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千余名原侵華日本戰犯并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6-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太原開庭，依法對這批戰爭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除對45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對其余千余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并釋放。有期徒刑戰犯最后一批于1964年4月刑滿釋放回國。

這批戰犯回國后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后幾十年的戰后日本社會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作為戰爭親歷者的他們始終站在“戰爭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他們雖遭受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仍堅持活動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而總部解散。

2014年，我因一次偶然的機會收到國內約稿邀請，開始進一步整合此前關于“中歸聯”的調查內容。據我當時了解，當時日本國內在世的“中歸聯”成員不足10人，能夠思維清楚地接受采訪的僅有大河原孝一、稻葉績、高橋哲郎、繪鳩毅四人。在“撫順奇跡繼承會”代表姬田光義教授的介紹下，我有幸得到了與這幾位單獨交流的機會。

高橋哲郎

2014年11月10日，我在撫順奇跡繼承會東京支部的平山百子女士的陪同下，在東京的一家咖啡廳見到了原“中歸聯”事務局長高橋哲郎先生。高橋雖然身材瘦弱，但是精神矍鑠。讓我驚訝的是，高橋先生接過我的名片后不但用中文念出了我的名字，還用中文向我簡單問候。原來高橋畢業于大阪外國語大學（現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中文專業，算是我的“老學長”。談到大阪的生活與學校的現狀，氣氛一下輕松了不少。

作者與高橋哲郎合影（2014年11月）

高橋于192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宮崎縣，家中世代經商。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開始在國內組織“滿蒙開拓團”，并大肆宣傳“去滿洲一展宏圖”、“年輕人就要去滿洲”。少年時期的高橋正是受到了這些軍國主義口號的影響，才開始對中國懷有憧憬并決定進入中文專業學習。

“我當時的想法也自然而然的變成‘要去中國大陸一展宏圖’、‘創造以大和民族為中心的亞洲’。自己不知不覺地就被這種‘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所影響了。這也是我后來選擇去大阪外國語大學的中文專業學習的最大原因?！?/span>

1941年從大學畢業之后，高橋哲郎順利進入一家貿易公司工作，而簽訂合同時他對公司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希望能被派遣到中國。就這樣，高橋哲郎于1941年7月被公司調到了山東青島，在商社從事接待中國客戶的工作?！罢渲閸u事件”之后，戰線不斷擴大的日軍出現了兵力短缺，開始不斷擴大征兵范圍。1944年2月收到補充兵征兵令的高橋，在山東泰安加入了第12軍59師團。

1944年10月，高橋結束了新兵訓練，被調入第59師團司令部的宣傳報道班。宣傳報道班的工作主要是面向八路軍的宣傳、面向中國居民的安撫工作、激發日軍士氣的宣傳工作等等。為了了解當時的戰況，高橋哲郎專門去讀了參謀本部發行的《北支的治安戰》。對于“宣傳報道班”在日軍中的定位，高橋哲郎這樣分析到：

“自1943年以來，山東省內的日本軍隊在八路軍的攻擊下節節敗退，所控制的區域只剩下了‘點與線’（主要城市及鐵路沿線）。第59師團雖然是以與八路軍之間戰斗最多的部隊而聞名，但是為了打開只能守住‘點與線’的這種不利局面，進行了堅壁清野的‘三光作戰’。

“雖然如此，但是僅僅通過作戰是不能讓中國民眾順從日軍統制的。于是日本軍隊也開始模仿八路軍，試圖通過文化活動來維持占領區秩序。因此自1943年起，參謀本部下令特別集合了師團中有為的報社記者、技術人員以及會中文的人等等，開始強化宣傳報道班。我也在這種背景下被調到了宣傳報道班?！?/span>

由于宣傳報道班的老兵們因戰況吃緊都奉命外出作戰，高橋很快就被分配到了任務。當時，濟南有一處叫做“新華院”的中國俘虜收容所，里面關押著上千名來自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的俘虜。為了安撫俘虜，收容所中專門設有京劇團。而高橋的任務就是組織京劇團去“準治安地區”演出，來達到安撫中國居民的目的。

日本投降之后，高橋被蘇聯移送到西伯利亞從事苦工，并于1950年被移送至撫順戰犯管理所。在戰犯管理所中，令高橋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日三餐都能吃到熱飯熱菜。開始的一段時間里，“牢飯”的主食是高粱米。后來有日本戰犯反映想吃大米，管理所方面也欣然接受了。主食之外，戰犯們每天還能吃到魚或肉，甚至有時還有蜜柑或花生之類的零食。與西伯利亞抑留期間食不果腹的生活相比，戰犯管理所的生活仿佛是天堂。

然而，“改造”的過程卻并不輕松。經過了戰犯管理所中的學習，戰犯們被要求將各自在中國作戰期間的詳細經歷寫成材料。高橋雖然對毛主席的《實踐論》、《論持久戰》等論著內容感同身受，但是反省的過程卻十分曲折。

“我的情況比較特殊，雖然想好好寫卻也總是寫不好，這讓我很煩惱。我只能寫出一樣的經歷。我一個人都沒殺，也沒燒過房子，即使要寫在中國做了什么，也只能寫出在哪里參軍，在哪里升為上等兵之類的經歷。而組織京劇團去各地演出是一種懷柔政策，我也寫了這方面的不少問題。然而，其他的東西我卻怎么都寫不出來。

所以我一開始根本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什么？’、‘到底要反省什么’。我是在了解很多事情并結合在一起考慮后才認識到了自己的罪行。

“首先，在以部隊為單位的批判會中，我從同部隊戰友的話中了解到了我們部隊犯下的具體罪行。于是我認識到‘那些（罪行）并非和我毫無關聯，而是和我息息相關的’。而聽到了很多（戰友的）告白，也使我提高了自己的認罪意識。此外，我還產生了其他的想法。那就是‘中國人是怎樣看我的’。我想這對于考慮（戰爭中的）加害與受害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國人看來，（不論是我還是別人）日本軍隊就是手持刺刀，腿纏綁腿，腳踏軍靴闖進中國的人。（因此會懷有）很強烈的恐懼與反感。有至親受（日本軍隊所）害的人更是懷有深深的恨意。雖然我在新兵時也沒有在‘刺殺俘虜’的訓練中殺過中國人，可是日本的軍隊的新兵訓練中以‘殺人訓練’為名殺了很多無辜的中國人。而我也是這軍隊中的一員，因此是一樣的。

“安撫工作是包含在三光作戰‘內側’的作戰。在‘秀嶺作戰’中我率領京劇團進行安撫工作的時候，第59師團又進行了怎樣的作戰呢?根據當時山東省受害的中國人的反饋，調查結果顯示（第59師團）殺害了一百余名平民，殺害了八十余名俘虜，地雷炸死中國人六十余名，奸殺中國人六十余名。這些都是活生生的罪行。我后來才知道，京劇這種安撫工作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三光作戰）進行的。因此，(談到安撫工作時)一定要從本質上深刻理解其與‘三光作戰’之間的表里如一的關系?！?/span>

1956年6月，深刻反省了自己罪行的高橋哲郎被免于起訴當庭釋放。抵達京都舞鶴港之后，獲釋戰犯們受到了親友和一些日本民間團體的熱烈歡迎。然而日本警方卻向他們每人都發放了“大日本帝國”時期的軍裝。戰犯們大吃一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此外日本政府向他們發放的津貼是按僑民標準，這也令戰犯們感到難以接受。

面對接踵而來的各種狀況，第一批歸國戰犯召開了全體大會，并且通過了號稱“舞鶴方針”的決議，其中“后半生中要與錯誤的前半生告別，并將戰犯管理所的生活中所體驗的人道待遇和中國的和平政策告知日本國民，為實現日中友好而同心協力”被確定為核心思想。

1956年10月14日，歸國戰犯們以文藝表演的形式在日本公開亮相，并向日本社會展示了他們對于反戰和平、中日友好的堅定信念。在獲得日本社會各界關注的同時，他們也成為了日本政府與右翼勢力眼中的目標人物。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日本各界政府的安全部門和警察局不斷向他們進行“思想調查”，要求他們提供關于蘇聯與中國的秘密情報。而右翼勢力則大造輿論，宣稱歸國戰犯們是被共產主義勢力洗腦的“紅色分子”。

在冷戰思維嚴重的日本社會中受到了種種歧視的同時，歸國戰犯們于1956年11月成立“中國歸國者聯絡會”，會員包括了從中國歸國的全體戰犯。在籌備“中歸聯”的過程中，會員們逐漸了解到了日本社會中否認歷史的反動勢力的存在。為通過親身經歷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中歸聯”從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根據自己犯罪事實創作的“手記”中選出了15篇，于1957年2月在日本光文社出版。這本叫做《三光》的書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第一版5萬本書在不到二十天的時間里就全部售完。很多日本人從這本書上了解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實況，并紛紛投身反戰和平運動中。

可與此同時，這本書也成為了日本右翼的眼中釘肉中刺。甚至有右翼分子持械去光文社進行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光文社不得不取消再版計劃。經過“中歸聯”的不懈努力，該書以《增補三光》的名義由新讀書社著手再版。然而在光文社的干涉之下，東京地方法院判決“中歸聯”不得以“三光”的名義出版，否則就是對光文社的侵權。最終，這本書的內容經由“中歸聯”重新修訂，書名也被改為《侵略：在中國的日本戰犯的自白》，才得以于1958年7月7日出版發行。

這本書受到了日本社會的高度評價，后來多次再版。然而由于當時日本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使這類圖書的出版發行以及銷售受到層層阻礙。在這樣的情況下，“中歸聯”只能通過與其他和平團體的活動進行宣傳，并試圖經會員將書直接送到讀者手中。與此同時，會員們也開始在各類媒體上發表揭露戰爭真相的文章。在“中歸聯”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也開始通過寫作的方式來向日本大眾披露侵略戰爭的實態。在長達45年的活動歷程中，“中歸聯”成員們用實際行動贏得了熱愛和平的人們的尊重。

繪鳩毅

2014年12月6日，筆者在神奈川縣茅崎市的一家養老院中見到了原“中歸聯”常任委員長繪鳩毅。繪鳩先生雖然已經101歲高齡，但是思維清晰，據稱每天要在電腦前工作5個小時整理年輕時的回憶錄，讓我頗為驚嘆。交流之下才知道繪鳩先生畢業于東京大學，是戰前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

作者與繪鳩毅合影（2014年12月）

繪鳩毅原名石渡毅，于1913年3月出生于日本鳥取縣，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在繪鳩的記憶里，當時的學校反復向學生灌輸“為天皇盡忠是日本國民的神圣義務及最高榮譽”的觀念，甚至上課之余還要進行軍事訓練。在大環境下，繪鳩的思想也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

“通過中小學的教育，我們完全成為了‘忠君愛國’的天皇信徒。中學時代，我們有了這樣的想法，既‘以天照大神的子孫、萬世一系的天皇陛下為元首的大日本帝國，（擁有）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國家體制。為國家元首的天皇陛下而獻身才是我們作為臣民的神圣義務和最高榮譽’。雖然不太合理，但即使是后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身上也留有‘敬畏天皇和國家’的強烈痕跡。”

1934年4月，繪鳩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文學部倫理學科學習康德的倫理學，并在畢業后進入日本文部省教育局思想科工作。而這個部門正是對教育界進行思想管制的大本營。繪鳩擔任的第一個工作就是針對大學生們的“思想傾向調查”，其目的在于從學生們的答案中找出學校里的左派教授。1939年年初的一件事，改變了繪鳩毅平穩的工作軌跡。

“我在這一年（1939年）年初，被分配到了審查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河合榮治郎教授著作的工作。我手里拿到了配發的教授的著作，和文部省專用的《國體的本義》。上司要求我把（教授的書里）所有背離這本《國體的本義》的部分都用紅筆圈出來。我雖然沒有直接聽過這位老師的課，但是通過老師的著作（和他）產生了思想的共鳴，也很尊重老師的人格。以這種方式進行‘思想告發’，是我良心所不能允許的。幾天之后，我做了決定，向主任申請調換任務并很幸運地獲得了允許?！?/span>

這件事之后，繪鳩毅感覺到漸漸難以忍受政府的工作氛圍，就提交了辭職信辭掉了文部省的工作，于1941年2月轉去長野縣高等女子高中做老師。他認為這是他當時所能做的微弱抵抗。新學校的政治氛圍比東京淡了很多，很多青年教師都是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繪鳩毅除了每天任課，還會在下課后與其他青年老師和學生們一起打棒球。那段簡單的生活令繪鳩十分滿足。

然而好景不長，6月28日的一紙征兵令中斷了繪鳩平靜的生活。新兵訓練的過程中，中隊長曾推薦繪鳩去申報干部候選生。對于想在軍中出人頭地的人來說，這是一次絕好的機會。然而繪鳩卻拒絕了中隊長。這是因為他本身并不喜歡軍人這一職業，對于軍隊有著很強的抵觸情緒。而如果申報干部候選生當上了軍官則意味著直到戰爭結束都沒法逃出軍隊的牢籠。

年輕時的繪鳩毅

1942年4月20日，繪鳩奉命轉入北支那派遣軍，被分配到了第12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獨立步兵第111大隊機關槍中隊。同年5月31日，繪鳩隨大部隊抵達駐地山東泰安，不久后轉去大隊本部擔任治安部助手負責111大隊本部所在的新泰地區的治安與安撫工作。由于工作比較輕松，繪鳩開始到處找書看。雖然讀書使繪鳩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暫時的輕松，卻也在另一方面讓他感到了不安。

“雖然暫時能夠讀到一些書，但是以前所向往的倫理學的研究卻難以實現。然而，留在日本的朋友們已經在舊制高等學?；虼髮W里當上了教授，（在學界）一展鴻圖。一想到這里我就感到強烈的焦躁不安?！?/span>

1944年10月，繪鳩奉命調回了中隊，并于同年12月被任命為新兵訓練的助教，負責訓練剛入伍的新兵。1945年6月，繪鳩接到上級命令，帶領尚未結束訓練的200多名新兵趕往日軍主力部隊所在的索格莊參加作戰。參加作戰之前，新兵們還需要接受大隊長的檢閱。一般來說，新兵檢閱的內容都是基本的射擊與刺刀操練。但這一次，大隊長卻強調了會有“刺殺活人”的練習。

據繪鳩回憶，“檢閱當天共有三十名左右的中國俘虜。俘虜們看起來都是因沒來得及逃跑而被捕的農民”。作為“刺殺活人”訓練的靶子，大隊長把這些俘虜按照每個中隊四到五人的標準進行分配。繪鳩也帶著警衛兵去本部領了分到的四名俘虜。雖然起初聽說“殺人訓練”時，繪鳩也有些為難。不過到了檢閱現場，心里就只剩下了“唯軍令是從”這一點念頭。雖然有些緊張，繪鳩還是向新兵們發出了命令。那天晚上，中隊為新兵們舉行了慶功宴。老兵們紛紛祝賀新兵成為了合格的士兵，然而新兵們表情一直很低沉。直接下達命令并目擊當天慘狀的繪鳩，那天晚上沒能入睡。

日本投降后，繪鳩也被蘇聯移送至西伯利亞從事苦工，并于1950年被移送至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繪鳩的印象里，戰犯管理所的改造主要分為學習和坦白兩個部分，其中包括了《帝國主義論》和《實踐論》等理論著作的學習和戰犯們對自己罪行的書面陳述。在學習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出身的繪鳩被選為小組學習的講解員。據繪鳩回憶，起初大家對戰爭的認識并不統一，不少人仍然懷有軍國主義思想，主張“日本是為了從西方列強手中解放東亞才發動戰爭”。隨著學習的逐漸深入才逐漸達成了共識。

“雖然程度有所差異，但我們通過學習對于毒害過我們的思想基本達成了以下認識：

1、崇拜天皇的思想催生了對于上司的絕對服從，這也是侵華日軍暴行的根源。

2、天皇制教育中所灌輸的‘大和民族優越性’思想增長了（日本人）講中國等國家“蔑視”為低等民族，也使得對這些民族的戰爭犯罪尤為殘酷。

3、日本軍隊的精神教育根源在于‘武士道’。這（武士道思想）使得戰死和殺人都成為了光榮。于是（日本士兵對）中國戰場上殘酷的‘殺人訓練’和‘殺人比賽’習以為常。”

兩個月后，戰犯們按照所屬師團重新劃分小組，開始進行小組為單位的認罪學習。據繪鳩回憶，小組的認罪學習時會有中國方面負責取證的工作人員進行指導。起初，戰犯們要在小組面前陳述自己的罪行和自己對罪行的認識。之后的一個階段，小組中的其他戰犯開始相互對其他人陳述的內容發表意見。在小組陳述中，繪鳩列舉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了悔意。然而，取證的工作人員和其他戰犯卻對他的“坦白”并不滿意，繪鳩對此表示十分吃驚，他認為自己沒有隱瞞任何罪行，不明白問題究竟出在哪里。直到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啟發繪鳩應該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反省自己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時，繪鳩才感到茅塞頓開。

“這句話讓我感到似乎看到了光明，我想沒有指導真的是不行的。我首先重新思考了我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在索格莊殺害4名農民（的事）。之前的我的的確確是站在為自己辯解的立場，（總是認為）‘是大隊長的命令’，‘自己只是按指示對新兵下了個命令’。想來我（在反省中）只是作了加害者的辯護人。然而那天我們在村子外面把4名中國人困在柱子上，讓20名新兵刺殺了他們。如果站在受害者（中國人民）的立場上，（我們這）30名日本軍人不都是‘殺人集團的一員’嗎？

“這個罪無可赦的殺人集團的頭目是熱田大隊長，作為新兵助教的我是接受他命令的‘實行者’，可另一方面，我也是讓新兵去刺殺（俘虜）的‘命令者’??！

“此外，從本部領來的4名俘虜流著淚乞求我的時候，我心中只是想著‘那樣就相當于要拿我的命去換，是沒得商量的’、‘戰爭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一直到今天，我都認為‘在當時的軍隊體制中，那件事實在是沒辦法’?？墒侨绻麄兪俏业母改感值艿脑挘沂墙^不會袖手旁觀的呀。就是犧牲了我自己也會去救他們的呀。這樣一想，我就會受到良心的譴責。與此同時，蒙在我眼前的重重迷霧也頓時煙消云散了。”

1956年，繪鳩毅被免于起訴當庭釋放。獲釋回國后，繪鳩回到了戰前工作過的上田染谷丘高中繼續任教。然而由于在學校講述戰場經歷，繪鳩毅受到了長野縣教育委員會的審查，并于1959年被迫離開學校。

雖然因為身上的“紅色分子”標簽而處處碰壁，但繪鳩毅并未忘記“向日本民眾揭露戰爭真相”的初心。在“中歸聯”的活動中，繪鳩毅以常任委員長的身份編輯發行了多部反戰和平刊物，并主筆多部個人回憶錄?！爸袣w聯”解散后，年逾九旬的繪鳩毅仍然活躍在各類“戰爭證言”活動中，希望將自己的戰爭體驗傳遞給日本的年輕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