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中歸聯”

2011年10月，我來到日本北海道大學開始從事人類學研究，當時的題目是中日戰爭和解。與側重國家的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不同，人類學的和平研究主要關注民間的和平實踐。為撰寫碩士階段的研究計劃書，我開始對著力改善中日關系的民間團體保持關注。

第一次在研究生討論課上介紹自己的研究題目時，教授詢問日本同學是否聽過南京大屠殺。當時課堂一下子變得安靜起來。幾分鐘后，才有一位學長回答說只知道日本做過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具體并不了解。其他同學看起來并不知道。這時，我第一次體會到了兩國在戰爭認識方面的分歧，時至今日仍印象深刻。

2012年1月18日，日本和平團體“紫金草合唱團”作為特別來賓來到北海道大學文學部“和平的人類學”課堂進行公演。公演結束后，我作為中國留學生代表對中日兩國的歷史認識問題發表了感想。下課之后，一位身材瘦小卻目光堅毅的日本老人找到了我，對我的研究內容表示出興趣并希望進一步交流。這位老人，正是原“中歸聯”副會長大河原孝一。

何為“中歸聯”

“中歸聯”全稱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其成員為曾在中國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并獲釋歸國的千余名日本戰犯。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后，前蘇聯軍隊將從中國東北等地俘獲的六十多萬的日本戰俘帶到了西伯利亞從事高強度勞動，史稱“西伯利亞抑留”。其中的969名戰犯于1950年7月被移交到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與此同時，山西的日本軍第一軍的高官在二戰結束之后與籌備國共內戰的閻錫山達成了密約。第一軍的高官被免于作為戰犯起訴，作為交換條件，日本第一軍中的2600名日本士兵被編入閻錫山的部隊參加了國共內戰。1949年太原解放后，這些日本士兵戰敗被俘后被關押于河北的永年收容所。其中140名罪行較為嚴重的日本俘虜作為戰犯于1952年被轉入了太原戰犯管理所。

1950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對“戰犯”給予了人道主義的待遇，并對其進行了思想教育。通過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的不懈努力，戰犯們也逐漸認識到了自己在侵華戰爭中所犯的罪行并深刻反省。

多數戰犯得到中國政府寬大處理被免于起訴，于1956年返回日本。1957年，歸國后的舊戰犯們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在深刻反省侵華戰爭歷史的基礎上，數十年如一日地通過“戰爭證言”等社會活動向日本社會揭露戰爭真相。（“中歸聯”組織曾一度分裂為“中歸聯”與“中聯”兩派，后再度統一。本文受篇幅所限，不對分裂過程做深入涉及。）2002年，由于會員們年事漸高，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于4月20日的全國大會上宣布解散。

1956年免于起訴證明書原件（保存于“中歸聯”和平紀念館）

大河原孝一

在初次遇見大河原先生之前，我已經對“中歸聯”有所了解。身為85后，我一直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戰犯視作另一個時空里的遙遠存在，從未想過有一天能夠當面交流。2012年1月20日，我如約來到札幌市南郊的大河原家。了解了我的研究興趣后，大河原先生開始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

大河原先生于1922年生于北海道的平民家庭，1937年開始進入日本國鐵工作。由于大河原家境貧寒沒上過中學，進入國鐵后通過內部考試才獲得了雇員資格，之后在砂川站工作。在國鐵工作期間，大河原一心想通過參加獲得晉升，于是在工作期間一直沒有放棄學習。1943年，大河原被征兵入伍，隨后被編入日軍第59師團53旅團44大隊步兵炮中隊，并跟隨部隊來到山東。

日軍投降后，大河原所在的部隊在北朝鮮被解除武裝，隨后被蘇聯移送至西伯利亞從事勞動改造。在勞動期間，大河原憑借著自身的學習能力得到了俄語翻譯的工作，因此沒有受太多苦。1950年，大河原等戰犯被移至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后，于1956年回到日本。

大河原坦言，自己在山東作戰期間曾按照上級命令殺害了日軍抓獲的“可疑人物”。而所謂的“可疑人物”，不過是手無寸鐵的普通農民。當時的自己完全陷入到了軍國主義思想中，認為自己是為天皇而戰的光榮戰士。對于天皇和上司的命令，從未考慮過質疑，只是認為自己順利完成了任務。然而現實卻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自己。

“現在想來，那個人實在是很無辜。他手里沒有武器，只是擔心日本鬼子在自己的家里做什么，自己的家是不是已經被毀了才回來看看。可僅僅是因為這樣就被抓了起來，還以‘保密’為理由被殺害了。這就是戰爭。可是，我一句中文也不會說，也不能問他‘你是來干什么的’？對面也是一句日語都不會說，語言完全不通。他就這樣毫無理由地被殺害了。對我而言，如果我的孫子質問我‘爺爺，太殘忍了。你還是人嗎？日本人當時做了那種事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因為他說的都是對的。我為當時的無知與自己深重的罪孽感到懺悔。”

談話結束后，大河原先生獲知我對東北地區的日本遺孤問題有所關注，提出贈送兩本相關書籍。隨后，我又多次陪同研究西伯利亞抑留問題的趙玉明學長與大河原先生交流。但是當時的我并不知道，自己與“中歸聯”的緣分才剛剛開始。

“中歸聯”和平紀念館

2012年暑假，我奔赴日本各地開始關于日本和平博物館的短期調查。結束廣島和平紀念館（國立）與大阪國際和平中心（國立）的調研后，小田博志教授建議增加對民間和平博物館的調研項目，并推薦我去“中歸聯”和平紀念館。

“中歸聯”和平紀念館

2012年9月9日，我趕往位于埼玉縣川越市的中歸聯和平紀念館。從JR線笠幡站下車后一路步行，路邊的景致越來越荒涼。雖然地圖上顯示已逐漸接近紀念館，可樓房與行人越來越少，農田卻越來越多。由于之前去過的和平博物館都位于城市繁華地段，我不禁開始懷疑是不是走錯了路。大約30分鐘之后，我終于按著地圖找到了一座的樸素建筑，除了紀念館的小牌子外與一般日本民居無異。雖然是在營業時間，但是紀念館卻大門緊閉，我只好上前敲門。

一位70歲左右的老婦人打開了門，見到筆者后露出驚恐的表情。我只得掏出名片做自我介紹，說自己是小田教授介紹來的學生，老人平靜下來，將我讓進屋內。寒暄過后，老人才打開了話匣子。

原來“中歸聯”在2002年解散之后，年輕一輩成立了繼續發揚“中歸聯”精神的“撫順奇跡繼承會”。繼承會的會員中除了部分“中歸聯”會員的后代還有關注侵華戰爭研究的學者、關注日本歷史教育問題的中小學教師、關注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的律師等幾類人群。2006年，原“中歸聯”副會長大河原孝一在老會員們間奔走籌款后，買下了這座小型倉庫并改建為資料館。

此后，原“中歸聯”的會員們向紀念館捐贈了大量個人回憶錄和關于戰犯改造經歷的珍貴資料，以撫順奇跡繼承會會員為首的和平人士們也向資料館捐贈了大量書籍。截至2012年紀念館已經發展為藏書50000余冊的資料館。由于多數日本人對于日本侵略他國的歷史不感興趣，所以整體而言參觀者很少，不請自來的參觀者更是鳳毛麟角。而由于絕大多數館藏資料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侵略史實有關，紀念館也成為了右翼的騷擾對象。

提起被騷擾的經歷，老人回憶道：“有一天只有我一個人在館里。突然聽見有人敲門。打開門后，幾個身材高大穿著黑西裝的青年男子闖了進來。原來他們是右翼分子，進了門后到處摔摔打打的，嘴里嚷著’你們弄這么個反日資料館到底有什么用？趕緊關門算了！’當時很害怕，也不敢說什么。還好他們折騰了一陣就走了。”正是由于這次經歷，老人才把我這個突然來訪的不速之客當成了右翼分子。

再生的大地

2013年，我確定以日本和平團體的交流活動作為碩士論文的主題。在調研過程中，我結識了紫金草合唱團的團員暨“紫金草物語”詞作者大門高子女士。2012年，大門女士以“中歸聯”成員的經歷創作了合唱組曲“再生的大地”，并以紫金草合唱團與撫順奇跡繼承會的部分成員為班底組建了“再生的大地”合唱團。得知該合唱團將于2013年9月14-17日赴撫順與中國民間人士交流，我聯絡了大門女士，以志愿者翻譯的身份參與其中。

組曲“再生的大地：撫順戰犯管理所”是以“中歸聯”成員們的經歷為題材進行藝術加工而成的。據說1956年日本戰犯們獲釋歸國與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告別時，一位工作人員向戰犯們贈送了牽牛花的種子，并囑咐說“下次再來中國時，希望你們帶的是花，而不是槍”。于是在“中歸聯”成員們眼中，撫順的牽牛花（日語：朝顔/Asagao）也就成為了再生之地撫順的象征。

再生的大地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內公演（2013年9月）

組曲共分為12章，其中1-3章（1-大地；2-“滿洲國”撫順；3-平頂山事件）展示了一個日本軍人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罪行；4章（4-從西伯利亞到撫順）介紹了投降后在西伯利亞做苦工并被移交到撫順的過程；5-7章（5-覺醒；6-學習；7-認罪）展現了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間的心路歷程；8-10章（8-寬恕的贊歌；9-正義的審判；10-有生之年：中國歸還者聯絡會）表現了戰犯們對于中國政府寬大處理的感恩之心以及在余生中為兩國和平而努力的決心；11-12章（11-撫順奇跡；12撫順的牽牛花）歌頌了中國政府以德報怨的寬大胸懷。

再生的大地在平頂山抗日英雄殉難紀念碑前鞠躬默哀（2013年9月）

合唱團成員平均年齡在70歲以上，所有成員都是退休的老人，平日依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然而在撫順交流期間，所有的費用都由團員個人負擔。這讓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為什么這些日本老人們愿意專門付出時間和金錢來參加演唱團，甚至專程來到中國進行交流活動？

只要打了仗，生活就糟透了！

“我小的時候，受的是軍國主義教育。當時每個月必須參拜一次靖國神社。日本閃擊珍珠島之后，太平洋戰爭爆發了。生活中的物資逐漸開始匱乏，每個人都只能勒緊褲腰帶艱難度日。之后還遇上了東京大空襲，只要打了仗，生活就糟透了！

“二戰結束后我成了小學老師，一下子就干了30年。當老師的時候，并沒能將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教給學生們。這固然有我能力有限的原因，可更重要的是在那種體制下根本做不到。雖然戰后的日本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在廢墟中重建家園。可是在體制中卻沒能把戰爭的歷史傳遞給下一代。我一直覺得這樣是不行的。于是我退休后開始投身于民間的和平運動，對美軍基地和日本有核問題都保持了密切的關注。與此同時，也被這首歌所感染，希望能通過歌唱把戰爭的歷史和對和平的向往傳遞給更多的人。”（衣川先生）

不要把學生們送到戰場上！

“我出生后的第10天就遇到了空襲。當時，全家人帶著我和哥哥躲到了防空洞里。長大后聽哥哥說，當時防空洞外的人都死了。如果戰爭繼續的話，我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比起在戰爭中喪生，像現在這樣活著真是太好了。所以一定要珍視和平啊！

“大學畢業之后，我成了小學老師。當時有個叫做‘日本教職員組合’的教員組織，口號是‘不要把學生們送到戰場上’。這句口號讓我的和平意識更強了。后來，在報紙偶然看到了關于紫金草和南京的話題，仔細調查后才注意到日本作為‘加害者’的一面。退休之后，希望通過藝術創作讓更多人注意到戰爭與和平的話題。”（大門女士）

難道日本也有作為加害者的一面嗎？

“我自己的父親就是死在了戰場上。之前提起戰爭想到的都是受害的一面。二戰結束后，我的母親和我都受了不少苦。像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事件在日本也引人矚目。所以之前（提到戰爭），我的受害者意識都非常強烈。可是看到這首歌后，我卻大吃一驚。難道日本也有作為加害者的一面嗎？是這首歌讓我注意到了加害的一面……日本人戰死了，感覺很痛苦。可是有更多比日本人更痛苦的人啊！就像（被侵略的）中國人、韓國人。我衷心地希望以后那樣的戰爭再也不要出現。”（伊藤女士）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多數成員都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著比較直接的體驗，但提到戰爭話題時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作為“受害者”的一面。這一現象源于戰后日本政府對發動侵略戰爭事實的刻意隱瞞。而通過親身經歷向日本社會揭露“加害”事實的先鋒，正是“中歸聯”的成員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