器研究與收藏實踐難以割離，《容庚北平日記》對收藏多有記述，他曾將自家藏器著錄成《頌齋吉金錄》及續錄。1928年4月28日，他在日記中說：“余向不入古玩鋪之門，以囊中羞澀，愛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這一天他與燕京大學會計主任范天祥、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逛琉璃廠，在尊古齋以50元購得昜兒鼎，以8元購得三羊鏡和得志小璽。這是他購藏青銅器之始，有趣的是，這一天的淘寶歷程也與商承祚有關，1929年2月，他以160元將此昜兒鼎售與商承祚。

商承祚出身名門望族，早年從羅振玉研習甲骨文字，同樣熱衷于古物收藏。

1929年2月9日晚10時，容庚接到商承祚電話，得知其已來北平，住在施家胡同北京旅館。第二天一早，容庚進城往北京旅館，老友暌別多年，相見分外親切，他們一同逛廠甸，然后在賓宴春聚餐，他當晚也住在北京旅館，繼續未竟的話題。他倆之外，尚有關藻卿。當天日記載：“與錫永同來者為關藻卿，乃錫永之學生，挾資購古物甚夥。人頗豪爽，收藏而兼販賣者也。”

關寸草（1903—1948），原名關報，一名關善，字藻卿、藻新、春雷、寸草、春草，以字行，所居曰益齋，又名南越木刻齋。廣東南海人，富收藏，以鑒別古瓷馳名廣東、上海。所藏古璽印極富，馬國權在《廣東印人傳》中說：“近世粵人藏古璽印之富，春草幾與商契齋（承祚）相埒。”其所藏金石古器中，著名者除南越木刻外，尚有南越古冢之銅鏡、玉腰帶版、殷墟的甲骨、商周秦漢之陶泥磚瓦金石，宋鈞窯、汝窯瓷器及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等。

商承祚1927年應顧頡剛之邀，任中山大學史學系和籌備中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教授，年僅26歲。關寸草是他學生，但只比他小2歲。容庚稱關寸草“挾資購古物甚夥”，可見其應為富家子弟出身。

11日上午，容庚陪同商承祚、關寸草往大泉山房看造像，他推測：“錫永之來，蓋專為此。”他們當天下午一同前往海甸容庚家中觀看藏品，傍晚又一同進城，商承祚在西車站食堂請晚餐。

回到旅館，他們接到大泉山房高少木回信：造象四尊索價萬金。商承祚與關寸草商議準備還價至七八千即可接受，但容庚力持異議，謂如此還價他不愿同去負此責任。最后商定還價至五千。

12日上午九時，一行三人開往大泉山房。容庚日記：“商等于還價事吶吶不能出口，由余代還價五千。”對方當然沒有馬上接受。中午由容庚出面請商、關及高少木、周希丁在擷英西菜館吃飯，餐畢一同游廠甸。當晚高少木請洗澡，“答允所還之價”。商承祚、關寸草十分激動，于是“再購造象柱二、佛象四，共六千四百元，并請擷英晚餐”。

與商、關二人同游數日，容庚收獲也很大，他在大泉山房購銅鏡二價20元；匋尊一價5元，腹內有“作尊”二字；在式古齋購兵器六價20元；銅鐃一20元；姚師臣、徐錦江、王懿榮等金扇面四頁，5元。其間，他還將前購之昜兒鼎售與商承祚，價160元；匋尊照原價5元出讓；出售在古光閣所購之父丁爵與關寸草，價100元。

3月6日，容庚聽許地山說，輯古齋有唐畫佛象四幅，遂往觀之，該店索價1600元。他到式古齋見商承祚、關寸草，晚上商請晚飯于春華樓，估計曾談論畫象事。7日，他們一早往輯古齋，購敦煌所出唐畫象四幅，小造象一。容庚請商、關二人在春華樓早飯。12日，關寸草購一彝，甚佳，價700元。

商承祚致容庚手札（現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有謂：“弟計去歲北行一次，虧空二千金，至今尚未了債。好古者多癡子，兄亦可稱道友矣。寸草因為生計所迫，與人合資開一古玩店，以西人為目的，字、畫、瓷為大宗，下月即可開幕。”此札未署年月僅署“廿四日”，應作于此次廠甸購物之后。

那一批佛造像，大眾山房出價萬金，因容庚力持異議以五千成交，也是天文數字。它們究竟是何材質，是何年代作品？容庚日記并無詳細交待，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關寸草1948年客死申江，英年早逝，他在粵、滬兩地的藏品均已散佚，包括其所藏南越木刻，不知是否包括這批佛造像。

“商氏吉金” 見證友情

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這一年，容庚只有零星日記，所以未見商承祚初到北平情形，僅于12月收支表中有“錫永書48元”之記載。無疑，這一段時間容商二人會時常見面，商承祚在《我與容希白》一文中說：“每次到清華授第一堂課，必于前夕下榻希自家，得以研討學問，或欣賞其所得的古器物，對該器真偽之見，時有分歧，乃至高聲辯論，各不相下。”

1931年1月，《武英殿彝器圖錄》出版，12日，容庚交趙斐云轉北平圖書館一部、商錫永一部。16日，“一時商錫永來”，當晚住容庚家，次日他們一同進城，逛琉璃廠購物。23日，“一時商錫永來”。

13日，“一時商錫永來，代領史語所薪五十元，并交羅君美款百二十元”，當晚仍宿容庚家，容庚“與錫永談至十一時半乃寢”。2月20日，商承祚、徐中舒、浦江清來燕京大學容宅相聚，飯后商承祚、徐中舒留宿家中。次日，星期六，故都北平春明景和，容庚與徐中舒一同進城，先后拜訪傅斯年、胡適，并往琉璃廠購物。

商承祚在清華兼課，一直住在燕東園24號容庚家中。商承祚住城內，容庚進城未返，多住東莞會館，偶爾也住傅斯年家。如，1931年1月24日，容庚進城到琉璃廠購物后，晚住靜心齋史語所傅斯年家中，“商錫永先在，徐中舒亦來”。2月1日，容庚“到式古齋會商錫永，同往古玩鋪，在雅文齋購一鼎，價25元未付。在大古山房購父丁爵一價150元；壽萬年鏡一價25元；又唐鏡一價5元；穿帶印一價2元。還舊欠軸頭一1元；矛一2元。共185元。”當晚大泉山房掌柜在春華樓請客，容庚仍回傅斯年家宿，“錫永十一時乃去”。

容庚1931年通訊錄記商錫永地址為“東城東板橋二度橋”，1932年始有在商承祚家借宿記錄。3月26日，晚“十時往周季木家，觀新得彝器八，價千元，以陳侯午敦為至佳。二時許至錫永家宿”。6月1日，“十二時在商錫永家宿”。

商承祚在《我與容希白》中說：“1932年春，我在天津從讀羅師之時，希白由京來訪，寓我家，每長談至深夜。一日，一覺醒來，發現希白已在我室刻好一方朱文‘商氏吉金’的小印，章法布局勻稱，刀法古樸，實屬佳構，邊款為‘廿一年一月容庚制’。我異常寶愛，帶著它到南京、屯溪、長沙、重慶、貴陽、成都，又帶著它回廣州，直至今日珍藏著，也是我喜用印之一。”

這一方“商氏吉金” 印，商承祚珍藏半個多世紀，的確是容商友誼的最有力見證，相信他寫作此文時手邊還拿著這方印。因為邊款刻有“廿一年一月”，所以時間——1932年春無誤，但地點卻出現偏差——不是在商承祚家，更不是在天津。對此，容庚日記有明確記載：1月15日，“商錫永來”，“為吳梅刻名印，為錫永刻‘商氏吉金’印”。

《我與容希白》一文中還有一處誤記，是時間錯誤。抗戰爆發后，“當我在西南見到希白主編的抗日救國宣傳小報《火把》，要把革命的火燒得更旺，欽佩之余，大大激起我抗日救國的熱忱”。《火把》創刊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主編是學生吳世昌，容庚只是有力支持者。當時商承祚尚在北平，他寫此文時將“九一八”誤為“七七”，時間提前6年。1932年2月21日，容庚日記有“交《答張蔭麟書》與吳世昌登《火把》”之記載。

容庚與羅復堪的交往始于30年代初，北平淪陷后更為頻密，而他最早拜訪羅氏即有商承祚陪伴。1932年5月22日容庚日記：“八時許與錫永、海波往訪羅敷盦，留飯。”

容商辯難 樂此不疲

1929年2月，《寶蘊樓彝器圖錄》印行，是年底容庚附記該書名單：“商錫永六部”，估計贈送1部、代售5部。商承祚讀此圖錄，認為有些器物時代可疑，遂作《評寶蘊樓彝器圖錄》一文寄容庚，容庚讀后寄還原文，并附《答商承祚先生評寶蘊樓彝器圖錄》，商承祚作跋后一并刊登于《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百年紀念號》。在別人看來他們可能是“死對頭”，但商承祚說，“殊不知我們是知己摯友，情誼非同一般，才會這樣做”。

容商辯難始于青銅器，是形諸文字的學術爭辯。次年秋商承祚任教北平，他們時相往還，朝夕相處，關于器物真偽問題的口頭討論更多。商承祚在《我與容希白》一文中說：“希白于古文字研究造詣頗深，我不及他；而于辨偽鑒別則他不如我。我初購銅器，每受沽人之欺，經過不斷研究，日有所得，希白是無切身之痛的。我謂偽，他謂真，各不相讓時，希白事后卻認真考慮研究，并不固執己見。此亦希白優點之所在。”

商氏所言“辨偽鑒別他不如我”，容庚可能未必同意。金文和青銅器是容庚的專長，他也有過“受沽人之欺”的經歷，且他兼任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于廠肆之外觀看摩挲過無數皇家藏器。陳英杰在《容庚青銅器學》中說：“容老在各種著作中辨別商周秦漢疑偽之作千件左右，集歷代銅器辨偽成果之大成，代表了20世紀40年代青銅器辨偽的最高水平。”

商承祚在該文中說：“有一次，他正在鑒賞一物，上鐫四字，高興之極，見我來了，興致勃勃地大談此物的妙處。我說，幾天前我已見過，因器真字偽而未買。希白不信，又爭論起來，我舉證此四字是仿自某鐘的，于是當場查閱該器，證明確偽，他不能不服。”查容庚日記，未能確認此次爭論是何時為何器，1933年1月17日，“八時進城，至式古齋，見所存西瓜鼎，敷出耳上四字”，或可作為參考。

1931年1月17日，容庚日記所記甚詳，且涉及兩人辯論：“十時半與錫永同進城，逛古玩鋪。在大古購得銅軸頭一，色澤佳，價2元未付。在大吉祥見一洗，魚文清晰，索價60元。錫永在古光購得香爐槃，乃嘉平元年物，香爐失，槃有三孔，有與香爐足相連者。錫永不知，以為后鑿，欲覓工填補。余告以故，乃止。槃破而字佳，且北漢物，亦罕見。”同年2月1日，他們又在式古齋、雅文齋購鼎、爵、鏡，3月14日又在式古齋購銅器四件。可惜日記中再未見他們辯論青銅器真偽問題的記載。

商承祚在該文中總結他倆辯難時說：“我們在學術上爭論歸爭論，友情歸友情，爭過就算數，絕不耿耿于懷，不因爭論而影響朋友之情。”

日記中也有容商互相代購器物的記錄，如1931年2月20日，“商錫永為購宜侯王洗，價35元”。

明義士曾購一辭工爵存在容庚家中，此為容庚欲得未得之物，也與商承祚有關。容庚記：“大泉山房物，還以百六十金不肯售。明義士牧師以百七十金得之。”商承祚補記：“希白畀價百六十元，后予曾為作緣，多增十金，大泉已首肯而希白猶豫。不十日遂為明義士攫去，希白終不能得，無悔小懲大戒，戒之戒之，為之擲筆一笑。商承祚。”容庚逛古玩店購物，謹小慎微，斤斤計較，為十元錢喪失一珍品，商承祚以此取笑，純屬善意。此爵拓片除容商二記外，尚有唐蘭、吳其昌題跋，十分珍貴，現藏廣州藝術博物院。容庚日記1932年5月10日，“吳其昌、唐蘭留吾家，為題藏器”，商承祚補記可能作于此后。

同處一室 友情變味

《容庚北平日記》止于1946年2月26日。前一天日記：“鈔《畫目》。下午訪顧正容、孫海波。接顧通知，27日上午七時半與白崇禧同航空往重慶。饒引之請晚飯。”當天，容庚拜訪了喬振興、顧正容、徐宗元、朱鼎榮、孫海波、林志鈞等人，然后“收拾行李”。

白崇禧時任國防部長，容庚與顧正容與其同機飛往重慶，然后轉赴桂林任教，在重慶與商承祚也有短暫聚首。第二年，容庚在《甲骨學概況》一文中寫道：“去年春，余至重慶，商氏方卸鹽署職，歸自貴陽。自謂‘學不進而刻印則工’，以數印示余，聚首數日而別。”商承祚在《我與容希白》中也說：“1946年，希白到重慶，適我卸鹽務職，歸自貴陽，復得相見，我謂之曰：‘學不進而刻印則工’，以數印示希白，歡聚數日而別。”此后的容商關系已是日記以外話題。

總結《容庚北平日記》20年間所代表的前30年容商交往，可謂親密無間，也成為后30年容商關系的基石。陳煒湛在《憶容庚師》一文中說：“二老結交垂60年，不僅同鄉，而且同學、同行、同事，情深誼厚，非他人可比。”他接著寫道：“可是二老亦常‘抬杠（爭論）’，有時還當著我們后輩的面‘抬’得面紅耳赤，‘抬’完‘杠’，又和好如初。”

容庚脾氣犟，性子急，商承祚知道他“頂起牛來一頂到底”，因此見他脾氣來時，“就往往不吭聲，讓他三分，待他氣靜以后，再徐徐與之分辯”。容商性格各異，由此可見一斑，而且60年不變。

后30年“抬杠”內容與前30年有所不同，陳煒湛說：“有時‘抬’得激烈，容老急不擇言，往往有半似戲言半似責難之辭，如‘你是甲骨文的逃兵’，‘幾十年來做了些什么？’每聞此言，商老往往不辯不駁，以示讓他三分。”

這些責難顯然不同于早年的容商辯難，甚至超出了學術范疇。

黃天驥在《老圃秋容淡——實話實說的容庚教授》一文中講了一個故事：“文革”期間為打擊容庚“反動氣焰”，中文系召開批斗大會，重點揭發其盜賣國家文物行徑。批斗者一個接一個發言，主持者勒令其“必須坦白交代”，但容庚堅決不承認盜賣國家文物。主持者大怒，一招手使出殺手锏——臺下容庚一位老朋友站起來說：容庚，怎么沒有！你把貴重文物××鼎，賣給了美國人×××，時間是×年×月。于是現場群情激憤，“打倒容庚”口號此伏彼起。這一險情被容庚機智化解——他先是老實承認，然后說：那個鼎是假的，我把假古董賣給了美國人。群眾先是一愣，隨后哄堂大笑。

那個“老朋友”筆者懷疑是商承祚。容庚雖然見招拆招，化險為夷，但他內心的疙瘩是很難解開的。筆者就曾確切地聽說過容商晚年失和的傳說，相信并非空穴來風。1983年1月，商承祚作《我與容希白》一文，擬作為是年秋容庚90大壽壽言，“并博希白一粲”。該文對容商后30年交往一筆帶過：“全國解放后，經院系調整，我與希白同在古文字研究室工作，又成了同事，復同住一樓，一上一下，直到如今。”友情如酒，越老越醇。容商友誼這壇老酒到晚年卻有些變味，一定是摻雜了個性、學術以外的東西。商承祚在該文中說：“在‘批林批孔’階段，希白認為孔子有其好的一面，要分析，不應一棍子打死，否則無以服人。后來雖幾經批斗，從不低頭，‘真金不怕洪爐火’，此其可敬之處。”筆者以為，這一段話是我們理解晚年容商關系的關鍵——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致使容商關系失和，60年友情變味。

1983年3月6日，容庚逝世，商承祚聽聞“猶如晴天霹靂，為之涕泗滂沱”，他在《我與容希白》附記中感嘆“六十年老友，只希白一人而已”，壽文于是只能改為哀悼之用。莫向山陽過，鄰人夜笛悲。康樂園內容商二老，從此只有依舊著唐裝穿行于校園的商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