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之前的數(shù)年工作中，最頭疼的問題是“年輕人對垃圾分類漠不關心”。但是，在“年輕上班族失去了扔垃圾的權利”的討論中，這個點轟然倒塌。

在扔垃圾和個人權利碰撞之際，年輕人的神經(jīng)被觸痛。他們對分垃圾、扔垃圾的討論，迅速推高話題熱度，打開了全民討論上海垃圾分類的序幕。

幾天前，為一個企業(yè)家群體做小規(guī)模演講，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說：“憑什么扔垃圾要我走500米，關鍵是，為什么呀？”當我花了4分鐘為他講完之后，他說：“明白了，我可以去做。”

垃圾分類要講道理，不能愚民，不能蠻干。這個年輕人促使我再次去思考，并試圖講清楚一些基礎性問題。比如，什么是定時定點，以及為什么要定時定點。

先說“定點”。小區(qū)的垃圾投放點是固定的，你買房子的時候它在哪，基本上就一直在那兒。在上海此輪垃圾分類的語境下，“定點”的真正含義，不是“確定點位”，而是“減少點位”。從上海小區(qū)的實際情況看，減少點位的方法有兩種：在高樓，需要把每層的垃圾桶撤到地面某個點位；在多層住宅區(qū)，需要綜合規(guī)劃，大概按照200-300戶一個點位的原則，重新布置點位。

再說“定時”。在我的理解里，它的真正含義不是“確定投放時間”，而是“減少投放時間”。如何減少，理應由大家共同確定。

因此，定時定點的真實含義，應該是“減時減點”。那為什么要“減時減點”呢？我這里試著從人的行為轉變所需要的條件、物業(yè)管理難度和管理成本幾方面來表述。

首先，垃圾分類投放是社會公共行為的轉變。對整個社會而言，實現(xiàn)這個轉變，需要足夠的時間準備、學習、提醒和監(jiān)督。在垃圾分類以前，人們是“匿名”投放垃圾；在垃圾分類開始初期，則要轉變?yōu)椤爱斆婊被颉皩嵜蓖斗爬獙崿F(xiàn)人的行為可以被監(jiān)督，居民扔的垃圾可以被追溯。如此，一個城市的市民才能逐步養(yǎng)成垃圾分類的習慣。

實現(xiàn)這個過程，需要兩個條件：一，需要一個物理場域，一個地理空間；二，需要有人（一般是志愿者）去做講解或進行督促。

設想一下，一個1000戶的小區(qū)，有10個垃圾投放點，開始垃圾分類之后，每個投放點早晚得有志愿者進行值班督導。如果1個點位每天早晚2名志愿者值班，該小區(qū)一天就需要20名志愿者，一周需要140名志愿者。假設這些人每周值1次班，按3個月的值班周期，他們需要值班12次。在一個1000戶的小區(qū)中，居委要找到140個能做12次值班的志愿者，難度可想而知。

再做個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如果這個小區(qū)只有2個投放點，它所需的志愿者就只要28個。如果能招募56個志愿者，每個志愿者的值班頻度就只有6次。這個難度，對居委而言，是可以承受的。

人的行為改變，需要志愿者指引和督導。這個例子要說明的是，一個小區(qū)點位越少，小區(qū)招募到足夠志愿者的壓力就越小。

以上是從垃圾分類前期，需有足夠力量來督導行為改變的角度，去看定時定點的必要性。從社區(qū)長效管理的維度看，定時定點更是必要的。

從社區(qū)管理看，垃圾分類后，如果保持同樣點位，小區(qū)垃圾的種類和桶的數(shù)量驟增，垃圾分類駁運、二次分揀、居民溝通就會給保潔員帶來很大工作量，對既有工作流程形成挑戰(zhàn)，物業(yè)對保潔員的管理更為困難。而如果點位大量減少，新增的垃圾分類工作，和減少的點位管理和收運工作形成對沖，保潔員的工作量可以維持正常水平。

從管理成本看，減少點位后，保潔員工作量微增或不變，物業(yè)公司在不增加保潔員的情況下，可以維持正常運營水平，不至于向業(yè)委會提出增加物業(yè)費的訴求。

從小區(qū)外在環(huán)境來說，點位減少帶給社區(qū)直接的利益，就是美觀度和整潔度增加，居民對小區(qū)滿意度提升，甚至有垃圾分類后房價平均上漲幾百元之說。