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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天瑤

編輯｜薛雍樂

中文學校

2014年，我第一次踏進費城蒙哥馬利社區大學的中文學校。工作日里，這里就像典型的美國大學，寬敞的大廳中央有一架鋼琴，兩側掛著英文的宣傳語。但到了周末，鋼琴被推到角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張長桌，上面鋪滿了熱騰騰的包子、烙餅、和香噴噴的熟肉，周圍擠滿了人。

大廳兩側的宣傳語被一塊塊中文展板遮住了，只剩下宣傳圖上一口白牙的美國人，他們笑盈盈的迎接著進進出出的中國家長們。很有趣的是，被家長送來上課的，不單單有小孩子，還有老人家。

原來，除了最基本的中文課，學校還特別開設了針對老年人的英語班。給孩子的中文班根據程度不同被分為了八個年級，最后還設有結業考試和畢業證書；而老年英語班只有一個，不限年齡，不設年級，沒有固定教材，就是同樣的內容反反復復的講。一是因為老年人記性不好，二是因為課堂上總有新來的老人，所以老師總是重頭開始。

我坐在小孩子的中文課堂上，看他們認真地玩拼字游戲、看《田忌賽馬》、背誦古詩詞、跟著老師搖頭晃腦地念著“太陽，月亮，河流，山川”。他們學習的是一門浪漫的語言，里面有意境，有韻律，有色彩。有時候，爸爸媽媽也會坐在孩子們旁邊，微笑著看他們做聽寫。

但隔著一個走道，老人英語班里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白發蒼蒼的老人們戴著老花鏡，一邊參差不齊地跟著老師念句子，一邊把拼音注釋到英文單詞下面。“別推我（don’t push me）”，“我不喜歡被催（I don’t like to be rushed）”，“我用信用卡付錢（I will pay by credit card）”……他們學的語言都是幫助他們生存，十分現實。

“教老人學習英文，不是為了讓他們主動和別人交流，其實主要是為了讓別人和他們交流的時候，他們可以聽得懂。”任課老師這樣跟我介紹。

課間休息時，老人們通常會找到在隔壁上課的自家孩子，遞上熱水壺，掏出飯盒，里面裝著切好的水果。然后，他們默默地蹲在孩子跟前，微笑地看著她/他把這些準備的零食吃完。孩子們有的拉著小伙伴三五成群，大聲說著英文打鬧，有的一個人靜靜地吃著遞來的水果，眼睛望著別處并不言語。幾乎每一對老人和孩子都互相沉默著，好像無話可說。

上課鈴聲一響起，孩子們把空飯盒或者半袋子零食遞給奶奶爺爺，便飛一般地跑去上課了，老人慢慢起身，彎腰把垃圾清理干凈，也慢慢走進對面的教室里。

快到五點的時候，英文課和中文課都結束了。學校的大廳里又熱鬧了起來。孩子和老人都坐在那里等著人接。兩代人之間的沉默仍然繼續著。孩子們看到爸爸媽媽的身影，興奮地撲上去，老人則不舍的和自己的老朋友們告別。

后來，因為去的次數多了，我漸漸和這里的老人還有家長熟了起來。看我拿著相機，很多家長總是驕傲地把孩子領來，讓孩子“表演”流利的中文背誦。我把鏡頭對著小孩子，卻無法把注意力從那些站在一旁默不做聲的老人身上挪開。

據2018年美國《僑報》引用的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美國華人人口已達452萬，僅2016 年，美國的中國大陸移民總數量就達到212萬，其中76%的中國大陸移民在工作年齡內（18-64歲)，17%年齡在65歲以上，18歲以下的占7%。換言之，僅 2016年，就有36萬65歲以上的大陸老人選擇移民美國，如果加上沒有移民打算但長年兩頭跑的群體，這個數字可能還要更多 。

這些總是沉默著的老人、那看似冷淡的爺孫關系和總是重復同樣句子的英文課讓我開始好奇：他們在這里的生活是怎樣的？住在這里會習慣嗎？

“瞎子，聾子，啞巴”

很快機會來了。學校放假前一周，Maggie小朋友的媽媽邀請我去家里和家人一起過感恩節。我帶上了相機，希望有機會可以記錄下新移民三代的家庭關系和他們對中文學校的看法。

Maggie家的房子在遠離市區的郊外住宅區，是那種典型的三層洋房，有著寬敞的車庫、軟綿綿的地毯和復古的客廳。一家五口三代人住在一起: 剛上小學的Maggie，雙職工的父母，和剛從國內飛來小住的爺爺奶奶。恰逢感恩節，家里還邀請了隔壁的幾個中國鄰居。寒暄之后,一家人端來了豐盛的晚餐——肚子里裝著肘子的火雞，拍黃瓜，炸薯條，還有餃子。

幾乎一整晚的聊天都圍繞著小孩：為什么學中文，要不要回國，學什么特長, 有什么才藝，給大家拉一段小提琴、跳一段舞。當我將話題轉移到一直在應和的爺爺奶奶輩，問他們來美國是否適應的時候，房間里突然冷了場。

沒討論兩句，父母輩便吆喝著孩子們幫忙收拾碗筷，在端上了兩盤切好的水果后，終于都不見了人影，不知是想要回避，還是為了給老人一個沒有顧慮的傾訴空間，到最后，只剩下我和老人們對坐著面面相覷。

短暫的沉默后，Maggie爺爺打趣道：“怎么說呢，國內是好臟好亂好熱鬧，美國是好山好水好寂寞。空氣好啊，水好啊，可是我們不會開車，哪也去不了。”

Maggie奶奶苦笑著搖搖手：“說不好聽一點，我們在這里，就是瞎子、聾子、啞巴。實話說，百分之八十的老人都不愿意留在這兒。”

Maggie的爺爺奶奶告訴我，自Maggie出生以來，他們已經是第三次來美國了。自退休后, 他們和親家輪流，每隔半年，就從天津搭著 20 多個小時的國際航班飛來費城，暫住半年再飛回去，如此來回往返了兩年。

但他們并不打算移民。按照Maggie爺爺的話說，在國內，拿著不錯的退休金，生活實在是方便的多。超市和菜市場五分鐘就走到，每天有新鮮的食材，不想做飯的時候, 樓下就是大大小小的飯館子；在家悶了，串串親戚，或者去公園里下下棋，聊聊閑天。

可對比之下，因為美國的住宅區一般都遠離市區，孩子們上班上學一走，老兩口只有在空蕩蕩的房子里上上網、看看電視、下午做做飯。之前Maggie的外婆在泳池外面種了一圈蔬菜瓜果，Maggie爺爺奶奶來的時候蔬果成熟，他們正好每天收收菜。

美聯社此前報道，耶魯大學北部的一處雜草叢生的荒地上被種滿了韭菜、香菜等“來自異域”的蔬菜植物。這片“中國植物園”是由中國在美留學的研究生、博士生父母創造的，這群60 歲以上的老人遠渡重洋來照顧在這里讀書的孩子們，種菜是為了讓孩子嘗到家鄉的味道。而對于Maggie家這些遠離城區的老人，種菜更是為了有一種熟悉的寄托。然而過了播種收割的三季，冬季把他們困在室內，最是難熬。

只有在周末時，Maggie的爺爺奶奶會被兒女載著去趟超市，還要一下子把一周的飯菜都買好買齊。要是家里有客人要來，兩個老人還得想著張羅一桌拿得出手的飯菜，“每天就是圍著孩子們轉，太累，也太悶了。”

這坦誠的回答是我之前沒有意料到的。在我記憶里，每當提起誰家的老人移民或者被接到了美國，大家都是一副羨慕加贊賞的表情，仿佛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說明孩子有孝心、發展得好。但當我站在老人這一邊，聽到他們的傾訴，才忽然意識到了之前沒有想到的困難。我小心翼翼地問：“那這些話，您跟孩子們說過嗎？”

老人們都低頭看著桌子，沒有說話。良久，Maggie爺爺一邊敲著桌子一邊說：“不用說他們也知道，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說我們做老人的，看著孩子需要我們，我們哪能不管呢？說白了，我們為什么來，為什么兩頭跑，不是因為喜不喜歡，而是為了盡義務。別說是美國，就是孩子在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個地方，我們也會去。”

中國有句古話，叫“父母在，不遠游。”而今隨著經濟和交通的允許，很多老人反而跟隨著自己遠游的兒女移居他鄉。在采訪的過程中,我也聽到很多反對和批評的聲音。一位金融行業的先生斷言這是 “一種自私的行為。” 他認為有很多其他的折中的辦法可以選擇，譬如找保姆、托兒所，或者是自己和妻子的其中一個從全職換為半職。他自己的妻子就在家做一份無需上班的兼職。

然而，并不是所有家庭都支付得起額外的保姆費用或是放棄全職的工作。Maggie剛出生時，她爸爸還在念博士，拿著微薄的博士補貼沒日沒夜地做實驗，而 Maggie 的媽媽剛剛接受了一份全職的工作。為了身份和未來考慮，他們倆都必須為事業和學業全力以赴，于是把父母接來便成了唯一的選擇。

“作為新移民，總有一代人要犧牲。”Maggie爸爸如是說。

消失的隔代親

雖然在飯桌上，所有的大人們都反復強調讓孩子說中文的重要性，但在現實生活中，除了被要求表演詩歌背誦，Maggie和鄰居家同齡的孩子還是嘰里呱啦地說著英文。當我問她們是否喜歡學習中文的時候，兩人怪叫著說NO，還給我唱了一段她們自己創作的歌曲，歌詞大意就是抱怨中文學習的無聊。

我一面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一面又覺得可以理解，畢竟在她們眼里，中文是一門陌生的、屬于爸爸媽媽的語言。對她們來說，也許學中文還不如學小提琴，因為后者還能讓她們在學校里受到關注。

于是，最常見的情景就是爸爸媽媽跟小孩子半中半英地交流，而爺爺奶奶只是習慣性地笑著沉默，不單單是因為他們只能聽懂這些對話中的一半，還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能說什么、可以說什么。

也正因此，爺孫之間重重疊疊地隔了年齡、語言、文化、傳統等等很多層。這樣的疏離感，也導致了兩代人之間親密關系的缺失。

“雖然是親外孫,可是（孩子）感覺卻像是一個外國人，每天就是關在自己房間里。” 章老太太曾搖著頭跟我說。

我注意到章老太太，是因為每周她都拖著一個裝得鼓鼓囊囊的推車來上英文課。她告訴我，里面裝著她從中國城里買來的伙食，可供住在郊區的孩子們吃上一周。那時候正值冬季，地上還積著雪，我們等同一輛公交車去學校，老人用羽絨服從頭裹到腳，還是冷得不停跺腳。

我好奇地問她為什么沒有家里人來送，老人才告訴我，她一個人住在城里，女兒一家住在中文學校附近的郊區，“我的外孫13歲了，其實他們已經不需要我了。”

在美國，12歲以下的孩子不可以被單獨留在家里，所以老太太拿到綠卡之后，就一直和女兒一家住在一起，照顧外孫。但隨著外孫一天天長大，她可以做的越來越少，日子過得越來越不自在。女兒也處處嫌棄她是個“老古董”，例如她喜歡叫孩子們多吃點，女兒就會不耐煩地埋怨，說“什么叫多吃點，又不鬧饑荒”；夏天里熬了綠豆水，結果只有她一個人喝，女兒和孩子們都只想吃冰激凌。

諸如此類的小矛盾接連不斷，“明明是自己家，可就是像寄人籬下。有時候想給孩子包個紅包，都得伸手向女兒要錢。” 章老太太眼眶發紅，“所以我就決定搬出來一個人住圖個自在，不用看人臉色。有時候，真的很想回國內去。只是過了這么多年，那里早就沒有家了。”

移居老人經濟上的不獨立，也是影響他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多老人在談及“零花錢”方面，都露出羞赧的神色，似乎這是一件很難堪的事。一位老人因為喜歡抽煙，為了避免重復向女兒要錢，每次來美國，他都冒著被海關沒收的風險，從國內背三四條“紅雙喜”來。這種經濟上的依賴，一方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老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傷害到一些老人作為長輩的自尊心。

我聽完那番話，心里一酸。臨別的時候，我給了章老太太一個擁抱。她愣愣地站在原地，并沒有伸出臂膀回應，她是不是在想上次被人擁抱時什么時候呢？也許她只是凍僵了。

候鳥歸家仍是空巢

對于已經拿到綠卡移居美國多年的章老太太，回國定居不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對于尚未移民、只是拿著探親簽證往返兩地的老人們，無論回國還是留美都意味著分離：一面是自己的獨生兒女，一面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圈，這兩項中國傳統養老的必要條件，在這里變得不可兼得。

感恩節聚餐的最后，鄰居老頭問Maggie爺爺有幾個孩子，當得知他就這么一個的時候，鄰居笑著搖頭：“那你將來肯定是要留在這兒的啊。”

但Maggie的爺爺把手一揮，態度堅決：“我不啊，我為嘛留在這兒？”

“那你將來老了、走不動了怎么辦？”

“到那時候再說，我自有我的辦法。”

“什么辦法?” 鄰居老頭追問道，“去福利院？”

福利院這三個字，讓現場的氣氛變得有點沉重，好像這應當是一件只可意會不可言說的秘密。但這個詞并不陌生，事實上，在我留學的這幾年，我的爸爸媽媽總是囑咐我不要太擔心家里，要一心一意學好功課，將來不用擔心他倆的養老。

“我和你爸不拖累你，你能飛多高就飛多高，我們到時候自己住到福利院里。”媽媽曾這樣說，好像一夜之間，福利院成為了最佳也最為流行的養老方式。我心里不好受，卻不知道如何作答。

見Maggie爺爺沉默著，鄰居老頭不罷休地說，“福利院哪能好好照顧你呢？再說了，福利院也不能自己申請。”

這時，Maggie奶奶發話了：“ 哪頭兒都有這樣的問題，就算你在國內，孩子都在身邊，你生病了，你老了，你不能動了，他們能管得了你嗎？現在生活壓力這么大，有幾個能真的陪在你身邊照顧你？”

鄰居老頭脖子一梗, “那就看他有沒有良心了。”

“這不是良心的問題。”

“這就是良心的問題。” 鄰居老頭不松口，但氣勢低了下來，他默默在桌上劃圓，手有些抖。他也在這里拿探親簽證帶孫子，但因為還有一個兒子留在中國，所以他的老伴也在國內照顧小兒子的兒女。這對老夫婦聚少離多，但都脫不了身。

Maggie奶奶轉向我，有些激動地說，“年輕的時候，你有用，幫這幫那；等你老了，孩子們用不著你了，即使人家不說，你也覺得自己是個累贅。我看啊，最好的歸宿，就是養老院，不論在美國還是中國。”

Maggie爺爺猛地抹了一把臉，我躲在攝像機后面，跟著掉眼淚。

坐在我面前的，仿佛不是素昧平生的老人，而是多年后我自己的父母。但那時候，我是否也還有勇氣去討論這個話題？父母是否會這樣坦誠訴說？而這又到底是不是一個關于良心的問題？

也許是注意到我們這邊的沉默，孩子們和爸爸媽媽重新回到了桌邊，氣氛又輕松了起來，大家聊起電影，聊起孩子的未來和大學。所有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到了美好未來的無限可能，老人們又恢復了笑著附和的姿態。有那么一瞬間，我想當面問問這些父母，有沒有想過老人未來的打算，但我最終忍住了。他們怎么會不知道呢？只是日子要一天天地過，每一天都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挑戰，哪一個人不是在負重前行？

一年后，我以這些候鳥父母為主角的紀錄短片在費城做展映。我和Maggie一家還有中文學校漸漸斷了聯系，每個人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軌道上。但老人的話和他們的沉默卻始終在我腦中清晰如初。

一位美國的觀眾在展映后充滿感慨地說，她在女兒的學校總是看到一群一群中國老人，和誰也不交流，只拿著書包和水壺默默坐著，她通過影片才了解他們的難處，才知道他們是最需要交流的一群人。她說：“今后，我會主動和他們打招呼，哪怕一個簡單的‘你好’。我想讓他們知道他們屬于這里。”

場上響起了掌聲，我在臺上淚眼模糊。如果未來太遙遠、太不可知、太無解，那最起碼，我們可以盡我們所能好好珍惜現在一起相伴的日子。但要做到老有所依，不單單是每個個體家庭所要擔負的責任，也是整個社會需要面對的挑戰。

【作者簡介】馬天瑤，留美媒體人，關注邊緣群體、文化離散和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