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宗城

乾嘉學派的學者錢大昕在給王鳴盛的《答西莊書》里曾說道：“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余無足觀’耳。”[1]他主張批評應當持論公允、語氣平和，不可嘩眾取寵，也不必賣弄人情，而被評議的學者，與其對批評懷怨在心，不如反躬自省，只有建立起良好批評的氛圍，才能更好地推動學問的發展。

錢大昕的建議對書評寫作大有益處，他在點評他人作品時，也遵守著“議論平允，詞氣謙和”的規范。這種規范，既是對他人的尊重，也彰顯著士人對自己的身份的體認。中國古代沒有把書評作為一個專有評論門類，對當時的知識階層來說，對一本新書的評論，和對歷史的評論、對友人新寫的詩文、小說的點評沒什么不同?！妒酚洝防锏摹疤饭弧?，就是中國古代比較樸素的一種評論形式。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等雖不是書評，但他們寫作的形式和題材，啟發了后世學者的書評創作。到了明清時期，文人們傾向用注釋、疏通、點評的方式來回顧前人作品，比如大眾熟知的金圣嘆點評《水滸傳》、李贄評《西廂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等，都是這么個形式。這當中金圣嘆最大膽，他不但點評，還對原作加以修改，甚至不乏全局性的刪削。例如：“他判定《水滸傳》后50回系羅貫中‘橫添狗尾’，故盡行砍去，自稱得‘貫華堂古本’無續作，又偽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傳的70回本。又斷言《西廂記》第五本非出王實甫之手，也是‘惡札’，故截去而以《驚夢》收尾?！盵2]

時間來到清末民初，現代式的書評文化逐步傳入中國。梁啟超、李大釗、胡適等人利用自己的刊物、媒體資源，介紹和點評國外著作，開啟了學人爭相撰寫書評的風氣。它們中有像胡適的《易卜生主義》這樣從一本書介紹到一個人的文學主張、寫作風格的文章，也有如梁啟超、李大釗者，行文大開大合、如山石崩裂，具有很強的感染力。那個時期，書評的語言文白混雜，書評的風格也多元不一，時值救亡啟蒙之世道，書評人大多關心時事，面向公眾，有強烈的責任心和演說欲，對他們來說，書評如同文字化的演講。

如今，書評已然成為批評的重要形式，是旁觀者了解一本書的成色的重要渠道。在西方的學術評議制度里，書評的獨立性十分被看重，為了避免書評淪為面子工程，西方的書評制度大抵有這般流程：“每個學術出版社出版一本學術專著后，都要寄給權威的學術期刊，由期刊主編挑選其中值得評的書，去約請與該專著研究領域相關的專家來撰寫書評，同時也就把這本書送給寫書評的人。這種由雜志自身來選擇權威專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把自己寫的書或編的書送給書評作者，因為后者必然產生人情稿子?！保ā稑s新江:如何寫出一篇好書評》）但在中國，受制于成本與觀念，大部分書評都源于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編輯的約稿邀請，導致人情稿子堆積如山。

中國書評人經常寫人情稿子，一來是想維護圈里關系，二來受限于經濟壓力，因為書評的報酬并不多，頂級的文化媒體能給書評作者開出單篇一千元以上的稿酬（但能在其中發稿的書評人很少），而大部分媒體給予單篇書評的稿酬只有兩百到四百元。書評家耐心閱讀完一本新書，寫出一篇經得起推敲的評論，收入不如一個寫手蹭熱點。有時候，他們發覺人情稿子不但來錢容易，許多媒體編輯也接受（微妙的是，大部分媒體不歡迎批判性的書評，而是把書評作為引經據典式的圖書介紹），就降低了自己的寫作倫理底線。

與此同時，有批評性的書評，對出版社和媒體來說反而不討好。學者榮新江在文章《如何寫出一篇好書評》里指出：“在中國書評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一旦一個作者的書受到批評，有時會被某些人利用這些書評來攻擊作者，使得作者的職稱評不上，甚至分配房子、提升工資也受影響。有時再加上報紙、網站的炒作，使得問題更加復雜。要知道，在西方的雜志里，往往是值得評的書才被安排來寫書評的，有些書根本不值得一評，所以，盡管書評沒有什么好聽的話，也說明這本書不是最差的。”[3]

對批評的拒絕，我曾有過幾次體會。一次是寫過一篇涉及某八零后作家轉型之作的小說批評，投給一家媒體編輯，編輯說寫得不錯，但領導的意思是，不能說這部小說的壞話，于是稿子被退回。另一次，某出版社要再版一本余華的小說，約我寫一篇書評。我對編輯說：“寫可以，但要允許我批評?！本庉嬚f可以，只是暗示我如果批，別批太狠。兩周后，我交稿了，結果，編輯在與出版社同事溝通后告知：“后半部分需要刪改?！蔽覇栐颍庉嫺嬖V我：“還是不能有批評?！?/p>

人情文章的大量出現，不僅破壞了嚴肅批評的氛圍，也進一步擠壓了批判性書評的言說空間。中國支持書評的媒體、刊物有限，有影響力的大刊屈指可數，一旦人情文章占據了大刊版面，獨立批評就只能轉投小刊，可小刊經營艱難，抱緊大作家和出版社大腿的現象更加嚴重，不少地方小刊，早已淪為宣傳陣地，不討好的批評文章，這時就更難出頭。

久而久之，寫軟文比批評更值錢，占據的版面更廣，攫取的話語權也更重，甚至，撰稿人能通過軟文為自己的出書鋪路，如此下去，就是惡性循環。寫批評不足以養活批評家，大部分批評家都身兼教職、學術身份或其他工作，如果這少得可憐的——靠寫批評能得到的收入，還會被軟文步步蠶食，定力不足的批評家難免會憤怒、眼紅，要么退出批評，要么加入唱和。于是，劣幣驅逐良幣，犀利的批評家減少了。

從自由到秩序：書評學院化的得與失

有人眼見于此，懷念起八十年代的批評風氣。像李陀在接受查建英訪談時曾回憶[4]，八十年代的批評很開放，朋友與朋友、后輩與晚輩，都下得去嘴。一個小年輕敢于對大作家說：“你寫得不行?！币晃蛔骷铱v使面色不悅，也會耐心聽進去同行的批評。但九十年代后，這樣的氛圍就一點點消退，文壇的人說話愈發講分寸，文學圈逐漸變得權威化、秩序化。

八十年代的書評風氣更開放，但并非毫無問題。批評家對西方現代理論的迷戀、對大詞的沉湎以及自身學養的缺陷都客觀存在。從專業知識來看，八十年代的書評涉獵廣泛，可作者們的學術史視野很有限，往往撿到一點西方現代的理論，就如獲至寶，不加檢驗地把新理論套到舊知識上，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波伏娃式的女權主義、?？轮v的規訓、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等，都成為書評人樂于揮舞的大棒，以至于八十年代的許多評論文章，動輒上升到精神分析、權力規訓，但論證的過程十分牽強。九十年代后，書評的專業度上升，評論者對西方的知識不再是全盤接受，而是進入到反思階段，這對書評的嚴謹是一件好事，加之國內刊物的規范化，近二十年的書評，嚴格來說是比上一時期的質量更高的，產出了諸如周一良《評岡崎文夫著〈魏晉南北朝通史〉》（周一良）、《是學術創新,還是低水平的資料編纂——評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資料研究〉》(葛劍雄、曹樹基)、《歌吟中的復仇哲學——〈鑄劍〉與“哈哈愛兮歌”的相互關系讀解》（高遠東）等優質文章。

相較而言，八十年代的書評人順應的當時的文化風氣，富有浪漫精神，渴望用批評影響社會大眾，因此他們的遣詞造句更通俗、氣派，注重批評的想象與再創造力。所以劉復生在談論1980年代的文學及批評時說：“雖然批評家們不乏真誠地高舉著人道主義、審美與形式的旗幟，他們其實朦朧地覺察到了這些文學原則背后的政治解放的意義......在1980年代文學及批評的背后是雄心勃勃的烏托邦規劃，它從這種社會歷史動力中汲取了自己的文化能動性，以及將現實審美化、形式化的敘述能量?！盵5]

而九十年代后的書評有兩個轉向：一個是學院化程度更深，行文更加經院氣，就跟寫學術論文一樣。一個是更通俗了，干脆剔除了書評中批判性的成分，純粹變成對一本書的通俗介紹，比如近年來流行的聽書音頻，它依托的講書稿其實就是這類書評的變體。

在這兩種流向中，書評漸漸失去了創造力，成為經典言論的附庸，書評人生產“安全的解釋”，而非作為一項創造性藝術的文學批評。原本，創造力和批判精神是保持書評生命力的關鍵，但在今天的文化工業體系里，學院對秩序的推崇、對批判意識的培養不足，導致了青年批評家很早就習得了溫吞的話術，生產出理性、嚴謹、規范、四平八穩的“鑒賞文章”，這些文章格式規范、引經據典，仔細看挑不出大錯，但讀者很難從中看出作者自己的創造——它們沒有一點點冒犯，沒有自己的見解，只是充當著經典理論的喉舌，這個評論的工作，成了對既有的經典評判標準和意識的重復。

規范的書評，“正確的廢話”

所以，今天的書評不乏“正確的廢話”。作者借玄妙深奧的高頭理論，掩飾自我批判能力的欠缺。隨之，書評越來越遠離大眾，淪為一類群體體認彼此的工具。作者們用這種方式來確保同類識別自我，不同的語言和行文方式成為學者們區分異己的方式，而有志于成為專業批評家、晉升權威的學者，自然會臣服于這種符合現代學術體制的語言規范。

這些批評的作者沉溺于教條的解釋，運用現代學術規范的技術介入文本，將批評變成被批評對象的小裝飾，一個可以被抬入學術數據庫的合格產品。這樣的批評高度規范，但美學價值極其有限，它們只是流水線產出的零部件，缺乏自己的風格和力量。以至于喬治·斯坦納曾警告批評家：“如果批評家對自己誠實，他就會知道，自己的論斷不會有長久的有效性，它們也許明天就會被推翻。只有一樣東西能使他的工作具有某些永恒性：他實際風格的力量或美感。利用風格，批評反過來或許能夠變成文學?！盵6]

近百年前， 魯迅在論及“對于批評家的希望”時說：“我所希望的不過愿其有一點常識，例如知道裸體畫和春畫的區別，接吻和性交的區別，尸體解剖和戮尸的區別，出洋留學和‘放諸四夷’的區別，筍和竹的區別，貓和老虎的區別，老虎和番菜館的區別……”一言以蔽之，批評家應掌握相關領域的常識，使批評落到實處，不至于淪為空談，如此，才能創作出“真切的批評”。[7]“真切的批評”不只有精辟的文本解讀，也能洞察被批評對象與歷史和社會現實的關聯，開辟出廣闊的言說空間。

而在今天，與其說我們缺少了“真切的批評”，不如說在今天的批評里，真正具有批判性思維的書評太少，操持著學院腔、生產安全解釋的書評太多。書評軟文化已成現實，書評家在經濟和地位上的弱勢也不必贅述，要改變這一狀況，只有重拾批判性思維，對不討好的批評有更寬容的心態，不再把書評作為一種依附，而是發掘它創造性的一面，在科普書評與軟文的區別的同時，扶持那些還敢于批評的作者。

畢竟，批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批評。這本是文化界的常識，但在一個常識稀缺的環境里，重提常識也成了難得之事。

參考文獻：

[1]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莊書》 ，商務印書館，民國 (1912-1949)

[2] 王靖宇：《金圣嘆的生平及其文學批評》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榮新江：《如何寫出一篇好書評》 ，明清史研究 ，2017年

[4]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5

[5] 劉復生：《什么是當代文學批評？ ——一個理論論綱》 ，文藝批評，2017-4

[6] 喬治·斯坦納 ：《語言與沉默》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1

[7] 魯迅：《熱風》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12

作者簡介：宗城，青年撰稿人、專欄作者。本文為澎湃·湃客“眾聲”欄目獨家首發稿件，任何媒體及個人不得未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