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建哥大漢學系的Dean Lung（“丁龍”）雇主卡朋蒂埃，于1916年立下遺囑，把絕大多數遺產捐獻給教育、慈善機構，他的巨額財產來自在加州的巧取豪奪。晚年，他從“奸商”轉變為推動中美文化交流、種族平等、性別平等的慈善家，其轉變的契機仍不清晰，有待新史料的發現。

家世與發跡經過

賀拉斯?卡朋蒂埃（1824-1918，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出生于紐約州薩拉托加縣的普羅維登斯，原姓氏為Carpenter（木匠），他和三個兄弟都改為帶歐陸色彩的Carpentier。卡朋蒂埃的財產高峰期可能達到2000萬美元，按當時標準可稱大富豪，其生平長期以來都籠罩在迷霧之中，當是本人有意掩蓋所致。

央視新聞評論部拍攝“丁龍”團隊，近期在奧克蘭圖書館拍攝到一套資料集，由《奧克蘭先驅報》編輯蒙蒂格爾（Frederick J. Monteagle）于1982-83年間用十分專業的方法搜集得來，內含檔案、書信、當事人回憶、舊報刊、照片等。感謝李冰、譚學斌的友情協助，筆者得以讀到蒙蒂格爾資料集，輔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英文報紙，足可勾勒出卡氏的大致生平。

一般都說卡朋蒂埃父親是個鞋匠，但薩拉托加縣的一些居民則認為其父是自耕農（farmer），祖父從馬薩諸塞州遷來，曾當過縣議員，有太平紳士頭銜。賀拉斯?卡朋蒂埃自幼聰穎，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法律，1848年畢業時，作為優秀畢業生代表全級作告別致詞，就在這一年，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金礦。次年，卡朋蒂埃乘船繞過合恩角來到加州。

在灣區，他結識了兩個同樣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愛迪遜?亞當斯、安德魯?蒙恩，結成“三劍客”（Trio），相互提攜共同逐利。他在舊金山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住處則放在奧克蘭，當時還叫Contra Costa ，奧克蘭（Oakland）是他1954年所命名。“三劍客”利用知識優勢與權力，采用巧取豪奪手段，很快都擁有大量土地。

這一帶的土地本由西班牙授予其子民。1848年，墨西哥出讓加州給美國，出現了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間。據受害人佩拉爾塔提交的證詞，他原是本地最大地主，虔誠的天主教徒，不懂英語，卡朋蒂埃能說一口動聽的西班牙語，把自己裝扮成天主教神甫，用甜言蜜語取得他的信任，擔任地產代理人。卡朋蒂埃起草一份契約，哄騙佩拉爾塔簽字，把原主人變成承租人，“三劍客”則變身地主，大幅土地由此收入囊中。（The San Francisco Call, 1898年11月17日）

“三劍客”密切配合，以建設奧克蘭碼頭和學校為條件，將奧克蘭Water Front（海坦地）約1萬英畝土地的產權合法化。他在州議會有職位，利用職權于1854年促成奧克蘭立案為城市，通過一項法案確立海坦地產權，隨后他也當上了第一任市長。后來，市民與新的市政當局發現受騙，與卡朋蒂埃打官司前后達50年之久，支付重大代價將海坦地收回。

卡朋蒂埃掘“第一桶金”的手段確實令人不齒，但必須承認，他是預見經濟趨勢的天才。1850年，他開設了舊金山與奧克蘭之間的輪渡，1853年建成奧克蘭第一座橋梁，憑借壟斷性收費積累了最初資本。

1854年，卡朋蒂埃當選為奧克蘭第一任市長，投票過程不無可疑，次年得到政治盟友的回報，獲加州民兵少將的榮譽職位，他也就自稱“將軍”，在他手下工作的華僑都這樣稱呼，媒體也樂于捧場。

要讓西部土地升值，除碼頭、橋梁外，更為重要的是建成連接東西部的電報網和鐵路網。1857年，他出任加州電報公司總裁。1861年10月24日，卡朋蒂埃以Overland電報公司總裁身份，向林肯總統發出第一個電報，宣稱加州電報線路于本日建成，期待它成為大西洋州與太平洋州之間的永久性紐帶。他還曾擔任加州銀行總裁、南方太平洋鐵路公司董事。隨著加州人口不斷增長、經濟持續繁榮，他從資產增值中取得滾滾財源。

晚年行善

約1881年，卡朋蒂埃回到紐約定居，這也是不得已之舉，他在加州名聲太臭了。以前多說他在1888-1889年到紐約，蒙蒂格爾資料集中有一份“三劍客”之一亞當斯兒子的回憶，指出1881冬卡氏已入住紐約市37街東108號，這也是他去世時的住所。與此同時，他還在家鄉薩拉托加縣的高爾威（Galway）擁有土地和別墅，并將一條道路命名為Dean Lung Road，以紀念他的忠仆。

到1901年，卡朋蒂埃年已77歲，終身不婚，無兒無女，沒有近親繼承人。這么些年，眼看著他摯愛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一個個去世，傷感之余，卡朋蒂埃決心把財產陸續捐出去，造福窮人、有色人種、婦女、兒童。他的慈善捐獻主要集中在教育、醫療領域。為紀念兩個哥哥魯本、詹姆斯，他在哥大醫學院設立“Reuben S. Carpentier”基金，在法學院設立“James S.Carpentier”講座；為改善黑人教育，他向著名黑人教育家布克?華盛頓主持的卡斯基吉師范與工藝學院作捐獻；到最后幾年，他與一只牧羊犬相依為命，隨之也向紐約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捐款。他又向位于廣州的嶺南大學捐款，這筆錢用來購置原賓夕法尼亞大學廣州醫學院的建筑，即今中山大學東北區378號“卡朋蒂埃堂”；曾有人懷疑這筆捐贈與Dean Lung有關，但從嶺南大學檔案來看，卡朋蒂埃是出于對嶺大林安德醫生的信賴而作此捐獻。

他母親一生勤謹，撫育子女十分辛苦，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卡朋蒂埃對此一直感到遺憾。他向伯納德女子學院捐款50萬美元，以其母的名字命名為“亨麗埃塔?卡朋特基金”，目的是讓女孩子能夠享有教育權利。在1916所立遺囑中，他追加捐贈房地產給女子學院，并特地注明該學院應對中國女孩一視同仁，該項房地產在他身后估價達140多萬美元。

1918年1月31日，卡朋蒂埃去世，終年94歲，下葬于薩拉托加縣巴克斯維爾家族墓地。

捐建哥大漢學系的過程

卡朋蒂埃與Dean Lung向哥大捐款，設立漢學講座并發展為漢學系，經歷了一個過程。

1901年6月8日，卡朋蒂埃寫信給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塞斯?婁（Seth Low），附一張10萬美元支票，信中說道：50年來我從克制抽雪茄、喝威士忌當中節省下來一些錢，湊成一張支票奉呈于閣下，希望用來在貴校建立一個有關中國語言、文學、宗教、法律的系科，命名為“Dean Lung”漢學講座；此為無條件捐贈，惟一的條件是不提我的名字，仍保留今后追加贈款的權力。

信中還說：當我想起，中國有幾億人口，擁有巨量文獻，這些古老文獻至少堪與世上最偉大的經典著作相比；他們所繼承的古代文明，其年代與環地中海文明相頡頏；他們擁有完整的古代法與習慣法；無論美國人喜歡與否，由于命運的安排，中美之間已形成一種緊密的“鄰人”關系，工商業方面的互動將會發展到每年數十億美元。為增進國際友誼、文化交流方面，促成雙方相向而行，充滿自豪感的哥倫比亞大學若不能率先邁出這一步，豈非憾事？（《紐約先驅報》1901年6月13日）他對中美貿易前景作了十分樂觀的預言，甚至將太平洋稱作“中美海”。

當天，婁校長懷著十分欣喜的心情回信，他本是“舊中國商人”之子，當然竭力贊成。原來，婁校長的叔祖父威廉?婁，是廣州十三行旗昌洋行合伙人，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為當時美國在華最大企業。1832年，婁校長的姑母哈麗特（Harriet）違反清廷關于外國女子不得進入廣州的禁令，女扮男裝潛入十三行，引發一場軒然大波，廣東官府以停止貿易相威脅，才把她趕回澳門。婁校長之父阿比爾?阿博特?婁（Abiel Abbot Low），1833年入廣州旗昌洋行工作，1837年升格為合伙人，1840年與十三行巨商、世界首富伍秉鑒開設合伙企業，成為絲茶貿易巨擘，1893年去世。次年，為紀念他們的父親，婁校長跟他哥哥阿博特一起，在武昌捐建了一座醫院。

1901年6月28日，卡朋蒂埃的貼身男仆Dean Lung（“丁龍”）向哥大捐出自己的積蓄12000美元，并有一封信給婁校長：茲隨函附上支票一紙，金額12000美元，作為對貴校漢學教研基金的奉獻。這封信落款為中國人Dean Lung（“A Chinese Person”）。

當時盛傳，駐美公使伍廷芳將出任第一任Dean Lung講座教授，或許校方曾有此考慮，但校長還是委托人類學家博厄斯在歐洲代為物色人選。8月3日，卡氏有一函呈校長，稱：“在我看來，伍廷芳大臣——我并不認識他——應該是有用的，可能不是在金錢方面，而是在獲得中國官員與政府的好感與善意方面。”這段話曾被曲解為“其間中國政府通過駐美大使伍廷芳關懷此事，卡本蒂埃毅然指出，必須用丁龍的名義，伍廷芳大臣的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及其官員在名義和道義上的支持和贊助。”（《哥大與現代中國》第16頁）從哥大保存的卡朋蒂埃與校長來往書信看，伍廷芳本人并無代表中國政府關懷過此事，也沒有表示意欲捐款的記錄。查《中美關系史料》收錄的駐美使館檔案，伍廷芳只是事后向清廷外務部轉達哥大希望得到中國典籍的請求，李鴻章遂將一套《古今圖書集成》贈予哥大。

8月20日，卡朋蒂埃在給婁校長的信中說：不必懷疑Dean Lung的身份。他并非虛構，而是真人。我還想說，在出身低微者當中，我還沒有見過一個像他這樣的人物，擁有與生俱來的紳士風度與高貴品質，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稀有本能。卡氏接著用一大段話表達他對種族主義者掀起排華浪潮的憤慨。從這段自述來看，他捐款設立漢學講座，有著抵制排華浪潮的動機，同時也給受歧視的Dean Lung以安慰。

1902年1月6日，卡朋蒂埃向基金追加捐贈10萬美元，Dean Lung基金的總金額達到21.2萬美元。6月3日，他手下的華人廚師Mah Jim也捐出1000美元。人口普查檔案顯示，Mah Jim跟Dean Lung都在1875年首次入境美國，我認為他們兩人是以同鄉關系結伴赴美。哥大檔案顯示，1906年Dean Lung與Mah Jim都在中國，可以確定的是Mah Jim不久又回到卡朋蒂埃身邊，1912年還陪他去加州，1915年人口普查時仍與“將軍”同住，但沒有見到Dean Lung重返美國的記載。

卡朋蒂埃用Dean Lung命名漢學講座，顯見兩人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們這種感情如何形成，有什么契機、事件促使卡氏決心捐款設立漢學講座，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達到什么程度，迄今所見可靠史料都不夠具體翔實，而講得活靈活現的生動故事都不可靠。

1922-24年間擔任Dean Lung講座教授的漢學家博晨光（Lucius C. Porter），認為卡朋蒂埃在加州工作期間，雇用了不少華僑，Dean Lung為其中之一，后成為貼身男仆，他們之間發展出了親密、誠摯的友誼。伯納德女子學院司庫普林普頓，為卡氏晚年極少數密友之一，他的回憶文章指出Dean Lung來自中國廣州府（Canton），他們兩人都認為美國人對中國人缺乏了解，必須采取措施創造機會，讓美國人熟悉中國文明，理解中國的處境。博晨光對捐贈動機的解釋來自對哥大檔案的解讀，普林普頓的解釋來自卡朋蒂埃本人，特點是都十分抽象，缺乏具體細節。

1980年，伯克萊歷史學會一位學者寫道：“卡朋蒂埃的個人經歷長期被隱藏在神秘之中，這種神秘性來自他本人提供給報紙書籍的混亂、矛盾的敘述”。可以說，卡朋蒂埃有意識地放出真真假假的信息，制造煙幕，一直不愿披露他與Dean Lung形成親密關系的任何細節。

央視團隊在美國采訪時得知，有不少卡朋蒂埃遺物秘藏于某個美國收藏家手中，或是解開Dean Lung謎團的重要線索；該藏家一直不愿對外公開這批遺物，令人懷疑內中或記錄著卡朋蒂埃的某些隱私。

對錢穆“丁龍”故事的再審視

1961年錢穆開始講述的繪聲繪色的“丁龍”故事，距離最初捐款60年，距離卡朋蒂埃去世也有43年。錢穆自稱故事是1960年由經濟學家何廉所提供，但成書于1966年的《何廉回憶錄》沒有只字提及此事。

1961年3月27日，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演講“丁龍”故事，六百多字之中，至少存在下列硬傷：錢穆把故事發生年代說成“美國南北戰爭時”（1861-1865年），然而據美國人口普查檔案記錄，Dean Lung要到1875年才首次入境美國；錢穆說“丁龍是我們山東人”，但卡朋蒂埃密友普林普頓、第三任講座教授富路特都明確記載Dean Lung是廣東人；Dean Lung能讀能寫英文，1901年7月2日寫給校長的親筆信至今還保存在哥大，錢穆卻說他“不識字”；錢穆說“丁龍”把歷年積蓄“還給”卡朋蒂埃，說法荒謬，華僑到美國打工目的就是謀生養家，勞動所得乃是屬于自己的財產，自主捐獻給大學、慈善機構符合情理，但沒有“還給”雇主的道理；錢穆說“丁龍是我們山東人，只身去美國當華工”，當年的華僑都結伴赴美，都會加入某個同鄉組織（堂口），為的是工作生活中能相互照應，一個不識字、不懂英文也不會粵語的山東人在1875年只身赴美，沒有同鄉照應，根本無法生存，這種事例只能存在于錢穆的想象之中，現實中不會發生。

筆者斷定錢穆版“丁龍”故事出于虛構，不僅依靠識別出故事的多處硬傷，也建立在“竭澤而漁”研讀史料的基礎上。在英語世界中，嚴格運用學術方法研究這個課題的當代學者，只有蒙蒂格爾、米亞兩人，薩拉托加縣、奧克蘭、舊金山等地的民間歷史學者則搜集了大量口述史料。筆者幾乎都通讀了上述幾個方面的史料及研究成果，并仔細檢索了1875-1960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收錄的巨量英文報紙。所有這些史料中，描述Dean Lung的文字均十分簡略，絕無類似錢穆版“丁龍”故事那樣繪聲繪色的描述。筆者得旅美友人譚學斌之助，得到嶺南大學檔案收錄的一套卡朋蒂埃文書，并廣泛查閱了舊金山《中西日報》、香港《華僑日報》、《香港華字日報》、《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等，所見史料比之蒙蒂格爾、米亞更多，有信心下這么一個結論：在1960年以前，并無類似錢穆版的“丁龍”故事流傳，錢穆版“丁龍”故事是在捐贈漢學講座60年后才憑空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