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舉辦第21期“國故新知”學術講座，題目為“《日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主講人為廣州大學檔案館館長吳小強教授。本次講座由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夏增民主持，武漢大學毋有江老師以及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校研究生皆有出席。

（一）竹簡《日書》的發現與整理

吳小強教授首先指出，說到《日書》，過去學者只知《史記》有《日者列傳》，并未見過“日書”的記載。“日書”二字，首見于睡虎地秦簡“日書”簡中最后一支的背面，此后，此類出土文獻即均以《日書》命名。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可見在司馬遷的時代，日者是一個很活躍的群體，他們的活動與當時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當然不是日者活動的開始，據《史記集解》中引《墨子》中“墨子之齊路見日者”之事，日者活躍的時間可上溯至春秋時期。

至于《日書》的發現，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北科學考察團就在居延漢簡中發現有關于“日忌”的內容；而最早發現的《日書》，是在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東漢墓，墓內發現的竹簡中有幾枚《日書》及雜占殘簡，這說明東漢時期《日書》仍在被使用。不過，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日書》，則是湖北江陵縣九店戰國楚墓竹簡《日書》，時間坐標約在戰國晚期早段，其內容較為簡略，主要作為數術書使用，但卻是非常重要的時間參照。

目前，出土或發現的簡牘《日書》約有20余種，時間跨度從戰國到東漢。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四種。

（1）九店楚簡《日書》

九店楚簡《日書》出土于1981-1989年發掘的湖北江陵九店公社雨臺大隊取土場第56號戰國楚墓。M56共出土竹簡205枚，共約2700字，其中一簡字數最多達57字。九店楚簡《日書》釋文經李家浩先生整理，發表于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九店楚簡》一書。

九店楚簡《日書》最重要的意義是提供了《日書》的年代坐標，將目前已知《日書》最早的年代確定在戰國晚期早段。

（2）睡虎地秦簡《日書》

1975年12月，湖北云夢縣城關西部睡虎地發掘12座秦代墓葬，其中第11號（M11）出土1155枚竹簡（另有殘簡80片），其中除了大家熟悉的《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問答》、《封診式》、《為吏之道》之外，還有《日書》甲乙種，《日書》共有423枚簡，約18000字。

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夢睡虎地秦墓》，圖錄與釋文中皆有《日書》甲乙種。這是秦簡《日書》的首次公布，但是沒有標點，內容也有錯訛。1990年9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訂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包含了睡虎地秦簡的圖版、釋文、注釋和語譯（未譯《編年記》、《為吏之道》、《日書》）。其中《日書》釋文的作者為于豪亮先生，由李學勤先生最后定稿。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整理小組匯集了當時最優秀的學者，成員包括于豪亮、安作璋、朱思中、李學勤、李均明、高恒、唐贊功、陳抗生、張政烺、曾憲通、舒之梅、裘錫圭、劉海年、竇愛麗等，從而形成了《日書》整理的最好版本。

（3）放馬灘秦簡《日書》

1986年3月，甘肅省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林場1號秦代墓葬發掘出461枚竹簡，內容包括《日書》甲種、乙種和《志怪故事》3種。甲種《日書》有73枚簡，包括《月建》、《建除》、《亡盜》、《吉兇》、《禹須臾》、《人日》、《生日》、《禁忌》等8個章題。乙種《日書》共381枚簡，38個章題。從《志怪故事》7枚簡中第一枚“八年八月己巳”句，以及隨葬品均為戰國中期至晚期的器物推斷，放馬灘秦墓M1下葬時間當為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以后（不過這個說法仍存爭議）。

1989年12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漢簡牘論文集》中刊載《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與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2009年8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天水放馬灘秦簡》在中華書局出版，其中公布了放馬灘秦簡《日書》甲乙兩種的全部圖版和釋文，但釋文仍沒有標點。放馬灘秦簡《日書》的整理雖不及睡虎地秦簡《日書》，但仍然是重要的《日書》版本。首先放馬灘秦簡《日書》較為完整，且出土于秦人的發源地，是秦人的《日書》，可與睡虎地秦簡《日書》進行對比研究。

（4）孔家坡漢簡《日書》

2000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發掘湖北隨州城關東北孔家坡磚瓦廠第8號漢墓（M8）時，在墓主槨室頭箱兩側出土竹簡2組，分別為《日書》和《歷日》。另外還有木牘兩組4方，為《告地書》。《日書》放置在頭箱東北角，登記竹簡700余枚，保存狀況良好，發掘者推測原來竹簡有絹包裹，大致呈卷狀。

根據同出的《歷日》冬至日記載，確定“M8年代可訂為漢景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42年。”根據所出木牘“庫嗇夫辟”及《告地書》“桃侯國丞萬告地下丞”之言，墓主名叫“辟”，曾任桃侯國庫嗇夫之職。在造紙術、印刷術尚未發明的當時，擁有《日書》、以《日書》陪葬，說明墓主人是日者的可能性很大。

孔家坡漢簡《日書》比睡虎地秦簡《日書》更加完整、詳細，同時加入了漢代要素，提供了漢代《日書》的標準版本。

這四部《日書》年代關系清晰，出土地點明確，內容體系都比較完整，研究價值極高。

《日書》出土的范圍很廣，北達內蒙古額濟納旗烽燧遺址，西至敦煌懸泉置遺址，東到連云港尹灣漢墓，南至長沙馬王堆漢墓，可以說囊括了漢代的中心區域。晏昌貴先生介紹了23種出土的《日書》，包括戰國楚簡2種，秦簡5種，漢代簡牘16種（見晏昌貴《簡帛日書的發現與研究》，陳峰主編《中國經濟與社會史評論》2011年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頁）。但實際上不止此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江西省南昌市郊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了約5000多枚竹簡，其中有與《日書》關系密切的數術類竹簡即有300余枚（見《文物》2018年第11期《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

（二）《日書》研究回顧

2017年1月17日，張艷國在“簡帛網”發表《簡牘〈日書〉研究論著目錄》一文，統計了1976-2015年中外關于簡牘《日書》的研究論著，共計專著58部，其中“核心研究”：“《日書》的圖版發布與釋文整理”13部； “《日書》的諸學科研究”5部，“相關研究”專著40部，“研究論文”共1300余篇（不含未發表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和百余篇網絡論文）。其實，此前就有關于《日書》研究的綜述發表。其中較早的有臺灣東海大學吳福助所作《睡虎地秦簡十四年研究述評》（載《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歷史系1987年8月，又收入《睡虎地秦簡論考》，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內中就包含有《日書》部分的述評。而最早評介《日書》的，則是林劍鳴先生的《曲徑通幽處，高樓望路時：評價當前簡牘〈日書〉研究狀況》（載《文博》1988年第3期）；之后，劉樂賢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部分對《日書》研究進行了綜合考察，沈頌金《中日兩國學者研究秦簡〈日書〉評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4期）、張強（張銘洽、吳小強）《近年來秦簡<日書>研究評介》（載《文博》1995年第3期）也有所評述。

近些年來關于《日書》的研究綜述，則有李均明、劉國忠、劉光賢、鄔文玲等合著的《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上編《簡牘典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晏昌貴《簡帛日書的發現與研究》、夏利亞《三十六年來〈睡虎地秦墓竹簡〉研究綜述》（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4期）以及晏昌貴、廉超的《簡帛數術的發現與研究：1949-2019》（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

以下就學者所做綜述的基礎上，對《日書》研究做一簡單回顧。

國內最早發表的有關《日書》的研究論文，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曾憲通先生的《楚月名初探——兼談班固墓竹簡的年代問題》（載《中山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其后是于豪亮先生。于先生在《秦簡〈日書〉記時、記月諸問題》（原載《云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51-357頁；復載《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57-162頁）中指出，“‘日書’兩個字寫在乙種《日書》最后一支簡的背面，我們據此稱此書為《日書》”；并認為“《日書》是關于選擇日子吉兇的迷信書籍，其中有些迷信習俗一直到解放前都還在流行”。

于豪亮先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在《紀念于豪亮同志》一文中高度評價了于先生整理睡虎地秦簡工作中的貢獻，尤其強調于先生整理、注釋兩種《日書》的篳路藍縷，同時撰寫論文，成為《日書》第一位研究者的開山之功，這是每一個《日書》研究者應當銘記的。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饒宗頤、曾憲通所著《云夢秦簡日書研究》一書，這是探究《日書》數術體系的第一部論著，開啟了利用出土簡帛文獻研究秦漢數術的學術大門，也是《日書》研究的首部專著，影響深遠。

1985年，林劍鳴先生赴日本關西大學訪學，敏銳地注意到了日本學人對《日書》的研究。次年，林劍鳴先生在西北大學創辦“《日書》研讀班”，效法日本關西大學大庭脩教授主辦之“木簡研讀班”形式，對當時尚不為學術界所重視的睡虎地秦簡《日書》進行集體攻關研究，不久即發表《日書》研讀班的研究成果——《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載《文博》1986年第5期）。該文在于豪亮、李學勤、饒宗頤和曾憲通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第一次對《日書》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梳理探索，提出《日書》反映了秦國中下階層民眾的生活、生產現實的觀點，另外，在秦代社會史研究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見解。

嗣后，林劍鳴先生《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文化特點》（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3期）、《秦漢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義》（載《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和研讀班成員的系列成果，產生了不小的學術影響，并帶動了學術界在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展開對簡牘《日書》的研究，而“研讀班”師生群體更是成為《日書》早期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舉辦《日書》研讀班，是林劍鳴先生生命后期的一項重要學術創新活動，他對此頗為在意。林先生在《秦簡〈日書〉校補》前言中寫到：“筆者1985年和1989年先后兩次去日本介紹《日書》研究情況時，曾與日本學者大庭脩、古賀登、工藤元男等討論過《日書》釋文中漏、誤的問題。1986年在國內也曾召集過有志于研究《日書》的青年學者舉辦研讀班，對釋文進行校補。現在，參加研讀班的諸位青年早已風流云散，有的在海外求學（碩士，黃曉芬），有的不知所往。”（載《文博》1992年第1期）

林劍鳴先生生于1935年，逝世于1997年1月25日晚20:30，享年僅61歲。林先生是秦漢史、法律史研究的大家，作為陳直先生的助手，繼承了陳直先生以考古資料印證傳世文獻的治學之法，所著《秦史稿》具有開拓性的學術意義，《秦漢史》歷經三十余年，至今仍是秦漢斷代史的代表作。黃留珠先生懷念林先生時曾講，“應該說，他是一位高瞻遠矚，具有超前意識的人。一名成功的學者，天賦固然重要，但勤奮更是立業之本。而林先生，正是一位勤奮不已的人。當年林先生在西北大學任職期間，我每次去他家時，總見他在伏案工作，甚至陰歷除夕也不例外。其精神感人至深。我自己每每以先生為榜樣，自勉自勵。”

吳小強教授憶及與林先生的交往，不僅贊嘆先生的大家風范和對后學的關照。吳教授強調，他和《日書》研讀班的諸位同學在《日書》研究方面有所心得和成就，都得益于《日書》研讀班和林先生的教導。

1993年，蒲慕州發表《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世界》（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冊），該文共分8個部分，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對《日書》做了細致的分析。

2000年，李零在東方出版社出版《中國方術考》，其中第三章《楚帛書與日書：古日者之說》，對戰國秦漢時期秦簡《日書》的數術進行了梳理與討論。李零先生從數術書的角度提出，《日書》是反復使用的，也是提前設計好的、程序化的，不是占卜的實際記錄，故而認為《日書》幾千年來沒有變化，因此不能作為實錄史料利用。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日書》作為出土文獻的特殊性，正因為《日書》是出土文獻，而且其出土的時間、地點、文化層十分清晰，它提供了非常準確的時間坐標。因此，《日書》即使是提前設計好的，也是出土之前設計好的，不可能是出土之后設計好的，這是基本的史實。假定《日書》年代在秦始皇三十年，那么其內容也是在秦始皇三十年之前設計的，至于上溯至多早，則涉及到《日書》年代的問題。

而且，《日書》的形成是個動態的過程，是由日者代代傳抄的，在傳抄的過程中勢必會加入其所處時代的要素，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秦代的《日書》必定有秦代的要素，不可能完全是秦代以前的。即使《日書》反復使用，提前設計，也是在出土年代之前，由于《日書》與時俱進的特點，其史料價值不能忽視。

李學勤先生曾發表《〈日書〉與秦、楚社會》（載《江漢考古》1985年第4期），其中引《論衡·譏日》篇“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一句，進而指出，“《日書》一類書籍非常盛行，為古代民間所常用”；也論證了《日書》作為史料的鮮活性。

同時，李學勤先生認為對《日書》的研究，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從數術史的角度考察。秦漢之世，數術流行，然而《漢書·藝文志》所錄數量龐大的數術著作幾乎已經全部佚失。現在幸能獲見秦簡《日書》這樣豐富的材料，使我們有可能系統了解數術的真相，對認識當時的思想文化無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對《日書》的內容還可以作社會史的考察。《日書》雖系趨吉避兇的迷信，但所羅列的事項條文，卻能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不少情況。”（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頁）

1994年，劉樂賢的博士學位論文《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修改出版（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這是繼饒宗頤、曾憲通合著《云夢秦簡日書研究》之后第二部《日書》研究專著，也是在文獻學和數術史方面對《日書》用功最深的著作，頗多創見。

劉樂賢對《日書》的數術內涵進行了長期不懈的發掘與辨析，提出了不少新見，集中體現在他的另外兩部專著及多篇論文上，如《簡帛數術文獻探論》第二章《出土五行類文獻研究（上）——秦簡〈日書〉叢考》和第八章《相關傳世文獻新探》中的“《史記·日者列傳》新考”以及《戰國秦漢簡帛叢考》中“戰國秦漢〈日書〉研究”部分。

2000年，吳小強的《秦簡日書集釋》問世（岳麓書社2000年版），這是第三部《日書》研究專著，也是中國大陸地區公開出版的首部《日書》研究著作。此書匯總了此前有關《日書》的研究成果，收錄、整理了《日書》較好的版本，并將睡虎地秦簡《日書》翻譯成現代漢語，給初級研究者提供了入門級的資料。

2000年，胡文輝出版《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中山大學2000年版），其中收錄了作者《〈日書〉起源考——兼論春秋戰國時期的歷法問題》、《睡虎地秦簡中的楚〈日書〉》、《釋“歲”——以睡虎地〈日書〉為中心》、《放馬灘〈日書〉小考》、《居延新簡中的〈日書〉殘文》及《“人日”考辨》等相關文章，對《日書》進行了專題研究。

2003年，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這是《日書》研究的第四部學術專著，也是大陸公開出版的第二部《日書》研究著作。作者在深入研究和廣泛利用的基礎上，集中對睡虎地秦簡《日書》進行周密細致的考證與注疏，頗有乾嘉樸學遺風。

此外，放馬灘秦簡《日書》的研究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早期饒宗頤、林劍鳴、何雙全、鄧文寬、劉信芳、施謝捷、黃文杰、胡文輝和劉樂賢等學者先后都對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進行了校釋、研究。

近期代表性的著作有孫占宇的《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校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版）和《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孫占宇、魯家亮的《放馬灘秦簡及岳麓秦簡〈夢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關于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則有劉樂賢《釋孔家坡漢簡〈日書〉中的幾個古史傳說人物》（載《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和李零《中國最早的“升官圖”——說孔家坡漢簡〈日書〉的《居官圖》及相關材料》（載《文物》2011年第5期）等。

至于海外的《日書》研究。日本學者工藤元男在《日書》研究領域用功最深，成果最著。工藤先生的研究與中國學者有所不同，主要從三個角度關注《日書》：一是國家層面，二是社會層面，三是宗教。值得一提的是，道教雖公認起于東漢，工藤先生卻在《日書》中發現其中有些儀式與道教的一些儀式相類似，于是將《日書》和道教聯系起來。

《日書》研究的成果日益豐碩，以上回顧難免掛一漏萬，基本上僅做歷時性的梳理。

（三）《日書》研究的思考與前瞻

（1）對竹簡《日書》歷史文獻價值的再認識

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日書》作為出土文獻的價值，出土文獻研究的最大優勢就是沒有受后代的干擾，《日書》的歷史文獻價值是不容忽視的，今天仍不能低估日書的史料價值。

（2）《日書》的基礎性研究

現在學界對于各版本《日書》的研究，在關注度和質量上都參差不齊，如睡虎地秦簡《日書》長期是《日書》研究的重點，而孔家坡漢簡《日書》則關注不夠；再如放馬灘秦簡《日書》的年代還有爭議。基礎性研究包括對文字的考證、文字的梳理、特別是對數術學、數術史體系的研究。對于數術史，要認識其流動性、多變性和復雜性，另外數術史源流很遠，這就涉及到《日書》的時代問題。胡文輝曾提出，《日書》出現在使用夏歷的時期，最早出現于戰國早期，完善于戰國中期，定型于戰國晚期，這一說法雖有道理，但仍有討論的空間。從目前來看，《日書》的內涵顯然不止包括戰國，而應往更高、更前的方向追溯。有人認為，《日書》在殷代已經出現，甚至更早。

（3）《日書》的多學科研究

對于《日書》的多學科研究，現在看到的有數術史、社會史、宗教學、天文學和哲學史等等，還有其他學科方法的介入，如統計學、社會學的社會分析、社會結構、社會控制的方法等。《日書》也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通過這種民俗的手段讓社會保持安定，讓老百姓的社會心理得到迎合。

（4）《日書》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研究

中國的傳統文化，儒釋道看到的多是上層，而《日書》和其他民間巫術則是下層那些“看不到的東西”，但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特別是和中國傳統的道家、道教關系密切。

（5）《日書》的國際比較研究

比如中國《日書》的傳統是否同樣存在于古印度、古巴比倫、古埃及等文明當中，這種橫向比較也是很好的課題。

可以肯定的是《日書》以后還會有大量的發現，但其版本不會超過睡虎地秦簡和孔家坡漢簡《日書》的規模，將來有關《日書》的研究，仍會有很大的空間。

（本文由魯暢記錄整理，夏增民修訂，已經吳小強教授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